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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新台门周家。这时期的他既不叫鲁迅也不叫周树人，小名阿张，学名樟寿，号豫山，后改豫才。此时的鲁迅还感受不到人世的艰难，因为他的家境算是相当不错。周家是耕读世家，祖父周福清中过进士，外放过知县，鲁迅出生时他正在北京做着七品京官，虽说品级不高，收入不多，但放在绍兴当地算是官宦之家。据鲁迅自己回忆，家里也不愁生计，“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
在《朝花夕拾》这本回忆性散文集中，我们能感受到鲁迅童年生活的平静和快乐：宁静的夏夜，他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他猜谜、讲故事；告假回家的保姆长妈妈，回来后给他带来四本心爱的宝书，里面有人面的兽、九头的蛇；在冬天的百草园里，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条长绳，然后远远地牵着，等着鸟雀来啄食，然后罩住；即便在号称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也能够趁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东西蒙在小说的绣像上画画。
家庭的变故发生于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于当年2月病逝，按制祖父回乡丁忧。恰好在同月，朝廷因庆祝第二年的慈禧六十大寿，加开了一次恩科乡试，也就是意味着全国的秀才们多了一次考举人的机会。对周家来说这个机会尤其可贵，因为浙江省的正主考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周家亲友有应试的都来托周福清打通关节。应该说，在晚清官场卖官鬻爵、科场舞弊已然成风，而鲁迅父亲刚好也要应举，所以周福清带着亲友凑出的一万两银票和附有六位考生姓名的信函拜访自己的同年。因投递信函的仆人鲁莽，事情败露，周福清被捕入狱。在清朝，科场舞弊的处罚极重。祖父一开始被判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后来免于勾决，但依然被关于杭州府的牢狱中。祸不单行的是，祖父还在牢狱中，父亲又一病不起，治了两年，在1896年10月去世。
这场变故对鲁迅的打击是多重的。首先，家里的经济状况从此一蹶不振。为祖父案件疏通关系所费巨大；祖父在杭州府坐牢的种种花销也由家里开支；父亲生病的几年中到处求医问药，耗费不小，也最终没能挽回性命。就这样，家里的一点产业全被质卖。其次，在家道中落的过程中，鲁迅感受到了人心的凉薄。鲁迅在自传里写过，祖父科场案刚起的那段时间，他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被称为乞食者。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及这件事：“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所以，鲁迅才会感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再次，家道的衰落直接影响了鲁迅的人生道路。因为经济困窘，家里已无力供鲁迅走正常的科举之路，而他又不愿做幕友或商人——这是绍兴没落子弟常走的两条路。最后，他只能选择去南京投考新学堂，这在当时被“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
绍兴鲁迅故里百草园（供图签约供稿人\视觉中国）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现在往回看，或许会庆幸地认为，如果没有周福清的科场案和入狱，如果没有鲁迅父亲的一病不起和最终离世，如果没有家道中落后周边亲友的人情凉薄，那阿张或者周樟寿就可能成为不了周树人，更别说鲁迅了。但对当时的鲁迅而言，他看不到未来是什么，唯一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人生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