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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是人类神话的重要主题之一，我们熟悉的女娲补天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灾害神话。《淮南子》讲道：远古之时，支撑天的四根柱子轰然倒塌，大地也崩裂了，天无法覆盖地，地也承载不了万物。地上绵延的大火无法熄灭，洪水泛滥不止，猛兽到处吃人，凶禽袭击老弱。关键时刻，女娲挺身而出，用五色石修补天的漏洞，把大鳌的足砍下来当成擎天柱，堆积芦灰以抵御洪水的冲击，斩杀黑龙，平定叛乱，为百姓开创了一条生路。这里描述的其实是一次严重的地震以及地震引发的山火、洪水等次生灾害。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如此严重的地震几乎断绝了民众的生路，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段记忆后来就以女娲补天的神话形式流传下来。
除了地震以外，水灾、旱灾、火灾和瘟疫都是先民常常遭遇的灾害。如何抵抗这些灾害呢？除了及时躲避，力所能及地挽救生命之外，先民还将救灾的希望放在神灵身上，创造出诸多掌管灾害的神祇。他们在解释灾害发生的原因，记录灾害发生的过程，描述掌管灾害神祇的行为等方面的神圣叙事，就是灾害神话。
瘟疫神话是重要的灾害神话。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先民常与那些被称为“时疫”或“瘟疫”的恶性传染病正面遭遇。可怕的瘟疫不仅使先民感到恐惧，也引起他们的种种猜测、解释，由此产生了瘟疫神话。先民创造瘟疫神话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解决之道，比如解释瘟疫产生的原因和传播的途径，寻找治疗疫病、挽救生命的诸种办法。可以说，瘟疫神话反映了先民与瘟疫顽强抗争的历史。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所指的“神话”是广义神话，涵盖了所有关于神、鬼、精怪的幻想叙事，而不是狭义的仅指向神的早期叙事。
作为神圣叙事，中华瘟疫神话具有丰富的内容，除语言叙事形态之外，还包括仪式叙事形态与图像叙事形态两种。前者有祭瘟神、驱瘟神的仪式，后者有瘟神祠庙、瘟神塑像与画像等。它们共同呈现了独特的中华瘟疫神话。
中华瘟疫神话具有重要的功能与意义。
第一，中华瘟疫神话传递了防瘟避疫的中华经验与智慧。如《山海经》中精怪散播瘟疫的神话反映了先民对于野生动物传播疫病的粗浅认知，颛顼三子的神话表达了先民对于瘟疫的人际传播特点的初步了解。其中不少传授治瘟经验的神话融入传统节俗，借助仪式化的节日强化了防瘟避疫的观念及效果。
第二，中华瘟疫神话表达了先民面对恶性传染病时富有哲学意义的思考。例如赵公明由瘟神向财神的转化，表达了否极泰来的朴素辩证思想。又如，颛顼三子传瘟神话与方相氏驱疫神话是一对具有因果关系的神话，先有三子传播瘟疫，才有方相氏驱逐疫鬼，这种设定反映了万物相生相克的思想。上述两种观念都展现了先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也不放弃希望的乐观精神。
第三，中华瘟疫神话传承了中华传统道德理想，为瘟疫大流行时期的社会提供了精神动力。在为寻求治病之药不惜遍尝百草而最终毒发身亡的神农氏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而在鞭巫毁庙的抗疫神话中，我们看到了追求对症治疗的科学精神。牺牲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中华传统道德理想的两大支柱，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第四，中华瘟疫神话也体现了先民对瘟疫进行社会管理的思想。在西王母神话中，先民将人类自己设立的刑罚与上天降下的瘟疫之灾统归西王母掌管，体现了他们试图将瘟疫纳入社会管理体系，进行有效防控的初步设想。而瘟鬼献方神话则表达了即使在传染病大流行时期也要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管理观念。
总的来说，中华瘟疫神话不仅在先民与瘟疫抗争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当代依然有重要影响，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需了解古代瘟疫神话的重要原因。
瘟疫神话虽然属于灾害神话，但与其他灾害神话又有明显区别，给人类带来瘟疫之灾的是具有生命，能自我复制且不断变异，与人类共同在地球上生息繁衍至今的致病性微生物，而非水、火、地震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或现象。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瘟疫神话除了讲述先民预防、隔离与驱除瘟疫的故事之外，也讲述了作为生物的人如何认知、处理与致病性微生物的关系。当然，由于古人的认知水平有限，他们的叙事往往充满了奇幻色彩，致病性微生物在神话中常常以瘟神疫鬼的形象出现。
在多数瘟疫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将瘟神疫鬼视为对立面，想方设法征服、战胜瘟神疫鬼的叙事。这部分瘟疫神话数量比较多，本书所选的瘟鬼献方神话、徒手捉鬼神话都属此类。
在某些瘟疫神话中，瘟神疫鬼甚至成为人类的代言人，帮助人类完成他们无法完成之事，比如《夷坚志》就讲了瘟神除暴安良的神话：
宋代南城人陈唐、陈霆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恶棍。一天，陈唐梦到自己被押到城隍庙，城隍爷问明他的身份后，就命鬼吏将他押到张大王庙。到了张大王庙，陈唐一下子就醒了。他将此事告诉妻子，对这个梦很恼火。那张大王不是什么正经的神，而是当地的瘟神。没过几天，陈唐全家都染上了瘟疫，陈唐、陈霆兄弟俩七窍流血而死，陈唐的母亲、妻子，陈霆的儿子及所有的奴仆，还有与他们来往的亲戚，甚至是为他们治病的尼姑、巫祝等二十多人也都染上了瘟疫，不久全死了。
虽然在今天看来，陈家这些人大概是死于急性传染病，但这则神话在古代却被作为瘟神处罚恶鬼的神话而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另外一些瘟疫神话中，我们还看到人与瘟神达成一种较为和谐的关系。清朝乾嘉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袁枚在笔记小说《子不语》中记录了一则“苏耽老饮疫神”的神话：
杭州有一位生性滑稽的人叫苏耽老，喜欢嘲弄人，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大年初一，不知谁画了一张瘟神像压在他家门口。苏耽老看到画像后哈哈大笑，把瘟神画像请进家门，请它上座，与它一起饮酒，然后焚化了这张像。这一年瘟疫暴发，苏耽老的邻里都被传染了，争祭瘟神。那些身染瘟疫的人，像瘟神附身一般说：“我瘟神大年初一受到苏耽老的款待，很惭愧，也没有什么可回报的，你等若要我驱除疫病的话，就请苏耽老陪我，这样我才肯去。”于是，祭祀瘟神的人家都争相请苏耽老吃饭，吃得苏耽老见了酒食就犯愁，他的一家老小竟没有一个人患瘟疫。
根据瘟疫神话的叙事内容，我们可以概括出古人对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关系的三种主要认知：第一，始终处于对立关系中，人类需要不断地与传染病斗争；第二，人类获胜，制服了致病性微生物；第三，人类与致病性微生物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和谐共处。
如何处理与传染性疾病的关系，恐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华瘟疫神话反映的这三种关系或许为此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无论中华瘟疫神话讲述了怎样的故事，我们都不能忘记它被创造的初衷：剪除瘟疫，恢复安宁。阅读之旅也是共情之途，让我们开启这段除瘟驱疫的神话之旅，在体验悲欢离合的同时，领略伟大的中华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