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城市几乎都有城墙，但是今天几乎消失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竭力拯救北京城墙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成都的城墙虽然没有北京的那么有名，但是因为集三座城墙为一城而具有特色。如今，它们都已经远去，仅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过去的成都城墙是城市中最显要的建筑，环城22.8里，有城楼4座，城门4座，墙厚1.8丈，高3丈。东西门相距9.3里，南北相距7.7里。根据同治《成都县志·城池》：“乾隆四十八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奏请发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即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城楼顶高五丈。”

1923年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地理学家乔治·哈巴德（George Hubbard）对成都城墙的描述是：“像大多数其他中国城墙一样，这个城墙并无特别之处，但这项工程代表着海量劳力和材料的使用。从外面看，它是一座底面为4～8英尺，顶面约为2英尺，有30～4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齿形缺口，即射击的孔。里面是第二道墙，有40多英尺高，没有连接为一体以便于防守时卧倒。这座墙也是用石头和砖做成，但以砖为主。内墙比外墙约矮6英尺，且顶部平滑。内外墙之间，土填至内墙的高度并成一定的斜度，上面砌有石板和大块砖。在墙的转角处真可谓一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外廓以石头和砖覆盖，外墙留有孔道以便射击和观察敌人。”

城墙是成都最高的建筑，站在上面可鸟瞰全城，“屋顶覆盖每一寸土地，犹如一片海洋，尽收眼底”。城墙起着保护城市和控制其居民的双重作用，但是与其修筑的初衷大相径庭的是，城墙还成为大众娱乐的场所。除了人们经常把城墙作为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外，成都的许多节日和庆典活动都在城墙上举行。

在整个清代，四个城门是成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东门称“迎辉”，南门称“江桥”，西门称“清远”，北门称“大安”。四个城楼也分别有名称，东门城楼称“博济”，南称“浣溪”，西称“江源”，北称“涵泽”。地理学家章生道曾研究中国城门的文化含义，指出东、南、西、北门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南门象征着温暖和生命，北门却代表着寒冷和死亡，盛大的庆典和仪式总是在南门或南郊举办，北门或北郊却与军事有关。城门通常在黎明开启，在晚间关闭，门卫盘查过往行人。关闭城门的时间随时代的推移也有变化，从傍晚6点半延到7点半，再延至11点。1928年以后，城门在夜间不再关闭。

成都城市布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城之内另有两个小城——满城和皇城，而且这两个小城都有自己的城墙。一首竹枝词描述了从市中心的鼓楼眺望所观：“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即皇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满城坐落在成都西半部，为满营驻地和满人聚居处，据晚清文人傅崇矩的观察，满城的形状有如蜈蚣：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那个时候的满城，“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英国女旅行家I.伯德（Isabella Bird）在19世纪末到达成都时，她“从西门进入，穿过宏伟城门和绿树成荫的路，来到满城。满城是一个空旷的、到处是有围墙的菜园、树林环绕的地区，房屋大而破旧。街上的一些商店招牌写有满文”。

处于成都城市中心的皇城是汉朝遗址，明代时重建，为另一座城墙和御河环绕。皇城的北门称“后子门”，东门称“东华门”，西门称“西华门”，南门为正门。我核对了手头所有资料，包括一些旧地图，没有发现南门的名字。在一些旧地图中，南门仅仅被称为“皇城”。但是，在明朝，南门又被称为“端礼门”。一首19世纪中期的竹枝词称：“蜀王城上春草生，蜀王城下炊烟横。千家万家好门户，几家高过蜀王城？”皇城中心是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便在此举行。

皇城城墙为矩形，也有四个城门，显出历尽沧桑的古旧气派。正门前有一巨大的石牌坊，上有康熙皇帝手迹“为国求贤”四个大字。

在清覆灭之后，是保留还是拆毁城墙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过程中，城墙一般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经过晚清和民国初期的改革和重建，成都大城和少城的旧城墙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随着人口的增长，四个城门已无法承担起交通枢纽的重任。人们开始抱怨城墙的种种弊端，有些人甚至认为旧城墙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他们的理论是：文明各国，大都无城墙，拆了城墙，有利于交通，促进商业发展。他们认为城墙是“闭关自守时代”的产物。这种认识，是与当时人们“新亦优”、“旧亦劣”的观念共存的，所以这种主张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有人提出成都至少需要八个城门，还有人建议拆除所有的城墙。

1913年，位于西较场附近的通惠门（又称新西门）开凿了，它沟通了青羊宫和少城公园这两个成都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并由此开启了城墙消亡的历程。城墙的其他部分也被凿开，允许人们进出。1915年，位于东较场的武城门建成（又称新东门），连接上莲池街和下莲池街的复兴门（又称新南门）也于1939年打通。

除了城市建设对城墙的巨大破坏外，市民也为进一步毁坏这个古迹助了一臂之力。偷城墙砖的活动可以说是在日夜进行，城墙成为人们取得建筑材料的最佳场所。旧城墙被挖得千疮百孔，几乎没有人理睬它在那里垂死呻吟。城墙中有许多从汉代到明代的古砖，上面饰有美丽的浮雕。因而，所有的人，不论是居民、士兵还是军阀，也不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都把古城砖拿回家去建房、铺街或修下水道。那些达官贵人更是贪婪地将城砖运回去装饰他们富丽堂皇的宅邸。

1913年，在开凿通惠门的同时，城市当局拆除了少城的城墙，将“大城”和“小城”连接起来。1917年的巷战，二千多名士兵占领了皇城，并把它当作堡垒使用。

不过在民国时期，皇城最终还是逃脱了被拆毁的厄运，1917年四川省政府进驻此地，后来好几所学校又搬了进来。1919年，四川省政府及时阻止了皇城的拆除工作，并将其列为历史古迹。皇城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拆除。它虽然在战争的炮火中幸存下来，却在思想的“革命”中被彻底摧毁。当今天我们经过成都人民南路广场，看到模仿人民大会堂的方形宏大建筑和毛泽东挥手的巨型塑像，有多少人会知道那就是有上千年历史的皇城遗址，又有谁会为之发出一声遗憾的叹息？成都城墙的坎坷经历，折射出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也反映出传统的生活方式日渐消失的必然命运。 cQKFGNSVoePBz54DxYTWC/E11+sLPAeWJrDTOzyKVzEoSWm3ZpGA4x7s62qYyY8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