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西方的陌生人自1015年开始侵略黎凡特的希腊人、斯拉夫人、突厥人及阿拉伯人，他们的角色不明，人数却越来越多。在这群新移民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来自欧洲西北部卢瓦尔河及莱茵河间的骑士及职业军人。他们自称法兰克人，喜好穿着盔甲，一手拿着盾牌，另一手紧抓长矛，在马背上与敌人对战。在冲击的那一瞬间，他们会倾身向前，双脚用力踩着厚重的马镫，以抵消撞击时的冲击力。

这种方式是在732年由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王室所发明， ^[1] 骑士在骑马奔驰，准备出矛对刺时，可以将所有力量贯注在矛尖。任何军事阵形都无法抵抗这么集中的力量。它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重型坦克，如果战场的地形够开阔，足以进行骑乘冲刺，只需几名装甲骑士就能逆转战争的情势。征服整个国家也只要几百名这种骑士。 ^[2] 例如追随罗伯特·吉斯卡（Robert Guiscard）的骑士（多数人来自诺曼底，包括他们的领袖），就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在1059年至1071年间，自希腊出发，征服了南意大利。罗伯特在1084年占领并洗劫罗马城，在1081年至1084年间，他向巴尔干发动战争，想染指第二座罗马城——当时仍然兴盛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来罗伯特因病逝世，而非在沙场上结束他冒险的一生。12—14年后（1097—1099年），他的儿子伯希蒙（Bohemund）及其他令人敬畏的武装战士们，将法兰克的名声宣扬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路线上的安条克（Antioch）及耶路撒冷。

除了几次挫败，例如与萨拉丁（Saladin）的圣地之战（1173—1193）或是与莱尼亚诺（Legnano）的长矛兵对战（1176年），装备齐全且受过训练的骑士仍在欧洲及地中海战役中保持优势地位，直到13世纪末期。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Sicilian Vespers） 发生之时，安茹的查理一世（Charles of Anjou）原本征服拜占庭的计划，因西西里人的叛变及阿拉贡王国（Aragon）的入侵而告终，同时也结束了骑士在地中海的支配性地位。阿拉贡军队有难以对付的弩队，他们的武器在远距离就能刺穿骑士的盾牌，即使训练精良且意志坚决的骑士也无法抵挡，这种战争有更新、更复杂的作战策略，并结合轻型防御武器（改变并阻碍骑士的进攻）、精心训练且系统性配置的长矛兵（可近距离防御），以及改良后的远程武器（地中海为弩，英格兰为长弓）。骑士在战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终于被永远推翻，但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14世纪的欧洲。骑士崇高的地位在波罗的海及多瑙河中部又继续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自罗伯特·吉斯卡1081年第一次攻击拜占庭帝国，到1282年安茹查理一世的失败，骑士轰声雷动的冲刺方式盛行了200年之久。这200年间，法兰克骑士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及黎凡特占据了最明显且崇高的地位。

但法兰克人的扩张还有一个更持久的特色。在西方的骑士仍有优越性，仍能改变无数个战场上战斗方式的时候，许多意大利城邦在地中海占据海运及商业发展的支配位置。意大利海权的兴起与骑士一连串的攻击密切相关。罗伯特·吉斯卡于1081年至1085年入侵巴尔干时，依赖南意大利及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运供给军需。虽然诺曼人攻击的目标——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皇帝阿历克塞一世（Emperor 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在位）在奥特朗托海峡（Strait of Otranto）缺乏可供指挥的舰队，但他明白侵扰或切断罗伯特·吉斯卡来自意大利的补给和增援，是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阿历克塞一世为此和威尼斯共和国签订协议，后者已占据亚得里亚海。

拜占庭帝国需要援军以对付诺曼人，这正符合威尼斯共和国的利益。像罗伯特·吉斯卡这种统治者，一旦决心攻占奥特朗托海峡两侧，就得尽快占领亚得里亚海内的威尼斯，或是强迫后者开放该狭窄的海域。一个世纪多以来，威尼斯人已能航行至埃及和君士坦丁堡， ^[3] 从远程贸易中增长他们的见闻。这种可能性显然得益于能自由进出亚得里亚海，罗伯特·吉斯卡的野心也严重威胁威尼斯的商业利益。

但威尼斯就像狡猾的商人，要求阿历克塞一世付出高价，才愿意出动海军协助，而阿历克塞一世也无力讨价还价，只好将对方的要求照单全收。在1082年的黄金诏书（chrysobull）中，阿历克塞一世承诺威尼斯共和国，进出君士坦丁堡、爱琴海及地中海的帝国贸易中心时，都能享有免税的特权。 ^[4] 这份免税的特许证，看起来似乎就像阿历克塞一世及前几任君主赋予安纳托利亚及巴尔干权贵公共事务的一般管辖权。从拜占庭的观点来看，威尼斯是帝国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如果威尼斯未被赋予上述特权，那它只是个异邦而已。 ^[5]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威尼斯的总督为民选产生，它实际上是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所用语言也和拜占庭的希腊语不同，在宗教上倾向教皇而非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它与拜占庭唯一相近的，只有地方礼拜仪式时使用拉丁语。

因此，阿历克塞一世于1082年的许可基本上和权贵以兵力或其他国家的服务换取免税权的方式并无不同。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中属于外国人，当地居民也是这么看他们的，并且很快就因为他们的财富及特权产生仇恨态度。然而，当下阿历克塞一世非常需要他们的协助。威尼斯人派出舰队抵抗诺曼人，并打赢几场战役，击沉了罗伯特·吉斯卡的船舰。诺曼人之所以在1085年自巴尔干半岛撤兵，和他们发现自己在海上的兵力无法胜过威尼斯大有关系。威尼斯成了阿历克塞一世第一场伟大胜仗的最大功臣。

但威尼斯在战争后仍持续保有1082年取得的商业特权。在接下来数年，威尼斯人的免税权让他们在拜占庭港口贸易中获得极大的利益。因此，君士坦丁堡、爱琴海及地中海沿岸的海事贸易很快地落入威尼斯人的手里。同时，他们与埃及的贸易也在扩张。威尼斯人通过埃及取得大量印度和南海的香料及奢侈品，再卖给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地带的富人阶层。他们发现可将欧洲的木材、金属及其他的粗制品送往埃及，用来支付购买东边运来的香料的费用。在1082年合约后三四十年间就产生急剧的改变，而且持续了400年。威尼斯人成为拉丁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的商业中介者，这个角色虽然曾经受到阻碍，但仍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

这种获利丰厚的生意当然也使对手眼红，特别是亚平宁半岛西部的比萨（Pisa）和热那亚（Genoa）。热那亚人的海军与商队和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同时出现在黎凡特，热那亚派了一组舰队协助十字军围攻安条克（1097—1098年），比萨舰队则紧随其后（1099年出现）。此后，这两个意大利城邦占领叙利亚沿岸许多土地，并霸占了部分十字军向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扩展领土时所攻陷的港口。十字军于1100年达成目的后，威尼斯派舰队至巴勒斯坦沿岸，协助十字军攻占海法（Haifa），确立了威尼斯在海法的贸易权及三分之一的管辖权，就像热那亚和比萨帮助十字军攻占其他城市所获取的利益一样。

然而，威尼斯人无法跟上这波潮流，他们很快就必须将所有兵力投注在对抗邻国的侵扰上。另一方面，匈牙利国王于1102年受冕成为克罗地亚国王后，开始侵略达尔马提亚，他派出军队占领斯普利特（Spalato）、萨拉（Zara）及沿岸的重要据点。这对威尼斯于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威胁，更何况亚得里亚海是威尼斯的经济命脉。

同时，威尼斯在意大利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威尼斯于1107年为了取得布伦塔河（Brenta River）的控制权，和帕多瓦发生战争，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波河（Po River）控制权而引发战争。然而当时的威尼斯还有另一个危机降临，严重的洪水破坏了位于马拉莫科（Malamocco）的旧城镇中心，迫使威尼斯人迁都至地势较高的里雅托（Rialto）。

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对里雅托的贸易动摇了威尼斯人的习惯和行为，使他们特有的模式产生松动，并促使他们对问题产生快速的反应。无论如何，威尼斯人在15年内就将他们的势力扩张至空前的规模，不再局限于亚得里亚海，而是扩张至黎凡特。

威尼斯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在1104年建立了著名的威尼斯军械库（Arsenal），这座造船厂模仿拜占庭的规划，由政府管理，专门制造战舰。后来，威尼斯军械库开始大量生产标准设计的船只。工人因专业化发展出独特的技能与效率，标准化的零件也简化了修船的难度，政府储备这些零件，并长期雇用一群专家，以便在需要时能以最快的速度指导大量工人制造出新的舰队。 的确，威尼斯军械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践了现代工厂生产线的效率及可预测性。在威尼斯军械库最强大的时期，不需一小时就能造好一艘战舰。 ^[6]

这些优势和经济显然并非一蹴而就。在1104年之后，威尼斯海军的规模和强度急剧增加。威尼斯不再依靠拼装的战舰（例如1081年至1085年对抗诺曼人时使用的战舰），他们开始可以为战争设计战舰，他们也可以在现有城市经济、材料及人力的限制下，依场合及战略的不同提供必要的战舰数量。显然这种非常理想的弹性大大增强了威尼斯的海军战力。

因此，威尼斯再次确定其在布伦塔河及波河的贸易权。自1115年开始，海军的扩张将匈牙利的势力赶离达尔马提亚海岸。到了1118年，威尼斯人成功地与匈牙利缔结休战合约（但是总督死于战争中），并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迫切的问题：恢复他们在黎凡特的贸易地位。此时，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已在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建立良好的基础，比萨人也在1111年取得于君士坦丁堡贸易的权利，虽然他们的条件比威尼斯人逊色许多。 ^[7] 从威尼斯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令人难以忍受，但当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去世，继任者约翰一世（John I Comnenus, 1118—1143年在位）登基后，情况变得更加危急，因为新皇帝拒绝与威尼斯延续1082年约定的贸易特权。

根据记录，威尼斯人在1122年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他们集结超过百艘的战舰，及其他船舰（总兵力可能超过15 000人）， ^[8] 这支舰队前进至巴勒斯坦，协助当时面临埃及威胁的耶路撒冷。

黎凡特的局势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功大大改变。威尼斯与埃及的商业交流受阻，印度的昂贵香料等物资改道叙利亚港口进入，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自叙利亚购买物品，再转销至欧洲。威尼斯人在海法的贸易并不兴旺，或许是因为这城市的物资早被其他城市占用。威尼斯人在1122年集结如此惊人的舰队，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重建他们在香料市场中的规模。

威尼斯人抵达耶路撒冷后，轻易地就将埃及舰队逐出海域，这也迫使埃及撤回陆地军队，因为他们无法取得海上物资的补给，那也是他们唯一的补给来源。在侵扰穆斯林之后，威尼斯人在1124年停止攻击，转向协助正在围攻泰尔（Tyre）的十字军。耶路撒冷国王依惯例将威尼斯人协助攻下的城市部分主权移交给威尼斯人，且赋予他们在当地的免税权。耶路撒冷的让步正如1100年威尼斯协助攻占海法后，被赋予相似的权利，这也象征了威尼斯人海外帝国的开启。

威尼斯通过巴勒斯坦的战争巩固他们的地位后，又入侵爱琴海向拜占庭帝国施压，要求重新恢复已停止的贸易特权。最后，在凯旋的航程中，他们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回了斯普利特（1125年），但匈牙利又趁威尼斯人离开后占领这座城市。皇帝约翰一世眼见威尼斯海军展现的实力，在1126年对威尼斯人重新开启君士坦丁堡的市场及其他拜占庭的港口，并提供如同过去一般的贸易特权。

1082年至1126年间，威尼斯海军和商业的异军突起，并不代表这个亚得里亚海边的城市已在海上赢得永久且巩固的优势。比萨和热那亚的海军力量在这些年也急速成长，此外，君士坦丁堡政府认为有必要，也有意愿为提升拜占庭海军力量投入适度的资源。因此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在位初期攻打诺曼人时，得以创建他自己的海军，海军接受希腊官员指挥，并招募雇用希腊人和拉丁人为主要人力来源，后来几次攻击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海岸的战争中，他建造了更多船舰，并组织重要的海军行动。在10世纪，相似的舰队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海上主权，但到了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执政时，拜占庭海军对埃及和阿普里亚的攻击，都未能获得持续性的胜利。 ^[9]

拜占庭舰队在经济上是消极的，而且在1082年后，甚至不再具有保护商业交流的间接财政价值，拜占庭政府因此无法得到税收。帝国海军是为了战争而设计，占用来自希腊的人力和海上商业活动的资源，自从拜占庭官员指挥舰队后，就更忽视商业价值。他们必须取悦宫廷高官，那些高官常鄙视商业，且不打算为保护贸易而建设海军。

另一方面，意大利战舰不管对手是谁，作战的同时都不忘交换物资。船长和船员不仅分享所有获取的战利品，也抓紧机会进行贸易。威尼斯的战舰配备精良，船上大量的划桨员身兼士兵，且战舰即使在风向不利时也易于操作，这些特性对运送体积小但高价的货物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交通工具，因此从不缺乏贸易机会。

有了战利品及贸易的利润，意大利海军通常能自给自足，或是接近自给自足的程度。相反，以官僚作风管理的拜占庭舰队，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占了一大部分，所以只要面临经济压力，君士坦丁堡的权贵阶级就倾向以经济因素为由，要求解散舰队。因此，少部分曾为国效力的船舰和船员转变成海盗，利用他们的技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10] 这对拜占庭的贸易及繁荣完全没有帮助，沿岸居民不知道支付政府税金和劳役是支持了战舰舰队，还是制造出难以应付的海盗劫掠。

总而言之，由于拜占庭国家政策和意大利经营活动这两个因素，在威尼斯人于1082年开始得以免税进出拜占庭港口不到一世纪后，拜占庭帝国的远程海上商业就落入意大利人手中。虽然希腊成功地维持自身在黑海的商业地位（有关的资料非常稀少）， ^[11] 仍然无法抗衡意大利舰队的极度扩张。

法兰克骑士的扩张基础非常清楚又简单，意大利海权与贸易的扩张则较为复杂。北意大利与穆斯林世界相比，有很明显的地理优势，在水源充沛的阿尔卑斯山山脚下，很容易就能找到适于航行的木材。而穆斯林居住的区域缺乏树木，必须依赖进口木材才能建造船舰。进口木材又贵又不稳定，因为敌方的海军能轻易切断木材等货物的运输路线。穆斯林世界在地中海的运输大约在公元1000年瓦解，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弱点。 ^[12] 然而，与拜占庭相比，意大利就没有这种地理优势。拜占庭似乎不缺乏木材与建船或操船的技工， ^[13] 木材的价格差异似乎无法解释两地海权的发展差异（虽然他们喜好用意大利的木材建造船只）。

另一个更为可行的研究方向为调查意大利造船的方式。在古老和早期的拜占庭，结实且防水的船壳是由数不清的卯眼及榫头连接，将木板结合而成。搭造好船壳后才开始搭建肋材和内部支架以加强整体结构，支撑甲板及甲板上的结构。 ^[14]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造船者先搭建坚固的龙骨和肋材骨架，最后才在肋材上钉木材。这种方法不需小心地组装，因为用混合纤维填满缝隙后，就能搭出完全防水的船壳，防水性不输古时的造船法。显然，肋材和木板的建造法便宜许多，所需要的木匠工较少，整体所耗费的工时也较短。橡树也第一次用于建造船只，因为欧洲的气候相当适合橡树生长，使用橡树就无须依赖木材进口。调整出适于航海的肋材结构和木板组装原则，显然让造船时间和费用都大幅减少。间接证据显示这种转变发生在11世纪，如果真是如此，这时机约相当于意大利城邦以较便宜的方法造船，且突然在地中海取得海上支配地位的时候。但若根据目前水底考古学的研究与手边古老的造船研究，还无法肯定之间的关联。

事实上，造船方式的转变应该历时更久更复杂，不像意大利扩张到地中海那么突然。事实上，罗马时期就已经利用肋材和木板的结构，建造于河上航行的船只，但想用这种便宜的方法制造航行于开放海域的船只，就必须大幅提升技术并进行实验。威尼斯因为坐落于河流与开放海域之间的潟湖，最适合进行这类实验。 ^[15] 在紧急状况下，河运用的船只必须冒险经过宁静的潟湖，航行至开放的亚得里亚海。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这些实验都能刺激技术的发展，让肋材和木板结构更为结实，以航行在开放的水域。

无论11世纪意大利海权的兴起是否与造船法相关，其他因素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财富和生产力增长，因为该地区人口快速增加，庄园农业的效率也大大提升。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市场有能力购买东方来的奢侈品，这些舶来品的买卖能维持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比卖粗制商品来得丰厚。还有，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前端，从而与黎凡特贸易具有极大的优势，它处于海运接河运，或海运接陆运的据点，必须通过这里才能到达富饶的北意大利平原、阿尔卑斯山或更远的地方。同样的，热那亚也靠近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的极北点，虽然它所邻近的内陆不如威尼斯那么富饶，交通也不如威尼斯那么方便，但热那亚靠近欧洲封建庄园的法荷心脏地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位置不如威尼斯的缺憾，因为法荷是西北欧最富饶的地区，具有当时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

然而，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兴起，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威尼斯、热那亚及其他意大利城邦何以能如此有效地利用新可能性的优势。事实上，意大利的经营活动在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区域专业化因远程贸易而兴盛、持续，而远程贸易多数来自意大利人。黎凡特长久以来所发展的新谷物和技术，往西传播至合适的地理及社会经济区域也是由意大利人完成的。意大利人手中很快因商业交流而累积大量资本，且意大利银行家及投资者四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人口与物资大规模流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包括各种事业，军队、宗教、政府、金融及工业。

意大利人为何能这么长时间占据各个事业的领导地位呢？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要解释的现象多样且繁杂，但总的来说，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以及少数内陆意大利城邦，例如佛罗伦萨和米兰，比欧洲其他区域或地中海区域，更能快速组织起集体且规模较大的力量，而且很快地培养出更高的技能。这使得意大利城邦得以胜过较弱、较无组织的竞争者。它甚至使单一城邦，例如威尼斯，力量能媲美领土更大的国家，例如匈牙利王国。匈牙利王国无论在战时或和平时都无法顺利招集潜在的资源与小国威尼斯的效率抗衡。

意大利城邦的成就中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提出讨论。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威尼斯面对主要敌手比萨人、热那亚人时，相互的商业交流依然保持有利可图。这表示一趟旅程的收益可扩大下一趟旅程的规模。因此，如果一个人够幸运且够聪明，就能累积可观的贸易资产，并年年扩张其贸易版图。意大利商人突然称霸地中海贸易的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资产的快速积累。

另一种说法是商业资源快速转至投资，而非挪作他用，且意大利在1050年后获利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交易所得中，只有一小部分必须用来缴纳税金或是保护费。

11—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都有自己的保镖，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大量雇用外国职业军人。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的政府机关人员多数是商人，或曾经是商人，而威尼斯的地方执法官常常会将多余的资本投资在贸易活动上。 ^[16] 政治领导人、商人或航海者在外表或阶级利益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某些成功人士的财富能快速积累，而其他人则在海上或是在欧洲、黎凡特的市场中遇到灾难。

因此，在11—12世纪，当意大利商人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路线，他们操控政治架构，消除了阻碍积累商业资本的障碍，而地中海其他沿海区域却没有这么自由。无论在何地，领主都对贸易商课以重税，削弱了从贸易所能得到的全部或大多数利润。课税对积累资本所造成的伤害在亚马菲（Amalfi）可见一斑，这座南意大利的城市直到被诺曼王朝于1130年占领前，一直是意大利向黎凡特扩张的最前线，亚马菲的贸易之所以凋零， ^[17] 可能是因为城市资源受限于统治者的需要，而投注在军事而非商业上。

领主不能对商人课以重税，同时商人也无须支付高价寻求保护，这一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贸易利润落入外国人手里，当地的统治者继而希望提高当地营业税以维持税收，因此就像是杀鸡取卵，阻碍商人至该地买卖，但若是没有收入，维持统治者统治权的武力就会急剧下降。 ^[18]

另一方面，因贸易利润而过于集中的资本会引起贫困且贪婪的人眼红，无论是在国内（引发阶级战争和内乱）或国外。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常常会威胁到公共和私人企业间微妙的平衡。无论在军事、商业和工业上，都需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当资源自贸易转向公共用途的比例日渐上升，如防御工事、社会服务、典礼仪式等，意大利商人所获得的利润与地中海其他商人相比就减少，甚至消失不见。但这种不平衡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直到1282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才继续收取弗雷德里克·兰恩所称的较适当的保护费， ^[19] 以对抗其他对手。

然而，低政治军事开销不是意大利在地中海商业权力急速加强的唯一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意大利贸易城市在1082年至1282年间调动资源的方式，这一点的重要性更大也更持久。简单来说，意大利创造了项目公司，它具有协调各方利用与调动资源的重要性，足以忽略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找到足够的人力进行例行活动。这种公司的规模小至两人签订合约进行特定的旅程，大至大型公司、行政区，或是城市政府本身。

项目公司能超越家族或其他传统限制，达到协调的效果。陌生人进入公司，通过公司结构，和另一个人产生相对可预测的关系。这种熟悉又独特的行为模式，创造了互相支持或互补的活动条件，因此能大大增强个人的能力，而受支持或互补的对象可能远在他方，甚至彼此完全不认识。

这些公司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们并非持续对某个人下令，或完全控制其行为。它们依项目存在，也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目的而设。单一个体可以同时为不同的公司工作。但并非所有项目公司都为了经济目的而设立，军事、宗教、社会及娱乐目的也可能导致此种安排。协会、兄弟会、军事单位、医院、学校、修道院和其他虔诚的组织，还有人文或艺术的志愿团体，以及政府单位等，各行各业都有这种项目公司。但11世纪的威尼斯就像20世纪的美国，最重要的公司还是为了经济目标。这也是因为经济公司的数量庞大，在多数时间能比其他类型的组织影响更多人的行为。

所有复杂社会都会出现专业组织，但在11世纪的意大利贸易城邦（还有公元1000年后的西北欧），这种组织的数量及效率颇不寻常。相较于其他区域，这一地区的居民虽然仍被视为较落伍，却令人意外地愿意跨亲属合作，他们能和非血亲但被视为同一团体的成员顺利合作，例如同一村落的居民，同一城市的市民，说着同样母语的人，甚至是上层文化下有同样传统的人，例如同属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人。但在此范围以外，这类团体鲜有出现，对中世纪欧洲来说，跨家族团体的合作都来自同村居民或同市市民。

项目公司架构中，这种运作的特殊倾向的基础或许是技术性的。公元1000年之前，在波河河谷及阿尔卑斯山区的欧洲平原上，重犁的引进使得农耕行为产生重大的改变。为了在泥地上拉动这么笨重的工具，需要四头、六头甚至八头牛（后来改为以马拖犁），这表示一般的农户无法以自己的资源组成犁队，拉犁的家畜需要几户人家才能凑齐。因此，村民间必须达成如何分工、如何进行一般的规划等协议。任何没尽到本分的人或是试着想欺骗同伴的人，会遭受立即且严厉的报复。他和他的牛可能无法参加下一季的犁队，谁会想跟一个懒惰的坏蛋一起工作呢？如果找不到任何愿意与他合作耕田的人，他将面对无法挽回的灾难。很明显，除非他和邻居合作，否则就没饭吃。在这种压力下，重犁队成员必须具备的习惯和态度都有助于有效率地合作，而且是超越血缘家族的界线。 ^[20]

受这种工作经验影响的人（在中世纪，三区轮作制的农耕几乎要花上一整年）必定特别容易进入家族外的合作关系，即使在11世纪后，城市生活快速发展，人们离开土地，移入城镇以追寻更多的工作机会时也是如此。我认为，因为重犁这种特殊的工具，法兰克人（依据黎凡特的叫法）较易发展项目公司，相对大量的人力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彼此合作，以达到优越的效率。欧洲人在乡间依赖犁耕，在社会行为的合作性上表现都较为优越，且能超越家族的限制，意大利商人何以突然能在11世纪于黎凡特的商业中占领支配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21]

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贸易城邦所使用的商业合作法律形式，基本上和地中海其他区域所使用的相同。一艘船所耗费的资本分为多个股份（通常分为24份，除非是用威尼斯军械库的国家公共基金打造），每一份可再细分，通常是再分为4份。 股份持有者通过将船只在港口间运送货物或作为交通工具，赚回投资金额并获取利润。

海外贸易通常是由伙伴一起合作。有些合作是亲戚组成，而且维持一辈子，有些则只是单一旅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约形式直到13世纪以后才有正式名称，在威尼斯称为“柯立甘萨”（colleganza），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则称为“康孟达”（commenda），即“同业联合”。根据这种契约，不过问业务的股东拿出三分之二的贸易资本，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由执行业务的普通股东投入，并由普通股东负责运送物品，进行交易。行程通常只有30天，30天后普通股东会依约列出联合账户中的贸易收入及开销。然后他们再平均分配此趟旅途的所得。当威尼斯的商业资本越多，这种安排也会开始产生变化，因此，执行业务（或代理人）的商人无需出资，但只能获得四分之一的利润。 ^[22]

显然，若合约中有一方未出资，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共享就会比之前的合伙关系薄弱，执行业务者常需抵抗浮报支出费用的诱惑。不只如此，随着贸易规模增长，竞争者增加，商船靠岸时很难找到足够的稀有物品，而且，一次贩卖一整船的舶来品也会降低当地的价格。这种现象在14世纪的威尼斯或其他意大利城邦中非常普遍，因此他们全年在重要的贸易港口部署经纪人，囤积合适的物品，等着即将靠岸的商船，而船上的舶来品也会等到价格合适时，甚至等到全年最好的价格出现时才售出。这些经纪人在代表商人进行交易时，可从中获取货物的部分收益。一个经纪人能为多个商船主人代理业务，单一公司也可能将不同的交易托付给不同的经纪人。

这种安排需要精确的记录，并由某些可靠且中立的机构公证。这些公证人记录并确认经纪人的买卖账户，并多以信用状支付款项，但常造成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及法兰德斯间的交易收支无法平衡。因为公证人常常只根据商人的信誉、未来交易的利润，或其他能产生收入的事项，例如土地、采矿权、税收及通行费，就轻易地签发汇票。

在意大利商人变得重要前，犹太人及穆斯林就熟知这种方法。但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 在12世纪后半期开始突破黎凡特的传统，将私人资本投入公共用途。一开始，几个富有的威尼斯家族投资国家的船只，他们习惯投资一般的木制船舰。他们提供政府行政官员需要的经费，将需要的数量分成12份（一人两份），货物进出城市时产生的税收等公共收入，就会以合理的利益回报给投资者。但很快又发生新的危机，政府需要更大笔的借贷，于是，投资政府公债变成强制性的行为，在1187年至1208年间，行政官员研拟出一套方法决定每个家族的股份大小，也评估每次借贷费用的总和。到了1262年，所有未支付的公债都归入单一账户，并将年度利息定为5%。直到1379年前，都不间断地定期支付利息和公债本金。 ^[23]

威尼斯公债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发展，可筹集所需的政治管理费用。共和国主要的金融危机来自军费，需要有钱才能雇用士兵、组建舰队，以进行有效的防卫，但这种庞大支出的准备时间却很短。有了公债和税收，即使面对耗费大量金钱的紧急状况也可以分期偿还的方式凑齐。更重要的是，金钱的流动变得更有效率，若突然发生战事，可通过支付金钱而筹集所需的志愿（至少是半志愿）人力和物资。

按照上述支出增加的比例，威尼斯贸易者开始失去11世纪时拜占庭赋予的特权。换句话说，他们在12—13世纪省下的“保护费”已经越来越少。保护威尼斯商业和殖民地的费用增加，船舰和贸易商等已无法自我保护。职业军人和特殊战舰，这些原本可以用来运输珍贵货物的船只，对补足必备军力越来越重要，而非商人的贸易。

威尼斯的政治支出在1082年至1282年快速增加，这就是打破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平衡后所造成的改变。但威尼斯人处理日益增加的保护费的方法，是技巧性地减少抑制资本积累的因素，并扩大贸易。这就是威尼斯能跨越几世纪占据贸易龙头，并成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原因。

每个团体，从最单纯的“柯立甘萨”到威尼斯复杂的政府统一公债，都加强了这个城市人口及物资流动的便利性，大量物资能在短时期内流动，以追求设定的目标。即使是贫穷的年轻人、资产不多甚至没有个人资产的人也能进入“柯立甘萨”，而富人或老人，或是鳏寡孤独者也能分享强壮者所获取的利益。在这种风气中，原本只开放给天才的工作，现在只要有眼光又有运气，就能崭露头角。因此，威尼斯社会中所有阶级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参与这个过程，威尼斯这个人口相对较少的城市却比黎凡特及欧洲多数人口密布的地区，更懂得如何促进经济，或是行使其他权力。对买方或卖方，生产者或消费者而言，威尼斯选择流通的货物数量越来越多，对积累财富或加强威尼斯整个系统组织中心的权力也有帮助。

当贸易网络越来越紧密，过去不可能交易的东西也变得可能。如果当地农作物歉收而发生紧急情况，商人们可从远处进口谷物应急。而上千个野心勃勃又机敏的人在黎凡特及西欧游走，希望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他们也常常劝富人在当地发展新的技能和资源，以供应远方市场的居民从未想到过的物品。

对于这些全新的机会，亚平宁半岛北方的反应最大，接着是发展中的低地国家，然后是邻近的西北欧。地中海地区的反应弱得多，但还是超过一般标准。但直到13世纪末，这股风潮才传至波罗的海及黑海，该区域也受到意大利北方的市场体系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很大影响。这刺激还传向更远的地方，例如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盛产香料的岛屿，但至于来自东方的香料如何抵达欧洲的消费市场，相关记录还未完全拼凑出来。

意大利商人自11世纪开始就成团到遥远的地方经商，且成果惊人，因此需要再次强调他们相互信任的向心力及非血亲之间的合作。这里所提的不只是短暂的保护费关系，还有长期的西方权力基础。我所称的项目公司中，多为志愿合作以达成目的，很少是被强迫加入的。其他社会（至今仍是）则很难在家族圈外达到这种互信的程度，例如希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虽以“柯立甘萨”作为合约类型，但他们却很难相信亲属以外的人。与此相似，穆斯林和犹太商人社群对买卖手续非常熟悉，但他们的经纪人也多来自亲属。 ^[24] 意大利人也是，常偏好将生意交给兄弟、儿子或表亲负责，但很显然地，自11世纪开始，当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商业规模开始快速扩张，他们就准备好进入“柯立甘萨”，相信并无血缘关系的一般市民。 ^[25]

当意大利商业城市在11世纪获得权力和财富，好战性形成意大利商人的第三个独特特征，他们的勤奋也为自身带来更大的利益。在这种体制中，商人团体必须足以保护自己，而且有足够的武力进行攻击。同样的，意大利商人的项目公司所负责的建设与工作里，有时候也需要成功地组织暴力行动。此外，意大利在扩张时，之所以需要格外着重军事，是因为贸易、海盗、抢劫和战争与中世纪的地中海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威尼斯人在战争中的威名，威尼斯于1082年第一次取得拜占庭港口的特殊待遇。同样的，比萨和热那亚在黎凡特靠着武力也找到他们的立足点。欧洲其他地方军队的道德感和意大利内部秉持的骑士精神相同。威尼斯人的贵族也是贸易家，他们的世系其实无法追溯至任何地主阶级，但他们并不因此丧失贵族意识。在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北方城邦，地主阶级的家族移居至城中进行贸易，以求快速取得财富和名声，但这么做的同时，他们也维持了使用暴力和积极自我防卫的习惯，因为在9—10世纪，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地非法取得土地。

随时准备诉诸暴力往往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在陆地上或海上，能安全逃离突然发生的劫掠显然是贸易成功的关键之一，贸易商不只要保护自己的贸易物品，还要成功地避免让他人带着更丰厚的利润回家。市民认为这并不是公平的比赛，在与他人谨慎交易时，他们常常是平和地讨价还价，而不是高压地压迫。对于国外来贸易的商人，常订立正式的合约以规范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些法律的保护是非常脆弱的。无论在港口或在海上，经常突然发生暴力事件，尤其是来自不同意大利城邦的商人，永远可能彼此攻击。

在海上，攻防的任务由船上所有人负责。威尼斯的国家战舰依主管机关规定，自然需配备武器和盔甲，私人的船舰则有不同的安排，但对所有长途旅行来说，足够的武器就像船帆和桅杆一样，是船只的基本配备。就贸易条件来说，双方在现场都会亮出船只所配备的强大武器。这样一来，决定过程常混合着威胁与谈判，有时候会让一群商人垄断货物的供给，也因此增加了他们的获利。外国商人在远离家乡时，唯有手中持有武器，并将货物放置在极安全的地方，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当地的君主有时会允许或默许外国商人建造极坚固的堡垒，以保护他们的货物。 ^[26]

在1082年至1282年，意大利北方具有领导性的城邦发生了非常频繁的组织变动，这很快地引发一个隐藏多年的问题：团体内合作的界线为何，如何判断谁可能是潜在的敌人。在长久的竞赛后，比萨不再是重要的贸易力量，它无法同时对抗海上的热那亚和陆地上的佛罗伦萨。热那亚最后也分成两个敌对的派系。相反，威尼斯公民之间仍然非常团结，除了（也或许正因如此）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和世袭地位的区别，比如将人民分为贵族和平民。

威尼斯平民的团结部分反映了城市独特的海岛位置，直到15世纪，令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烦恼的土地纠纷，并未出现在这个亚得里亚海潟湖岛屿上商业化及工业化的城市。

我们在此不需细述城市的建造历史。11世纪早期，威尼斯已经由民众选出总督，但本书稍后才会讨论选举的过程。在12—13世纪，政府的决策功能逐渐交给议会和委员会，其成员都是城市中的富有人家代表。专业的书记员则是从平民中甄选，他们记录并执行贵族议会和委员会制定的政策。不过威尼斯宪法的最后定义直到14世纪才确立，这部分我们留待下一章再讨论。

从11世纪到13世纪，威尼斯增加了许多公共议会和委员会，这也是威尼斯组成项目公司的另一种范例。政府作为必须符合需要，无论是铺砌圣马可广场或是占领君士坦丁堡，都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特殊实例，证明这种组织可以带来的效果。

毋庸置疑的是，威尼斯人必须能有效地配置他们的资源。在12世纪，威尼斯城市受困于各大帝国的夹攻威胁。南方有难以对付的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王朝，东边有拜占庭帝国，北方的对手则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传统上被称为北意大利的统治者），还有匈牙利王国（在1102年后与克罗地亚联合，控制了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

因商业交流必须通过这些国家控制的领土，威尼斯的政策也因此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中立地位也根据威尼斯贸易权和特权的条款而作出调整。贸易忙碌的流动也提供给这些统治者一些好处，例如税收、军队、朝廷所需的战略物资和奢侈品。这表示威尼斯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有权有势的统治者和威尼斯达成协议。拜占庭的皇帝无法从威尼斯的贸易中获得税收，所以不像其他领土的统治者那样轻易地和威尼斯达成协议。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如此，在12世纪时，拜占庭皇帝还是继续允许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的港口内进行交易。这项政策并不受君士坦丁堡居民欢迎，但想取消威尼斯人免税权的努力总是不到几年就宣告失败。

攻击威尼斯舰队失败的打击，或许和拜占庭帝国决定提出协议有关，但他们需要关键物资的补给，例如金属、武器等，这才是更迫切的考虑。威尼斯以中间人的地位，买卖德意志中部的矿产，米兰的军备武器，以及东方市场的货物。在这一时代，配备精良的骑士在战场上是极大的资产，适当地补给武器和盔甲，或是取得金属制造这些骑士必备的工具，是每个国家国防的重点。 ^[27]

但即使订定了标准、中立且依贸易条款而定的政策，却总是无法面面俱到。例如和拜占庭的贸易关系有时会产生裂痕，导致一些威尼斯不得不介入的情况，威尼斯必须手握武器，为从各方竞逐势力脱颖而出而战。一般来说，威尼斯的政策反对向亚得里亚海扩张领土，因为共和国周围是四个强而有力的邻国。12世纪最艰难的战争，是为了和匈牙利争夺伊斯特里亚半岛（Istria）和达尔马提亚的控制权，匈牙利支持地方势力推翻威尼斯的控制，从而引发了三场战役，但每一次威尼斯人都凭借海洋赋予他们的优越机动性，得以重建霸权。

威尼斯人并不想直接统治伊斯特里亚半岛和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当地的伯爵、主教和其他传统统治者仍继续保持固有统治权，但威尼斯的贵族定期进入这些港口，以确保威尼斯的利益没有被忽略。契约界定了各个沿海行政机关和统治城市之间的关系。内容通常包含数量微不足道的进贡，再加上战时出兵协助的约定，例如供应一两艘战舰。还有，保证威尼斯的船只有权自由进出港口，无论是为了贸易、躲避风暴或仇敌的追击。威尼斯也试着加强管理，所有进出亚得里亚港口的船只，都必须通报威尼斯，并且在离开前开放船上物品供买卖。 ^[28]

这种属地模式显然阻碍了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贸易，也剥削了萨拉和斯普利特等城市可能的港口税收［更往南的拉古萨（Ragusa）和亚得里亚海靠近意大利的安科纳（Ancona）大多数时间也在威尼斯的影响下］。这意味着当匈牙利派出小部队渗透海岸时，他们很容易就能煽动人民的不满，公开对抗威尼斯的权力。但既然匈牙利人无法时时在当地维持大量军力，局面最后还是会被威尼斯人控制。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从波河河口开始，直到达尔马提亚的萨拉，对威尼斯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随时准备付出必要的努力，镇压反叛者，并使其屈服。

威尼斯共和国还有更致命的处境，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 1152—1190年在位）的崛起，他在意大利巩固了他的帝国势力。威尼斯和拜占庭、南方的诺曼王朝结盟，并在联合意大利北方城邦的行动中扮演积极角色，例如1167年成立的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这个联盟在1176年莱尼亚诺战役中打败了腓特烈一世的军队，并迫使他放弃意大利北部的一切，只愿意给予他礼仪上的尊重。

但在腓特烈一世失败前夕，威尼斯于1173年脱离伦巴第联盟，加入腓特烈一世的行列，一起围攻安科纳数个月。威尼斯变节的理由是它在1166年至1172年间突然与拜占庭发生冲突。 ^[29] 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就像腓特烈一世一样，认为自己是罗马的皇帝，梦想将版图扩张至意大利，认为这才是罗马皇帝应尽的责任。1157年，曼努埃尔一世的军队占领了安科纳，鼓励意大利南方使用希腊语的族群叛变，并且威胁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后撤。当威尼斯与腓特烈在意大利北方产生冲突时，曼努埃尔一世认为这是将自大的外国势力驱逐出境的好机会。因此，他在1172年策划、执行一场行动，逮捕在他统治区域所有港口中的威尼斯人，并没收物资。 ^[30]

面对这场侮辱，威尼斯派出强大的兵力东进，最后却因为军中暴发瘟疫无功而返。威尼斯本土因此产生重要的宪法改革。这次失败的指责情绪在处死总督时达到高峰，然后展开新的选举程序（第一次改革是1172年，第二次是1178年），这次行动不仅加深了贵族和非贵族间的界线，也增加了贵族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责任。总督和一般市民的权力受到相对削弱。威尼斯权力结构改变的同时，与拜占庭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冲突也威胁到自身的独立性及存续，但这些改变让威尼斯人的特色更加鲜明。议会以非公开投票作出各种重要的决定，在这些议会决策背后，是威尼斯所有贵族的尊严、财富及集体自我意识，代表几百个商人，将国家事务视为第一优先，也视国家为他们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公司。

贵族阶级深入参与管理威尼斯的事务，能因此得到可观的回报。威尼斯从12世纪70年代开始测试公债管理能否大幅增强国力，并取代过去强制征用私人资源用作公共用途的做法。然而，增加的资源需谨慎使用。比起打仗，威尼斯更喜欢采取外交手段，在1170年的危机中，它让其他国家负责打仗。1176年，意大利的伦巴第联盟证明自己不需威尼斯的协助，也能打败腓特烈一世的军队。同一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密列奥赛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cephalon）中打败拜占庭军队。当诺曼人正打算和威尼斯人结盟时，曼努埃尔一世发现自己受到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因此他决定和威尼斯谈判以分裂联盟。这表示他将释放1172年逮捕的战俘、更新旧有的贸易特权，并保证偿还自威尼斯商人手中没收的物品。

这次在东方的胜利完全可以和在西方亚平宁半岛的胜利相提并论。威尼斯人在最后阶段游走于腓特烈一世及意大利城邦间，所扮演的角色令人难以理解，但也使得圣马可所在的这个城市合理地成为和平谈判的地方。因此，在1177年，威尼斯总督同时款待了战败的皇帝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 1159—1181年在位），这位教皇是对抗德意志军队的组织者，许多显要的教堂及国家也都参与了这次的和平会谈。总督的角色是东道主，也是和事佬，作为中间的第三力量，协调两位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敌对首领，无论在当时或之后的日子，这个角色都大大提高了威尼斯人的自尊。但这样的排场和仪式并未使威尼斯人分心，他们还是使出了过人的本领：提出条件严苛的交易。腓特烈一世为回报他们大方的款待，完全同意威尼斯人在自己所有领地中的免税条件，因此让威尼斯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贸易特权和在拜占庭享受的特权相当。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则将达尔马提亚的管辖权交给格拉多的牧首。此举将大大增强威尼斯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因为受指派控制这片海岸东部的基督教会主教，将会关照威尼斯的利益。

拜占庭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急速衰微，这增强了威尼斯的势力，也造成了持久的影响。东方的曼努埃尔一世和西方的腓特烈一世彼此敌对，他们都想重新联合帝国各省，振兴罗马帝国的名声与骄傲，双方敌对的态势在分裂后400年愈演愈烈，在整个地中海不停发生冲突。这种梦想也使得两边的行政、经济资源都非常吃紧，因此，在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去世、1190年腓特烈一世去世后，他们所撑起的帝国都快速瓦解。在中央政权瓦解后，地方权贵及（西方）城区达到真正的自治。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成功地在贸易网络中抢得先机，并且蓬勃发展。地方统治者只控制一小部分的土地，无法从区域内的贸易为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向商人课以重税，只会让商人们到邻近敌对的区域做生意，而且统治者非常需要商人带来奢侈品和军备用品，他们无法承担因商人转至敌国贸易，而使对手获利的风险。因此贸易的利润还是落入商人及银行家手中，而非国王或地主的保险柜。城市居民和资本家常倾向将所得投入新的经济企业，以增加商业规模与利润。因此，他们不仅开垦了新的矿坑，织布工和其他技术人员也发展新技术，以生产大量物品，销往远方的市场。另外，都市设施也有所改善，城墙、仓库、人行道、公共建筑和私人住所等，都体现了商人阶级的财富和权力。

在黎凡特就无法出现这种自给自足的城市。因为一方面有拜占庭的收税员，另一方面有成群的劫匪和海盗，在帝国的控制下，私人或企业无法积累商业财富。拜占庭的官员努力地用非常无情的态度对待拉丁商人，就如同他们对待希腊人的结果一样，总是会弄巧成拙。举例来说，当安德罗尼卡一世（Andronicus I Comnenus, 1183—1185年在位）鼓动希腊人释放对特权商人压抑已久的愤怒，他引发了一场大屠杀，让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镇的暴民杀光当时在境内的“法兰克人”，但这只是引发了经济瘫痪、军事疲弱，还有一连串道德败坏的政变和反政变。

失去贸易税收并不是拜占庭帝国衰弱的唯一原因。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在各方面都开始衰退，包括东巴尔干和小亚细亚都是如此。衰退的关键因素是游牧民族袭击的次数增加，状况也日益严重。来自黑海北方的大草原一带、操着突厥语的巴尔干人后裔袭击者出现，小亚细亚的农耕者深受其害，袭击者占领了中部高原，开放的草地布满了成为奴隶或难民的农耕者。 ^[31]

拜占庭帝国的衰弱从13世纪初就开始了，拜占庭帝国已不足以抵挡拉丁民族的攻击。这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就充分证明，1204年，威尼斯的船舰和军队，与法兰西北方的数千名骑士，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且在城市烧杀掳掠。我们无法确定威尼斯是否为十字军骑士转向君士坦丁堡的主因，但值得注意的是，总司令孟菲拉侯爵博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的个人及家族利益关系，可能导致他将君士坦丁堡当作直接目标，而非耶路撒冷。 ^[32] 然而，不管哪一个是主因，显然威尼斯人并没有退缩，他们的贸易自1171年开始受到阻碍，到1183年状况更为严重。希腊人对威尼斯人的厌恶感在此次东征中全数得到报复。

当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前夕，领导人签署协议，威尼斯人将取得战胜者可得的八分之三的战利品和土地。但原本想瓜分帝国的夸张想法转眼成空，在几年内，新兴的匈牙利支配了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整个欧洲内陆，靠近亚洲的希腊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aea，突厥语称为伊兹尼克（Iznik）］则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西北，在西边另一个来自阿尔塔（Arta）的希腊王子则统治伊庇鲁斯（Epiros），将西巴尔干与塞尔维亚分离。

拉丁法则成功地在摩里亚（Morea）、阿提卡（Attica）和多数爱琴海岛屿执行，包括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而君士坦丁堡本身，在1224年将萨洛尼卡（Salonika）割让给伊庇鲁斯的暴君之后，只剩下非常小的区域仍在拉丁人的控制下。拉丁人如果想统治大部分的目标，就需要职业骑士的补充，但目前已不可得。十字军在占领目标后，多数自君士坦丁堡搜刮到丰厚战利品的骑士，都急着想回家。那些留下来的人，虽有了正式的封地，却难以从中得到太多税收。拉丁商人向西进行出口贸易时，拉丁帝国（Latin Empire）的领主们才发现只要限制商人通往海路的通道，就能利用土地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西北欧的庄园制度中，重犁耕种将农夫绑定在土地上，农夫们不需多余劳力就能生产大量过剩的产品，这种模式能支撑法兰克暴增的骑士人数；但巴尔干缺乏这种工具，每个村庄的产物仅够勉强度日，有些甚至无法自给自足。在东部，法兰克骑士仍作为战争协力者，自然需要相对较庞大的商业网络才能支持，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扩张，尽管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战无不胜。 ^[33]

威尼斯的处境比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好，但也很快地在几年后就尝到苦果。威尼斯在瓜分战利品时所得到的土地，都是君士坦丁堡已赋予主权的地方。十字军的领导者之一，威尼斯的总督恩里科·丹多洛，直到1205年去世前都留在他所征服的城市。因此当地的威尼斯社区选出继任者，继任者在面对拉丁皇帝和其他外国势力时，都非常独立。

直到1219年，君士坦丁堡中的威尼斯社区和故乡威尼斯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还是暧昧不清。威尼斯人在1204年至1207年间，借着占领都拉斯（Durazzo）、科孚（Corfu）、毛登（Modon）、科隆（Coron）、察里哥（Cerigo），想在希腊海岸拉出一条基地线，他们到了1211年，才开始着手占领克里特岛，虽然这座岛曾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后被划分给威尼斯统治。 ^[34]

威尼斯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获取不少土地，努力想从这些土地中取得利益，但被1205年至1218年与热那亚的战争所阻碍。战争起因于威尼斯的贸易政策。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一事对威尼斯人来说，似乎是提供了一个能主张自己垄断权的天大的好机会。在君士坦丁堡拉丁皇帝的加冕典礼上，皇帝对威尼斯人开放所有港口，而且不必缴交任何税金，并承诺不许热那亚人及比萨人踏上他的土地。这两个强而有力的贸易城市对威尼斯的敌意，很快就演变到让威尼斯无法同时抵挡，所以威尼斯人在1206年决定承认比萨的贸易权，但直到1218年他们还是禁止热那亚的船只进出。热那亚并非逆来顺受的国家，他们派出大量“海盗”舰队，也就是私人商战船，攻击威尼斯人防守较弱的地方。战争多集中在科孚和克里特岛，热那亚在那些地方能得到当地希腊人宝贵的支持力量，因为威尼斯人代表着国家与文化的压迫者。在1213年至1214年，威尼斯人被新成立的伊庇鲁斯专制国逐出都拉斯和科孚。这是热那亚的胜利，虽然并不彻底，因为伊庇鲁斯君主和威尼斯人拟定协议，给予后者贸易的权利。然而，在克里特岛，威尼斯人经过长时间的奋战，于1216年将热那亚人逐出克里特岛。

只要威尼斯将主力用于对抗热那亚，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就无法期待祖国会对他们伸出援手。这也让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社区制订自己的政策时几乎无视威尼斯政府的决定。 ^[35] 基本上，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想尽可能地支持拉丁帝国。他们身为帝国的封臣，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出海的战略性位置。特别是加利波利半岛和“群岛”——即纳克索斯岛周围的爱琴海群岛，也纳入威尼斯附属地的范围。但在1205年，保加利亚人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附近打败并俘虏了刚加冕的拉丁皇帝。这使得威尼斯人无法将领地往内陆的色雷斯发展。接下来15年内，拉丁帝国一连串的败仗证明了君士坦丁堡中的法兰克人如果没有来自威尼斯的战舰与人力支援，就没有足够的资源保护这个城市。

为保护君士坦丁堡免受希腊与保加利亚的攻击，必须结束与热那亚的战争。根据记录，威尼斯人于1218年缔结和平条约，允许他们的宿敌能在君士坦丁堡贸易，虽然所享的条件并不如威尼斯商人。次年，威尼斯政府劝说君士坦丁堡中的威尼斯社区承认祖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支配权力， ^[36] 威尼斯的战舰也开始定期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巡航，就像他们在亚得里亚海所做的一般。

威尼斯共和国在1204年之后扩张了许多领土。简单地说，短暂统治科孚，长时间统治克里特岛，威尼斯人凭借的是拉丁十字军常用的军事管理。也就是说，骑士和士官接受封地后兴建城堡，防卫这片土地，并缴交贡金以回报。 ^[37]

这些土地的拥有者都是威尼斯的市民，他们的土地都从希腊权贵手中没收而来。希腊人心中承受着复杂的痛苦与反对声浪。所以当威尼斯人的宗教政策将教会财产及辖区转移至拉丁人手中，并期望希腊人放弃东正教的传统仪式，接受拉丁的仪式及教义时，克里特岛终于在13世纪爆发叛变，岛内靠山的内陆区脱离了威尼斯的统治。

威尼斯成功的真正关键并非来自分封的采邑，而是威尼斯中央集权的官僚管理，并鼓励海外威尼斯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这种方针在1200年指派拜洛（bailo） 监督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海岸的威尼斯事务时开始了第一步，但直到指派拜洛监督克里特岛的行政事务时才形成稳固的模式。基本上，这是将威尼斯本土简化后的统治模式移植到克里特岛上，因此海外威尼斯人能持续利用惯有的管理委员会和议会，而威尼斯为确保对属地的海外官员的控制，任期通常是两年。

这种政策自1208年开始，早在克里特岛被征服前即开始施行。当时威尼斯指派干地亚总督（干地亚为克里特岛的主要城市），行使总裁判官和军事指挥官的职权。有了这个头衔，他的角色就像是威尼斯的总督，重要的差距在于威尼斯的总督为终身职，但干地亚总督只有两年任期，由小议院或参议院斟酌指派人选。 ^[38]

干地亚的第一位总督，贾科莫·狄波罗（Giacomo Tiepolo），将这座岛屿分成六个行政区，并依威尼斯的六区命名。六区的封地领主如同大议院的成员，效法威尼斯议会厅（Maggior Consiglio）的模式，所有贵族都要出席。即使永久移居海外，对当地事务也有一份责任，居民对祖国仍保有完全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和居住在威尼斯的人一样，定期认购强制性公债。当威尼斯更高度化发展时，为了控制威尼斯境内的地方执法官，也采取和干地亚总督及其他海外行政官相似的行为评估制度，但14世纪后复杂的系统，最好放到下一章节再做讨论。 ^[39]

多亏了威尼斯的航运使海外殖民地与祖国维持频繁接触，才能采取渐进的方式制定控制远方殖民地的法律。威尼斯的航运依赖贸易，与占领土地相比，威尼斯共和国通常对贸易的有利条件更有兴趣。因此，威尼斯甚至分别在1216年和政治宿敌伊庇鲁斯、在1219年和尼西亚帝国签订贸易协议，至于黎凡特的统治者拉丁皇帝，他们就像名义上的领袖，依赖威尼斯航运所提供的交流和补给。 ^[40]

拉丁人在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有个重大的影响，就是过去黑海与爱琴海、地中海是相互独立的水域，现在已经联系在一起。拜占庭政府谨慎地守护着连接黑海的通道，也常迫使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必须在君士坦丁堡卸下货物，出售他们的商品。此举主要的理由在于确定首都有充分的食物供给，后来游牧民族的侵扰减缓，黑海西方和北方海岸也能生产大量的谷物以供外销。 ^[41]

在1204年之后，威尼斯人首次获得自由进出黑海的权力。贸易集中在克里米亚的索耳得亚港（Soldaia），但后来蒙古于1242年占领西方草原区后，黑海沿岸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似乎降低了它的商业重要性。无论如何，关于威尼斯的记录非常贫乏，而且当黑海的商业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开始加速时，热那亚扮演的角色反而比威尼斯更为重要。

黑海的贸易在13世纪后半期突然兴起，显然起因于亚洲贸易路线的转移。在1250年之前，香料主要通过红海、埃及或通过波斯湾、叙利亚、巴勒斯坦运至地中海区域，自中国而来的陆路商队则相对没那么重要。在1253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为控制叙利亚的香料输出而爆发激烈的战争，在1258年，威尼斯占了优势，但胜利的果实在1261年时，被热那亚的同盟尼西亚帝国摧毁。迈克尔八世·巴列奥略（Michael VIII Paleologus, 1259—1282年在位）以突袭方式攻占君士坦丁堡，而当时威尼斯舰队刚好在黑海演练而不及回防。热那亚人马上将威尼斯人完全排除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市场外。热那亚的行为引发了新的战争，最后在1270年结束，迈克尔八世重新承认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以防止热那亚进一步的要求。

然而，自1261年起，热那亚取代威尼斯成为拉丁人在黑海海运上最主要的代表。热那亚这个新角色证明它的确令人敬畏，它积极地发展与克里米亚及黑海沿岸的贸易关系。这和蒙古帝国的政策相符，蒙古帝国在传统上赋予商人极高的名声和特权。 因此，中国远道而来的商队，加上印度经特拉布宗（Trebizond，靠近黑海东部）由陆路运来的香料，都能快速地到达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多样且珍贵的物资此前都会经过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港口，而这两处的贸易衰微，十字军残余的领土也急速衰退至几乎灭绝。基督徒在1291年失去他们在圣地的最后据点，随着阿卡（Acre）的灭亡，他们成为埃及的奴隶。法兰克骑士在黎凡特最显著的成就也因此随风而逝。

此外，远方的珍贵货物也让黑海的港口富饶起来，当地的产物（谷物、盐和鱼）和毛皮、蜡、俄罗斯北方及高加索地区来的奴隶，让贸易的价值更为重要。热那亚的商人获利丰厚，在佩拉（Pera）拥有巨大的强化基地，越过君士坦丁堡的哥登峰（Golden Horn），再到克里米亚的卡法（Caffa），都享有与在特拉布宗相同的贸易条件。 ^[42] 然而，热那亚在1204年开始架构贸易版图后，并没有像威尼斯那样建造一个海外帝国，比如佩拉和卡法这两个热那亚据点，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有时候政策甚至会和热那亚政府发生冲突。

在1261年至1282年间，威尼斯在黎凡特扮演的角色很暧昧。一方面，威尼斯人和拜占庭皇帝迈克尔八世友好，而迈克尔八世很想指使他们对抗热那亚。另一方面，威尼斯人不愿轻易放弃在君士坦丁堡的特权地位，而设法以武力恢复拉丁帝国。这个可能性在1266年几乎成真，当时法兰克骑士前进至南意大利及西西里岛。

在那一年，应教皇的邀请，安茹伯爵查理一世，即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圣路易），赢得南方前诺曼领地的控制权。霍亨斯陶芬王朝自1194年开始，就一直威胁要取消教皇在意大利的地位， 因此教皇希望在南翼有个强大且可靠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死于1250年，紧接着他儿子康拉德四世也死了（Conrad IV，死于1254年），这给了教皇一个机会。康拉德四世并未留下任何合法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政权继承人的推举受到争议，导致政权空白，且这段空白维持至1273年，最后是一个贫穷且默默无闻的贵族，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Rudolf of Hapsburg）得到了皇帝头衔，胜出原因是因为他太弱了，无法威胁任何人。

在意大利，教皇利用西西里王国领主的传统权力，授予安茹伯爵拥有权，因为后者打败了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霍亨斯陶芬的曼弗雷迪（Manfred of Hohenstaufen）。一等大权在握，安茹伯爵就急欲让他所扮演的新角色合法化，他再次进行征服拜占庭的计划，重启那场自罗伯特·吉斯卡就开始的诺曼大梦。

查理一世的计划是挑衅皇帝迈克尔八世，开始精心策划的反击，包括在1274年成功赢得教皇的支持，当时他自己代表希腊教会，臣服于里昂大公议会中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 ^[43] 威尼斯一度犹豫，它完全明白查理一世在巴尔干的野心，就像之前诺曼人一直努力想跨过奥特朗托海峡，将威尼斯困在亚得里亚海里。但在1281年，安茹开始占据优势，威尼斯终于和安茹结盟。

次年，就在查理一世想攻击拜占庭时，西西里爆发叛变。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三世（King Pedro III of Aragon）得到叛军的协助，将法国军队逐出西西里岛，查理一世于1285年去世之前都一直无法夺回他的权力。随着他的去世，法兰克骑士在地中海的地位也随之丧失。骑士在战争及社会中的优越性只在几个偏远地区苟延残喘，例如普鲁士（日耳曼骑士于1229年自巴勒斯坦迁移至此）、匈牙利（因安茹的命令法兰克人于1310年至1386年迁移至此）和塞浦路斯（法兰克的古老骑士精神在此维持到14世纪末）。

无疑地，路易九世十字军的失败代表法兰克骑士已经被推翻， ^[44] 但直到阿拉贡在西西里岛以配备弩的步兵取得胜利，才确定这场军事政治事件的重大转变。弩手能在安全的距离外射穿正在冲刺的骑士，他们甚至比海上斗士更容易置人于死地。弩手部署在高处的护墙后，能精准地射击敌人，并以铁制箭头攻击敌军船舰。实际上，战舰的划桨手暴露在开放的位置，很容易成为弩手的目标。1282年后，阿拉贡在海战时，将划桨手的位置改为船内，以对抗安茹伯爵将船连接在一起，并依赖弩手射杀出现在射程内的敌军的策略。 ^[45] 在陆地上，大量的弩一起发射时威力十分惊人。之后征服西西里时，这些步兵第一次展现超越小亚细亚突厥弓骑兵的能力，后来又赢过希腊半岛拉丁骑士建立的恶名昭著的雅典政权， ^[46] 这同时也证明了加泰罗尼亚制作的弩十分杰出。弩的设计和制作的历史似乎无从得知， ^[47] 但有个明确的证据指出，这些武器自1282年后在海战中的数量和重要性就日益增加。 ^[48] 虽然弩在陆战中的价值和新的重要性分类中，还次于一些武器，但是它为了海战开始大量生产，此外，为了维护这些相对复杂的工具，亦出现数千名专业化的弩手。 ^[49] 热那亚和巴塞罗那可能在1282年，为了准备战争就开始大量制造弩。总而言之，热那亚的弩手在14世纪变得非常出名，可与英国的长弓手齐名，佛拉芒的长矛兵和瑞士的戟兵，取代了法兰克骑士的优越性。 ^[50]

或许因为这个理由，“西西里晚祷”在西方拉丁人、东方希腊人及穆斯林之间关系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基准点。法兰克骑士和意大利船舰的结盟已经到达终点。让人敬畏的步兵所配备的精良武器，虽然只有工匠才会制作，但使用上却相当简单，让意大利城邦有机会摆脱中世纪骑士的外壳，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

然而，在进入第二章前，必须先解释拉丁世界向东扩展时所发生的文化互动。黎凡特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骑士的行为模式，而非意大利市民的。骑士的行为模式影响了战争方式，或许也影响了希腊统治者、希腊战士及埃及奴隶的自我感观。

拉丁军队和希腊军队的作战方式和外观，早在康内尼时期就开始相互影响。军事技巧也带来了一些其他影响：例如骑士比武、法兰西式的冒险故事，等等。1204年后拜占庭的继任者也同样受到影响。甚至连抵制拉丁人的尼西亚帝国统治者和伊庇鲁斯也继续雇用拉丁骑士以强化他们的军队， ^[51] 希腊人所写的爱情故事和史诗，同时也传承着法兰西骑士的传统与价值。 ^[52]

皇帝迈克尔八世就像他之前的康内尼一样，和拉丁人关系密切，有些希腊廷臣，包括他自己，都愿意牺牲希腊教会的自治以取得教皇的支持。但绝大多数的希腊人讨厌拉丁人，并试着尽可能别和他们接触，有学术涵养的男人、异教以及熟读基督教经典的大师，都鄙视法兰克人，认为他们是野蛮人。 ^[53] 无论希腊世界对拉丁的生活方式接受程度如何，拉丁文化的影响范围都仅限于一小群战士和廷臣，随着骑士的没落，西方贵族文化的吸引力也跟着瓦解。

当拉丁人同化希腊文明时，根深蒂固的反感也引发了反对运动。诚然，由于西方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筑城工事印象深刻，他们借用拜占庭的模式在巴勒斯坦和西北欧打造自己的城堡。更精良、更强大的攻城武器或许在十字军与拜占庭对战时已传至西方。 也有几项记录显示法兰克人受拜占庭的社会同化。有些西方来的骑士商人娶了希腊人，并组成现今非常著名的家族；而在1205年攻占了摩里亚的法国男爵，其后裔也开始融入半岛上的希腊人生活。 ^[54]

但这种案例并不常见。希腊和拉丁基督教世界频繁接触的结果是，他们通常并不喜欢对方，甚至互相厌恶。这些感觉都表达在神学的争论中。在1054年，教皇和东正教牧首彼此强烈谴责。这场争论一直无法成功平息，例如1274年的努力就以失败告终。分裂的两个教会中，神职人员都因为对彼此的敌意而武装自己、发表言论。这些守护者不眠不休地守护着教条，让任何人都难以找到灰色地带。宗教认同的方式是以仪式行为公开表达，每个人不是希腊人，就是法兰克人或是穆斯林。就连联姻后生下来的小孩［这样的小孩多到可以有个特别的称呼——伽斯木勒（gasmules），算是个初始的团体意识］都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宗教认同。

然而，在巴尔干内地，基督教会就没有那么清楚的界线。自圣西里尔（Saint Cyril，逝于869年）和圣美多迪乌（Saint Methodios，逝于885年）开始，礼拜中使用斯拉夫语，以其为虔诚的语言，并学习分辨斯拉夫教堂和希腊教堂、拉丁教堂的不同。教会管辖范围的改变会影响政治情势，但通常很缓慢。例如，当拜占庭于1185年发生叛变，导致东巴尔干建立第二个保加利亚帝国，新的统治者急欲寻求宗教上的独立。希腊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但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落入法兰克人手里后，教皇欣然同意承认保加利亚教会在行政上完全自治，也承认保加利亚君主主权的合法性，并派教皇使节前去为卡洛扬（Kaloyan, 1197—1207年在位）加冕。相似的情况如1217年，另一个教皇使节为塞尔维亚国王史蒂芬二世（Stephen II Nemaya）加冕，还有1253年，俄罗斯加里西亚（Galicia）及沃利尼亚（Volynia）的王子丹尼尔（Daniel），也接受教皇加冕，以期望得到西方军队协助，对抗鞑靼人。自罗马的角度来看，这个让许多偏远的基督教王国（如匈牙利、波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也臣服于教皇的过程，在巴尔干似乎也同样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要注意的是文化的分歧绝不能只看表面，在愈靠近罗马的地理区，愈能察觉巴尔干斯拉夫是不同的。因此在1219年，史蒂芬二世的兄弟圣萨瓦（Saint Sava）确认塞尔维亚的教会独立，脱离尼西亚帝国牧首管控，然后在1222年，他再次为自己的兄弟加冕，以去除第一次加冕时的拉丁味。保加利亚人对罗马的敌意较弱，对希腊的妒忌却相对较强，然而，在1235年，保加利亚教会和教皇决裂，与尼西亚帝国结盟，这笔交易确认了希腊牧首必须承认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因此特尔诺沃（Tirnovo）有了新牧首。至于加里西亚王子丹尼尔，在1250年派了一名曾在基辅就任圣职的俄罗斯修道士前往尼西亚（在他获得教皇加冕前）。从当时开始，直到1441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归为基辅大主教辖区，俄罗斯的教会是否自治则处在很模糊的地带。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加里西亚在13世纪初开始接受教皇地位，但在文化上一直没有被西方的拉丁文化同化，虽然有些塞尔维亚教会的建筑展现出罗马风格。这远远低于拜占庭艺术对塞尔维亚的影响，因为这世纪的后半期，圣萨瓦和他的继任者特意协助并维持这种同化，他们将希腊圣山阿索斯山（Mount Athos）视为宗教的真理和指引。 ^[55]

塞尔维亚的皇室聚集了足够的财富，足以支持奢华且昂贵的艺术品后，拜占庭风格和技艺很快就传入了塞尔维亚，而这只是东方艺术传统一直以来充满吸引力的一个例子。即使拉丁人喜欢拜占庭的艺术及奢侈品，只有少数人会认真看待希腊人的学问，特别是科学。艺术和学问都和王室的赞助、特定统治者的个人品位紧密相关。因此，从14世纪中期直到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后，诺曼的西西里王室展现了野心，企图混合希腊、拉丁和阿拉伯的文化风格。这位诺曼国王和他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企图赶上，甚至超越拜占庭和开罗的光芒。想达到这个目的，除了艺术和学问，也需要武器和钱。举例来说，天文占星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阿拉伯和希腊王室重视的专家，诺曼国王希望也拥有这样的专家。西西里人自君士坦丁堡取得托勒密的研究成果，以及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上的专著后，命人译成拉丁文。 ^[56] 医学研究则汇集了西西里王国内阿拉伯和希腊的学问。沙勒诺（Salerno）成为拉丁欧洲执牛耳的医学院，他们以盖伦（Galen）和阿维森纳（Avicenna）译著中的原则指导来自西欧的医生们。

然而，西西里的翻译作品对拉丁世界学问发展的影响，不如将阿拉伯文的希腊作品译成西班牙文来得深远。原因之一是西西里王室和其他拉丁学问中心严密隔离，教皇和腓特烈二世间永不停歇的仇恨，让腓特烈二世在所有天主教欧洲人的眼里成为一个愚蠢的人。因此，就像骑士精神传入拜占庭一样，拜占庭的学问传进西方，仅有少数王室成员学习这些学问，拜占庭文化图像也就靠这少数人在西方传递。

艺术和奢侈品在本质上较为公开。进口的物品和模仿拜占庭艺术风格的物品在拉丁欧洲四处可见，对11—13世纪的西方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艺术品及拥有高度技巧的工匠的迁徙，很难有详细的描述。这里有几起精彩的事件，例如威尼斯餐叉在1005年随着希腊公主嫁给总督之子而传入，或是西西里皇帝罗杰二世于1147年强迫丝绸工人从底比斯迁移至西西里，这刚好都留下了记录， ^[57] 此外，许多威尼斯公众生活的特色，诸如自总督的正式服装到战舰设计还有军械库的想法，都是从拜占庭而来，或许最初还引入了拜占庭的工匠。

拜占庭文化传播有个最明显的特征：宗教艺术形式和概念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君士坦丁堡发展到极致，然而模仿的熟练和成功度各不相同，11—13世纪，不只在意大利，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也是，甚至连遥远的英国和瑞典也开始模仿。 ^[58] 这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050年前，只有少数工匠和物品到达西欧，例如宗教图画书、象牙雕刻、丝绸刺绣等，他们激起非专业者的竞相模仿，并加入当地的元素。

从1050年开始，更多拜占庭艺术品输入，一部分集中在威尼斯，其他则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当威尼斯在1043年想为总督竖立一座全新华丽的教堂以庆祝国力强大时，他们将拜占庭当作模仿的对象，根据君士坦丁堡圣公会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的模式，设计了圣马可教堂（Church of Saint Mark）。圣马可教堂的装饰品自希腊世界一片片运来，并首次由希腊世界的马赛克艺术家装潢。因此，圣马可教堂的墙上呈现了拜占庭风格各个阶段的发展。 ^[59]

数项由诺曼西西里君主授命的更为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典型的代表，他还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完成整个计划。主要的代表就是蒙里亚利（Monreale）的主教教堂，于1174年至1182年间依拉丁法建造，但以拜占庭艺术家的马赛克风格装饰。西西里和威尼斯都是重要的拜占庭式艺术建筑的所在地，成为拜占庭式的图像艺术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传入西欧的门厅。 ^[60]

第三阶段是1204年之后，拉丁艺术与拜占庭艺术互动的阶段，当时大量珍贵的物品被当成战利品，带到威尼斯和其他拉丁欧洲区域。拉丁人征服了拜占庭，也阻断了拜占庭帝国对其艺术家的赞助，迫使艺术家自君士坦丁堡中心和萨洛尼卡出走寻找工作。西巴尔干在塞尔维亚王子的赞助下，发展起高度艺术，拜占庭艺术的传入只是这一轮发展下的副产品，然而这增强了意大利艺术中的希腊元素，然后再通过意大利进入拉丁欧洲世界。 ^[61]

在罗马风格及哥特风格的艺术和建筑兴起时，拜占庭的刺激和当地古典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复杂又饱受争议的事。直到13世纪中期，这些发展在法国及英国的殖民地仍然各具风格。意大利和德意志仍被拜占庭的艺术深深吸引，拜占庭艺术继续在当地发展，直到法国骑士失去军事的优越性，法国的哥特艺术开始进入意大利及德意志的领土才停止。然而在这股法国哥特建筑的美学力量传入的同时，意大利的绘画也自早期与拜占庭风格的古老共生关系中解放，这也等于通过艺术宣告文艺复兴终于展露曙光。

威尼斯和西西里并未参与这一轮发展，一直到13世纪末，他们与拜占庭的艺术关系仍牢不可破。然而威尼斯在对意大利和黎凡特的经济及政治事务中，的确占有领导地位，时间长达约两世纪，在1282年后，威尼斯成为强国。下一章将着重于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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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骑士技术引进后300年，骑士才在地中海战场上有所表现的原因是，北欧人无法负担大量装备昂贵的骑士。一直到了950年，卢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农业和社会政治大幅变迁，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资料请见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法国农村史》（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Oslo, 1931）。因此具有适当装备与训练的骑士数量快速增加，到了1050年，才有足够数量的新兵远征探险。黎凡特只是数个相似的扩张行动的目标之一，他们同时也进入了伊比利亚（Iberia）、英格兰、爱尔兰及艾尔比亚地区（trans-Elbia）及多瑙河下游。关于骑士资料请见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62）, pp.1—38。

[2] 即使在极盛时期，骑士在战场上仍需要步兵的支持，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坦克一样。R. C. Smail, Crusading Warfare 1097—1193 (Cambridge 1956), pp.192—203, and passim。

[3] 目前已知有关威尼斯在君丁坦丁堡贸易条约的黄金诏书的记载，可追溯至922年，提到贸易规范如“旧制”。H. F. Brown, “The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40(1920):68—70.

[4] 黄金诏书列举了威尼斯贸易者不需支付消费税的32个城市，城市清单请见Silvano Borsari, “Ilcommercio veneziano nell'Impero Bizantino nel XII secolo,” Rivista Storia Italiana 76（1964）:985—986。然而，除了希俄斯岛（Chios）和内格罗蓬特外，黑海、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诸岛都还保持封闭状态。此外，阿历克塞一世分配金角湾沿海，让威尼斯人兴建码头、仓库和其他在拜占庭首都中贸易所需的设施。

[5] Hélène Antoniades-Bibicou, Recherches sur les Douanes à Byzance (Paris, 1963), pp.222—224.

[6] 这项壮举是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于1574年拜访威尼斯时，威尼斯军械库为法王所做的表演。W. Carew Hazlitt, The Venetian Republic: Its Rise , Its Growth , and its Fall (London, 1915),2:549及弗雷德里克·兰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船与造船者》（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第144页。

[7] 比萨人必须支付4%的消费税，威尼斯人则一分钱都不用付；标准税率是10%。Freddy 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aris, 1959), p.40。

[8] Kretschmayr, Venedig , 1:224—225.

[9] Hélène Ahrweiler, Byzance et la mer (Paris, 1966), pp.175—267.

[10] Hélène Ahrweiler, Byzance et la mer (Paris, 1966), pp.230—232，288ff.

[11] George I. Bratianu, La Mer Noire :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Ottomance [Societas Academica Dacoromana, Acta Historica IX] (Munich, 1969), pp.165—166.

[12] Maurice Lombard，“Arsenaux et Bois de Marine dans la Méditerranée Musulmane, VII—XIe siècles，”in Michel Mollat, ed., Le Navire et L'économie maritime du moyan age au XVIIIe siècle principalement en méditerranée [Travaux du Deu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57]（Paris, 1958）, pp.53—99.

[13] Ahrweiler, Byzance et la mer , p.438.

[14] 莱诺·卡森（Lionel Casson），《古代世界的船舶与航海技术》（ 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N. J., 1971）, pp.202—208 and passim。这是本很基础且令人钦佩的书，但很不幸的只写到11世纪“革命”时，如果有这场革命的话。我曾和林恩·怀特教授私下讨论过我对11世纪造船技术重大变革的假设。

[15] 《古代世界的船舶与航海技术》，pp.338—339。George F. Bass, Ed., A History of Seafaring Based on Underwater Archeology (London, 1972), pp.143—146，此书描述拜占庭在公元625年时船壳只有部分结构使用卯榫，但到了12世纪，自另一艘拜占庭的船骸中可以看到全部是肋材和木板，变迁也到此为止。但截至1972年，仍缺乏许多证据证明其间演变的过程。

[16] Gino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Venice, 1961), pp.25—28，此书详细说明了总督赛巴斯丁·齐亚尼（Sebastiani Ziani, 1172—1178年在位）及他儿子总督彼得罗（Pietro）的个人投资。齐亚尼家族因投资许多不同的贸易，成为威尼斯最富有、地位维持最久的家族。

[17] Wilhelm Heyd, Geschichte des Levanthandels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879), 1:110—121, 207—208.

[18] 这似乎是拜占庭帝国1082年后的命运，也是西西里的诺曼王朝在12世纪末的命运。关于拜占庭的资料请见Denis Mack Smith, A History of Sicily : Medieval Sicily , 800—1713 (New York, 1968), pp.29, 78；关于西西里的资料请见同书的第43、55—56、59页。

[19] 弗雷德里克·兰恩，“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1958）:401—17，后来被收录于《威尼斯与历史：弗雷德里克·兰恩文集》（ Venice and History :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C . Lane ）（Baltimore, 1966），第412—428页。

[20] 重犁的技术在奥温夫妇（C. S. and C. S. Orwin）所著的 The Open Fields (Oxford, 1938）一书中有非常清楚的描述。最早提出重犁对中世纪农业重要性的著作则是马克·布洛赫所著的《法国农村史》，而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里第41—57页，则具有说服力地阐释了布洛赫的想法。

[21] “民族性”的直观判断认为，为了和平目的而合作的特殊能力，与重犁耕作的界线有非常密切的一致性。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地中海欧洲，从不知道什么是重犁耕种；在希腊的民族性则是“按照群体规则行事”，在西班牙是为了自尊心，在西西里则是“沉默以对”。爱尔兰大部分地区也没有重犁的规则，斯拉夫欧洲除了波希米亚、斯洛文尼亚及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外，也未有重犁传入。关于重犁的地理范围引自奥古斯·麦森（August Metzen）在 Siedlung und Agrarwesen der Westgermanen , Ostgermanen , Kelten , R . mer , Finnen und Slawen (3 vols. And Atlas; Berlin, 1895)一书中对长亩地范围的描述。麦森这本书非常重要，他虽未提出长亩地和重犁相关，但他提出了各种族间的差异。然而，他的数据仍是最完整的。当然，除了犁队外，还有其他跨家族合作的基础。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军队和猎队是最重要的例子，这也是所有社会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为了行使暴力而合作的态度，不能轻易等同于无趣、持续、规律化且有目的之行为，相反的是，驱使西欧组成重犁队的原因是土地。

[22] 关于“柯立甘萨”还有一系列讨论更详尽的文献，之后也将用来解释工匠贷款及坚守家园的人。引自G. Padovan, “Capitale e lavoro nel commercio veneziano dei secoli XI e XII,”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6（1941）:1—24; Gino Luzzatto,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Padua, 1954), pp.59—81; Robert S. Lopez and Irving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1955), pp.59—81；弗雷德里克·兰恩，“Investment and Usury,”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 ser. 2（1964）:3—15，重印于《威尼斯与历史》，第56—68页。

[23] Luzzatto, Storia , pp.28—34, 108—109.

[24] 兄弟会，由某种仪式行为确认关系，是穆斯林工匠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跨越了更大规模合作的限制，这项限制来自对家族外的成员一种广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在11—13世纪穆斯林间所发展的兄弟（akhi），部分是兄弟会，部分是手工业行会，部分是神秘团体。引自Bernard Lewis, “The Islamic Guil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1937）:20—37。威尼斯人与埃及人在跨区域贸易上法律形式的认同之资料可见S. D. Goite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1 :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169 ff.。阿拉伯人商业行为中的康孟达合约形式之材料请见Abraham L. Udovich, Partnership and Profit in Medieval Islam (Princeton, 1970), p.173。

[25] 引自Luzzatto, Studi , p.62，有个例子更能详细解释这种状况：有个男人死前共加入了25个不同的“柯立甘萨”。这种多选很常见，因为能减少单一选择中，海难或其他灾难所造成的资本损失。

[26] 引自Armando Sapori, Le marchand Italien au Moyen Age (Paris, 1952), pp.xi—xiii。

[27] 我无法找到任何有关康内尼时期拜占庭武器的数据，但可以确认的是，拉丁骑士大量成为雇佣兵，意味着他们需要法兰克的军备支持，而米兰的武器制造比其他国家更能符合需要。关于拜占庭内的拉丁军队资料请见Speros Vryonis, Jr.,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71), pp.75—76, 106—108。

[28] Kretschmayr, Venedig , 1:237—240。威尼斯和距离更远、力量更大的国家也签订了贸易条约，文中这种条约当然只是其中一种变形。

[29] 这次危机起因于威尼斯于1166年拒绝为拜占庭曼努埃尔一世出动海军对抗诺曼人，这违背了威尼斯得到贸易特权的同时对拜占庭应尽的义务。资料请见H. F. Brown, “Venetians and the Venetian Quarter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 clos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40（1920）:84。

[30] 根据希腊编年史，此事件中逮捕了一万名威尼斯人，资料请见Luzzatto, Storia , p.22。这数字无疑是夸张了，但它也说明当时在黎凡特的威尼斯人至少有上千人，而不只上百人。

[31] 引自Vryonis,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 pp.184—194和其他章节。塞尔柱因安纳托利亚的政策与纷乱的局势，转而将东方货物销售至有基督教商人贸易的半岛南岸，而不是被占领的塞浦路斯。

[32] 资料请见Kenneth Setton, ed.,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Madison, 1969), 2:167—173，本书的摘要恰如其分；Joseph gill, “Franks, Venetians and Pope Innocent III，” Studi Veneziani 12（1970）:85—105。

[33] 入侵并占领伯罗奔尼撒的兵力只有数百人，然而却能不费吹灰之力战胜拥有十倍人数的希腊士兵。另一方面，他们却在攻占防守严密的地方时耗时良久，直到饥荒减少了守军数量才成功。资料请见Donald M. Nicol, The Despotate of Epiros (Oxford, 1957), pp.14—25。

[34] 孟菲拉侯爵博尼法斯声称克里特原本已经衰败，他于1204年将他对该岛的权利卖给威尼斯。资料请见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 pp.75—76。

[35] Roberto Cessi, Storia della Republica di Venezia (Milan, 1944),1:195—210; Silvano Borsari, Studi Sulle Colonie Veneziane in Romania nel XIII secolo (Naples, 1966):89 ff.

[36] 一部16世纪的编年史记录着，在和解之后，就应该将威尼斯政府的位置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但现代学者并不认可这份报告的准确性。资料请见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 pp.92—93; Cessi, Storia , 1:210。

[37] 当时认为只要132名骑士驻军就足以控制整个克里特岛（每名骑士负责自己及其他两个领主的土地），资料请见Silvano Borsari, Il Dominio veneziano in Cretan el XIII secolo (Naples, 1963), pp.23—31。在13世纪，克里特岛上所有威尼斯人估计有3 500人，资料请见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 p.131。

[38] 1204年之后数年，对威尼斯的制宪史来说很重要。像恩里科·丹多洛这么成功的冒险家控制总督府时，他威胁要将总督府变成帝制。身为一名十字军的领袖，他不需祖国同意就能做出关键性的决策，并且先斩后奏。然而，他的继任者却逆转了这个发展，总督变成绝对性的地方职位，而非帝制。事实上，干地亚总督制度的模式或许有助于定义威尼斯的总督制。举例来说，贾科莫·狄波罗长时间担任干地亚的总督（1208—1216年），也是君士坦丁堡的城市执法官（1218—1220年及1224—1227年），后来又担任威尼斯总督（1229—1249年）。对这种人来说，为威尼斯共和国担任干地亚总督或威尼斯总督，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关于狄波罗职业生涯的资料请见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 pp.93, 125；Kretschmayr, Venedig , 1:340—342。

[39] Silvano Borsari, Il Dominio veneziano in Creta nel XIII secolo , pp.23—31.

[40] 阿开亚（Achaia）虽然在1209年赋予威尼斯商人自由进出港口的权利，甚至接受在名义上隶属于威尼斯共和国，但实际上是在挑拨威尼斯与诺曼王朝、意大利西岸城邦的关系。在东方的爱琴海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威尼斯人对内格罗蓬特君主的影响总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资料请见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 pp.80—88；Borsari, Studi sulle colonie veneziane , p.43 ff.。

[41] George I. Bratianu, “Etudes sur l'approvisionnement de Constantinople et le monopole du ble. a l'. poque byzantine et ottomane,” E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1938), pp.129—181.

[42] George Bratianu, La Mer Noire , pp.220—235; Roberto Lopez, Storia delle colonie Genovesi nel Mediterraneo (Bologna, 1938), p.250 ff.

[43] Deno Geanakoplos, Emperor Michael Paleologus and the West , 1258—1282 : a Study in Byzantine-Lati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1959); Steven Runciman, The Sicilian Vespers (Cambridge, 1958).

[44] 路易九世在1249年于埃及的战争，因为弩手介入的时机准确，才得以保住胜利。资料请见Setton, Crusades , 1:501。

[45] 拉曼·蒙塔内尔（Roman Muntaner）, Chronicle , trans. By Lady Good-enough, Hakluyt Society, ser. 2, 47(1920):148, 192, 254, 279—280, 330。

[46] 资料请见Kenneth M. Setton, 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 , 1311—1388 (Cambridge, Mass., 1948)。此书虽然未注意到加泰罗尼亚的军事力量，却为其复杂的政治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

[47] 罗马的弩及其使用在地中海的战争中从未消失，资料请见Charles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1956), 2:707—709。事实上，弩是投石机的缩小版，这种16世纪的大型手握武器，的确与15世纪的攻城炮相似。制弩效率的难题在于找到足够强韧的制弩材料，力量要足以穿透盾甲，不能又重又大，让士兵难以携带使用。找到制弩的方式以及合适的扳机机关也很重要。引自约翰·F.吉尔马丁（John F. Guilmartin），《火药与战船：变化中的技术与地中海海战》（ Gunpowder and Galleys :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Cambridge, forthcoming）, chap.4; Ralph W. F. Payne-Gallwey, The Crossbow , medieval and modern , military and sporting : Its Construction , History and Management (London, 1958)。吉尔马丁上尉很慷慨地允许我阅读他的硕士论文。我一直无法找到加泰罗尼亚制弩的方法。拉曼·蒙塔内尔说：“所有加泰罗尼亚的弩兵都会改造弩，每个人也都知道如何组装，如何制作轻量的箭和弩箭，如何旋转、固定弓弦，他们了解维护弩的所有知识，所以他随身会带着工具盒，就好像随身带着工作室一样，没有其他人能这么做……因此加泰罗尼亚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弩手。”（ Chronicle , p.330）这些技巧，加上加泰罗尼亚的原创武器，似乎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48] 弗雷德里克·兰恩，“The Crossbow in the Nautic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Economy ,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Italy :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L . Reynolds (Kent, Ohio, 1969), pp.161—171。

[49] 上面引用蒙塔内尔的描述指出加泰罗尼亚的弩手威力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材料。如果真是如此，他们或许是以著名的土耳其复合弓的原则打造，因此能增加木头的强度，有时候则是用牛角或骨头。更多细节或精彩的图片请见W. F. Paterson, “The Archers of Islam,”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9（1966）:69—87。这种弩的打造和维护对13世纪的西欧人来说很陌生，但因为缺乏更详细的资料，再去推测加泰罗尼亚人如何在工艺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在投射武器中仍能达到具有支配地位的惊人成就，似乎也是徒劳无功。资料请见Payne-Gallwey, The Crossbow , pp.62—63，以及Charlies Singer, ed.,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 2:723，两书中都提到钢制弩约在1370年出现，有效射程约400码，同一群权威指出，早期的弓由木头、骨头或腱子制成，但他们亦未说明土耳其或加泰罗尼亚在武器发展中的角色。

[50] Fredinand Lot, L'art militaire et les armées au moyen age en Europe et dans la Proche Orient (Paris, 1946), 1:340 ff；查尔斯·W.欧曼（Charles W. C. Oman），《中世纪战争艺术史》（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Boston and New York, 1924）, 1:378—379; 2:111 ff。

[51] Nicol, The Despotate of Epiros , pp.32, 180 ff.; Ferdinand Chalandon, Les Comnénes (Paris, 1912), 2:620.

[52] Kenneth M. Setton, “The Byzantine Background to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100（1956）:38—40; Bruno Lavagnini, La letteratura neoellenica (3d ed.; Florence, 1969), pp.18—26; C. Th. Dimara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neo-héllenique (Athens, 1965), pp.27 ff.

[53] Geanakoplos, Emperor Mechael Paleologus , pp.65, 266—276.

[54] R. Janin, “Les Francs au service des Byzantins,” Echos d'Orient 29（1930）:61—72; William Miller, The Latins in the Levant : A History of Frankish Greece , 1204—1566 (London, 1908), pp.148—149.

[55] Constantin Jire.ek, Geschichte der Serben (Gotha, 1911), 1:288—302; 2:16—17; Di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 Eastern Europe , 500—1453 (London, 1971), pp.237—243, 349—351.

[56] 引自Denis Mack Smith, Medieval Sicily , pp.24—64。更多关于西西里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细节资料引自Charles H. Haskins and Dean Putnam Lockwook, “The Sicilian translator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Latin version of Ptolemy's Almagest,”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21（1910）:75—102; Charles H. Haskins，“Further notes on Sicilian translation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23（1912）:155—166。

[57] Michael Huxley, ed., The Root of Europe : Studies in the Diffusion of Greek Culture (London, 1952), pp.53—54.

[58] 这里主要是依据奥托·德默斯（Otto Demus）恰如其分的见解，资料请见Otto Demus, Byzantine Art and the West (New York, 1970)。

[59] Otto Demus, The Church of San Marco in Venice : History , Architecture , Sculpture [Dumbarton Oaks Studies 6]（Washington, D. C., 1960）; Sergio Bettini, L'Architettura de San Marco (Padua, 1946).

[60] 有趣的是，基辅在拜占庭艺术向北传播时，也扮演了相似的角色。雅罗斯拉夫王子（Prince Yaroslav, 1019—1054年在位），就像西西里的其他诺曼统治者一样，努力地想以基辅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内的马赛克装饰，表达他的忠诚。引自G. K. Loukomski, L'Architecture religieuse Russe du XIe au XVIIe si . cle (Paris, 1929), appendix, pp.98—102; Arthur Voyc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Medieval Russia (Norman, 1967), p.91。

[61] 引自Demus, Byzantine Art and the West , pp.29—30。柯特·魏兹曼（Kurt Weitzmann）巧妙地提到十字军所在国家的画室，特别是亚克，或许在拜占庭文化西传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引自Kurt Weitzmann, “Various Aspects of Byzantine Influence on the Latin Countries from the 6th to the 12th century,” Dumbarton Oaks Papers 20（1966）:3—24; Kurt Weitzmann, “Icon Painting in the Crusader Kingdom,” Dumbarton Oaks Papers 20（1966）:51—83。 iZ/yG/VJJ/CbkHPXiOZs1Oxg11vW+9YjoK+fMCU8BAE/YlpnearNoa9oKX4dvprM

附：第一章简要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