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意识和共同潜意识状态及精神交互

莫雷诺关于这个主题的两段论述特别值得关注。在第一段中，他说道：

根据定义，共同意识和共同潜意识状态是伙伴们一起经历和产生的状态，因而能够再次被共同产生或呈现出来。共同意识或共同潜意识状态不可能是某个单独的个体的属性。它是只能经由共同努力而重现的共同财产。（Moreno，1994（1946））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按照莫雷诺的说法，共同意识和共同潜意识超越了个体精神空间的界限，同时属于各个不同的个体，由于这些个体的关系中存在稳固的亲密性，因而能够共同创造出它们来。它们可以被这些个体再次体验和呈现，也适用于与这一系列情感、感觉和信念有自然相关性的其他个体。它们构建出一种关系维度，导致了莫雷诺（1994（1946））所称的精神交互，亦即一张相互连接的意义、特定方式的存在和建立关系的方式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由两个或以上的个体组成，可能无法被意识到。

这些观点与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后者指出，正是镜像神经元负责着现在我们所说的主体间性的复杂状态。事实上，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主体间性建立在个体之间通过潜意识的运动神经共振机制来传递精神活动的过程的基础上（Hug，2008）。当个体执行动作、表达情感或体验感觉时，就会通过由镜像神经元系统介导的自动过程在观察者身上激活同样的神经回路。这种共同激活提示观察者具备对感觉、情感和动作进行自动模仿的功能机制，这便构成了理解另一个体心理和潜意识交流的一种可能的生物基础（Gallese，Eagle，& Migone，2007）。

共振现象是由个体和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激发的。共享表征（shared representations）的形成（有时在意识之外）构成文化凝聚的核心，这是共享人类情感的基础（Fleury & Hug，2008）。个体之间情感的自动共享是社会认知和共情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中一个个体的情感表达引导着另一个个体的主观和生理体验，从而产生两个人和团体之间维持情感交互的一种相互依赖的社会指导（Decety & Meyer，2008）。

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由儿童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介导的机制，这种机制将新生儿的感觉和动作执行结合起来，这样儿童和他的照料者就能通过隐性的情感交流来相互调节对彼此的影响（Fleury & Hug，2008）。在对还不会说话的宝宝（4～12个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斯特恩（Stern）和同事们（1984，引自Stern，2007）得出结论：母亲和婴儿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情感和谐”（affective harmonization）的状态。贾菲（Jaffe）等（2001，引自Stern，2007）描述了两者在某段时间内存在着一种“有节奏的结合”（rhythmic binding），这意味着不仅一方可以捕捉另一方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而且相关的体验之间还具有一种同步性。这种同步性自动形成的，参与者并不会意识到，它创造出一种在一起（togetherness）的共享体验（一种精神交互现象），从而建立起安全的依恋（一种内在精神结构）。

此外，那些分析个体之间交流的神经生理基础的研究者似乎一致认为，从出生开始，婴儿就具有一种相互敏感的心智（mutually sensitive minds）。弗勒里和胡克（Fleury and Hug，2008）对一些研究进行回顾，发现婴儿大脑最初的发育主要发生在右侧大脑半球，而在这里，与情感、关系和依恋（潜意识过程）相关的早期过程被储存于学习和记忆的内隐领域中。之后，在学习和记忆的外显领域，左侧大脑的发育加快，这与婴儿的言语发育，以及对婴儿文化适应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关。儿童的全面发育体现在这两部分大脑半球的整合上，而这是通过胼胝体来完成的。

因此，按照莫雷诺的观点，由于共同潜意识是在个体中聚集而成的，它会产生如下状态：共同性质和特点的移动聚集。这些性质和特点部分是有意的，部分是偶然地被组织起来。它们构成了关系结构的基础，一种个体共享的矩阵，同时会在人们身上（内部）留下共享经验的痕迹和碎片，并且留存为故事、神话和文化传统，从而超越了实际的个体本身。它不仅包含了家庭内的关系模式，还有其来自社会和文化经历的意义。

在心理剧中，矩阵的概念总是与地点（locus，在哪里）和初生状态（status nascendi，什么时候）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精神现象出现在某一空间-时间中，遵循一定的关系运动，通过此运动，某种运行方法（modus operandi，如何）被属于同一家庭、同一社会团体或同一文化的个体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种更深刻的现实，其中两个或更多个体的潜意识状态与共同的潜意识状态系统联系起来”（Moreno，1994（1946））。

当这个过程被用以描述维持婴儿的发育、其关系内的情感学习过程，并且是通过对维系生命十分重要的角色起作用时，那么这种矩阵就被称为身份矩阵：

在喂养的环境下，给予食物的人（供者）的主动角色由辅助性自我（母亲）承担，而接收食物的个体的角色由接受营养的婴儿扮演。通过给予食物，母亲会让自己初步适应和孩子有关的动作，这些动作具有一致性。反过来，孩子通过接收食物也在适应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内在一致性。此种互动的结果便是某种相互角色期望的交互模式成为未来婴儿和其辅助性自我之间所有角色扮演的基础。（Moreno，1994（1946））

祖雷蒂（Zuretti，1998）把在同一空间和时间将两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分娩，看成主动共同潜意识过程的开始，从而确认了正是这些角色相互期望预示着参与者均未意识到的共同潜意识的状态，这种相互期望是互补而协调的。实际上，少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就不存在了。

在他的第二段论述中，莫雷诺（1983（1959b））超越了原先的视角，更具体地定义了此主题。他写道：

我们需要改变潜意识的含义，去寻找一种对位法（作曲中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曲调组合在一起，成为一首乐曲），它能够将A潜意识中的所有事件与B潜意识中的所有事件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寻找以此种方式构建的概念，即它们的存在并非来源于某一个体精神的阻抗，而来自更深层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不同个体的潜意识均交织于某一共同潜意识之中。

举个例子，如果共同潜意识是音乐的对位法，能使两个或者更多个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且彼此融洽，那么在真实的关系中，不同个体的共同潜意识状态之间就需要有一种功能的互补性。为了让每个人能以这样一种联合和有组织的方式去贡献，需要有一个结合因子。费雷拉（Ferreira，1963；Penso，Costa，& Ribeiro，2008）认为通过规则、信念、角色和仪式的形式而代代延续的家庭神话是一种帮助家庭团体应对破坏和混乱威胁的防御机制。因此，作为这种家庭集体创造的结果，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努力确保来自过去的危险、恐惧、秘密和羞耻在此时此地的关系中始终不被看见。接着，第二种要素出现了：由于此关系中的成员无法处理这些内容和过程，他们会有组织地遵循某种特定的方式去回避家庭、社会或文化的现实，这种回避取决于这些内容和过程对自体来说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种回避会造成家庭防御，或者从更广泛的系统来说，文化防御。

过去经历赋予的相对稳定而复杂的含义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存在的贫乏感。作为一种预定的重复游戏，它使得彼时彼地的问题依然“活着”，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损害对此时此地关系的自发体验为代价的。这些“活着”的议题，被共享为共同潜意识状态，促使个体潜意识地不断重复过去的一切，不仅是那些来自个人的议题，还包括那些来自家庭和文化的议题。在安瑟兰-舒占伯格（2007）看来：“不止罪恶、过失和错误会未经处理地一代代传下去，那些未解决的创伤、未哀悼的丧失、家庭或个人的秘密，以及任何未竟的事情同样如此。” YcJJmTmvym2nme3o/vH9RHwgvFOdSXw+XtUFLvsuBUcCYVmC5RGRnk7GP5t9jh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