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通行，但人们也普遍把其作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至少早在宋代，中国城市的商业活动就非常活跃，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街头是除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而且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丰富的街头商业文化。

在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头月市，这成为重要的街头商业和庆祝活动，人们可以在一年内参加12个月市，灯市、花市、蚕市、锦市、扇市、香市、宝市、桂市、药市、酒市、梅市、桃符市。尽管我们对月市的起源并不清楚，但在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中对这种街头市场便有了生动的描述：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

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成都月市竹枝词”24首，每个月市两首，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商业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在这些月市中，花市最为热闹，当春天来临，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称：

青羊宫里仲春时，

赶会人多密似蚁。

沿着锦江，行人、马车、轿子络绎不绝，数百花店设摊卖各种奇花异草。成都人喜爱花草，当花会来临，“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花会特别吸引着妇女，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犹如节日，一首竹枝词中的妇女便“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花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商品交易会，那里“货积如山色色宜”。

除了这些特殊的集市，成都居民把街头变成了日常的市场。商人、小贩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一些街道变成了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据一个西方人观察：“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有的街由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分别充斥。”

纱帽街经营各种戏装行头，因而优伶们是那里的常客。小东门街、娘娘庙、安顺桥则是买花、卖花的去处，人们去附近庙宇进香献花都在此购花，据说每天可售花千篮以上。刻字匠集中在盐道街，裱画师在藩司街，丝绸店集中在按察司街，会府为古董店，各种铜、木以及瓷佛像有售。棺材店多在东门附近的水井街和双槐树街，有二十几个之多。许多由此而来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

学道街则是书商的中心。日本人米内山庸夫在他的《云南四川踏查记》中描述了他怎样在学道街购得82套关于四川、西藏和长江的地理方面的书。东门外的一洞桥为成衣市场。一些著名的店铺也出现在竹枝词中，如草药铺纯仁堂，出售眼药膏的半济堂，出售高档中药的同仁堂等。有首竹枝词称：“试问谁家金剪好？无人不道‘烂招牌’”，就是说有一家叫“烂招牌”剪刀铺的剪刀质量最好，以这个作为店名，无不反映出成都人的幽默。

但在成都更多的是游动商贩，他们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街头就是他们的市场，就是他们的谋生地，他们的货摊可分为行摊、坐摊和地摊。他们也有同类打堆的习惯，如鼓楼街卖杂货，会府收破烂，布政衙门前居然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吴好山的《笨拙俚言》中的竹枝词为证：

鼓楼杂货别街无，

会府收荒破烂俱。

布政衙前全扯谎，

人山人海是江湖。

当夜晚来临，交通不再拥挤之时，一些街道又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东大街的夜市颇负盛名，从城守衙门绵延到盐市口，到20世纪初甚至扩展到走马街、青石桥以及东御街。商贩们在那里出售百货，顾客行人摩肩接踵。毫无疑问，夜市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以前商铺都在夜幕降临前打烊，在夜市的带动下，许多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

夜市上经常有一些奇怪而滑稽的事发生。1909年《通俗日报》上有一篇题为“夜市上有人卖人脚板”的报道十分有趣：文中说记者在夜市上看到一个货摊上摆着一双人脚，由于上面敷满泥，看起来很像一对熊掌，他感到很惊奇便凑近仔细观察，才发现那是正在打瞌睡的守摊学徒的脚，因而叹道：“店主雇如此学徒，怎可赚钱？”这篇报道不仅描绘了夜市的众生相，亦再次显示了成都人无处不在的幽默感。

街头不仅是市场，实际上也成了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繁华商业区后面的居住区，成了产品的生产地。来访的西方人发现，在小街小巷总是民居和作坊间杂，而且“在每一居所总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卖”。而且，像暑袜街和红布街这些街道的名字，也反映出那里生产产品的种类。一首关于红布街的竹枝词吟道：

水东门里铁桥横，

红布街前机子鸣。

日午天青风雨响，

缫丝听似下滩声。

美国地理学家哈巴德（G.D.Hubbard）也注意到丝织是成都的“大工业”，有着“成百的织布机”。纱帽街既卖又做帽子，帽店和作坊密集。在这些作坊里，妇女纺棉纱或丝线，或刺绣、编织、缝纫，或做玩具、焚香、纸花以及上坟的纸钱；男人则编凉席，做木盆、桶、篮子、鸡毛掸子，或织布、织毯、绣轴、幌子，或做铁、铜、银的物件和饰品，或与女人同做手工。小孩从8岁甚至小到6岁便成为帮手，他们从事纺纱、清理鸡毛、磨光木头、混合香料以及其他对技术没有要求的工作。这些家庭作坊的产品在其拥有的小店出卖或由其家庭成员沿街兜售。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商品已渗入中国，但土产仍在地方市场居主要地位，“商铺中橱窗展示的多是中国产品”。而且成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服务机构诸如汇兑、银行等业务都由中国人控制。这与中国沿海地区受西方经济的巨大影响，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成都地理环境使然。长江三峡的险峻使船只由长江下游溯水而上非常困难，每年许多船倾覆，造成运输成本非常高，由此阻碍了西方对长江上游的开发。直至19世纪末，第一艘西方轮船才成功地到达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重庆。

随着市民对街头和公共空间使用的扩张，商业文化也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商业文化反映在商店的匾额、装饰、商品陈列、店铺与顾客关系、财神崇拜、工匠工作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商业语言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写道，他十分吃惊地看到成都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数月以来，觉目中所见，不似一丛乱草，尚有成都规模者，此为第一”。

几乎在同时，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也描述了成都的街道和商铺：“这个城市有着宽阔的路面，整齐的街道，各街呈直角相交，店面看起来比中国其他地区美观，特别是摆放着精细的金银制品的珠宝店和存列闪光蜀锦的绸缎店。”商业文化经常反映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和社会传统。几乎每个商店都供奉财神，每天早晚店员都要敬拜。这些店铺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正如英国植物学家E.威尔逊（Ernest Wilson）描写的：“漫步成都街头，人们从各行业可领会到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商店的“金光漆亮招牌竖挂着，上面艺术体的大字显示店名和经营范围”。

前面提到的东大街是成都最重要的商业区，许多外国旅行者都记录了其繁盛。如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其旅行记《巴蜀》中赞道：东大街“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眩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1892年美国传教士哈特维尔（G.E.Hartwell）从东门进入成都，后来他写道：“沿东大街而行，从发光的油漆柜台和绚丽的商品陈列，看到了繁荣和祥和，并逐渐意识到在这个西部城市居然有着一条如此干净、宽阔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长江上溯漫长的旅途中，有此发现使我感慨万千。”

商人和小贩总是尽可能扩展他们使用的街头空间，店铺以其招牌、幌子、货摊、桌椅等把它们的“势力范围”伸展进入街道，那些招牌和幌子跨越街道两边、重重叠叠。这种场景亦成为城市景观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保持着相互协作的传统，如夏天各商铺都统一行动搭凉棚以避酷暑，一首竹枝词记载了这种活动：

万商云集市廛中，

金碧辉煌户户同。

春暮日长天渐热，

凑钱齐搭过街棚。

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展示了这样的街景。

派伙计挨家挨户地去推销商品是另一种增加销售量的策略，那些店铺经常派出推销者到大户人家去找生意。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赵尔巽档案》中看到一本《稽查出入门簿》，记录了每个到四川总督宅推销的访者，仅在1909年的某两天里，就有20个商家去推销过商品，包括时钟、丝绸、帽子、纸张、毛笔、煤、油、药物、衣服、食品杂货、皮毛和银器等。可见那个时候总督大人的私宅也并不那么戒备森严。

20世纪以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没有城管对他们进行限制，或掀翻他们的摊子，或没收他们的商品。由于街头远离官府的控制，这给予人们分享这一空间的机会，居民们尽其所能地使用街头。小贩们聚集在街头招揽顾客，这些小贩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活力，无数的平民以此为生。我们可以想象，在传统中国城市中，如果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多少人将失去生计。如果这个城市没有了小商小贩，日常生活将变得多么不方便，城市景观将变得多么枯燥乏味。 VbB3mIHcPpbUGQmPW4/i56ZUv5mVJ/IXSBdo3ZmTsfxaYkif9SGB07ITz23ne9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