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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呐喊〉自序》一开始，鲁迅就坦陈自己创作《呐喊》的缘由：年青时做过很多梦，大部分都忘却了，但有一部分怎么也忘却不了，这一部分不能忘却的梦，就促成了《呐喊》的创作。这些不能忘却的梦中，最核心的部分自然是他在东京时期所确立的“立人”的志向。但在东京的失败和《呐喊》的创作之间，鲁迅还得苦熬一段寂寞的时光。
1909年8月，鲁迅从东京回到浙江，最初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一年后回家乡绍兴府中学堂教生物学并兼任监学，辛亥革命爆发后担任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真正改变绍兴的政治空气和思想氛围。1912年，在接到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后，鲁迅赴南京教育部任职。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鲁迅也随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然而，公务员的生活并不理想，尤其在袁世凯的治下。袁世凯担心自己的统治不稳，布控大量特务监视官员的言行。为了逃避特务的迫害，北京的官员们渲染各自的嗜好以示自己不关心政治，有嫖赌蓄妾者，如蔡锷迷恋小凤仙，也有沉迷古董书画者。鲁迅既无嫖赌嗜好，也没钱收集金石古玩，只好买些石刻拓本，每天在自己院子的老槐树下抄古碑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对于一个对国家民族有强烈振兴愿望的人来说，这样的苦闷可想而知。鲁迅那时自号“俟堂”，用周作人的解释，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人生的转机来源于老朋友钱玄同的一次造访。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后来成为一份影响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杂志。但当时的情况没有如此乐观。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陈独秀于1916年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此北迁。胡适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正式提出白话文运动和文学改革。随后，陈独秀亲自撰写《文学革命论》以为呼应。现在说起这些事件自然让人有心潮澎湃之感，但当时真正激起多少反响不得而知，至少按鲁迅的说法，“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青年》的撰稿人之一钱玄同登门向鲁迅约稿。
《新青年》杂志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生动地记载了这次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的会面。在鲁迅日常抄古碑的老槐树下，钱玄同一边翻着他那些古碑的抄本，一边向鲁迅发问。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这里的确涉及了一个鲁迅无法解决的难题：他确信打不破这“铁屋子”，是因为亲身体验过其艰难；但到底能不能打破，这是一个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问题，换句话说，你的失败只能说服自己打不破，但无法用自己的失败来抹杀别人对于未来的希望。有学者曾经总结过鲁迅独特的逻辑，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希望》）。也就是说，鲁迅认为希望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思维彻底的鲁迅认为绝望也是虚妄的，也是不存在的，那绝望不存在，负负得正，岂不说明还是有实现希望的可能？而最终说服自己为《新青年》写作也是基于此种逻辑。这种说法自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逻辑只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他是一个无比悲观的人，又是一个时时能燃起希望的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大抵如此，李白当年不就一面厌恶官场，认为奸臣当道、抱负难施，一面又如子牙垂钓般渴遇明主？有多深的绝望，自然说明有多强烈的希望。
而鲁迅重新开始文学活动的直接动因出于两点：一是因为他无法完全忘却以文艺立人的梦。这是他曾经放弃学医、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起点。他一方面依然为失败的预感所缠绕，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驱除文学启蒙的冲动，既然如此，何不写写看？二是因为他同情《新青年》主将们的遭遇。他自己曾经一腔热血主张以文艺立人救国，但旗帜才立众人便“作鸟兽散”，如今这些人同样遭遇了这样的寂寞，所以他“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李宗刚以极富激情的笔吻谈到钱玄同向鲁迅的这次约稿：“从新文学的发生来看，早在20世纪之初，鲁迅等文化先驱的地位已初步确立起来，只不过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大展宏图的舞台。这就像一条被阻隔了的河流，从奔腾不息的河流潜入地下，并不意味着它就此销声匿迹。当现实具备了奔涌的条件时，它便会从潜流重新复出地表，再次喧哗着奔流而下，最终汇聚成一条波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