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描述从11世纪至18世纪，东欧及南欧在审美风格与工艺技术上的起伏兴衰。自1050年起，拉丁欧洲崛起，渐渐与拜占庭帝国技艺熟练的希腊人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优势。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拿破仑于1797年进军并消灭威尼斯共和国为止，距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启拉丁欧洲在地中海东部的大规模冒险，时间长达700年。

这段历史的主角们有使用罗马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等语言的族群。在语言交汇混杂时，这种多样性造成了理解过程中令人畏惧的障碍。再者，现有史料也受限于近代以来多数南欧及东欧史学家的主要兴趣——寻找国家起源，或如本书中将会提到的，颂扬国家扩张领土的辉煌成就。另外，东正教和拉丁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影响现代学者的态度（有时是无意识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久以来的恐惧、仇恨与误解依然普遍存在，在南欧及东欧的史料中更是显而易见。这是因为19世纪巴尔干半岛基督徒的民族主义运动，重申并强化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间长久存在的对立关系，而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在吸收来自西欧的智慧灵感之际，也希望缩小东正教国家与其西边对手天主教国家的历史鸿沟。

因此，历史学家常忽视或低估东欧、南欧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在文化交流的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所曾经扮演的角色。本书旨在通过使用同化模式和文化排斥模式，整理上述四种语言写成的近代学术著作，分析这些不完整的数据，进而纠正这些缺失。不过，这种程序有个明显的陷阱，人们容易因为目光过于集中在跨语言与宗教界限的文化交流中偶发的案例而将之夸大，或是急于借着概念化社会过程的先验观念而非确切的证据来找出一致性。本书是否能跳出这些陷阱，要留待读者来决定。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综合研究是不成熟的。在奥斯曼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轮廓清晰前，对主要材料进行更多研究是必要的，其他主题也应如此。另一方面，详细的专题研究所获得的重要发现，大多跟分析整体的历史发展有关。通过证明或通过（更典型地）反驳某些一般性论文的贴切性与准确性，详细的调查也能有准确性及意义，而这是空想所无法达到的。

在过去，尽管拜占庭和奥斯曼社会的多民族结构，使得民族史被严厉谴责为一种明显的宗派主义，但与之对立的民族主义理想，仍为多数东欧史学家提供指引。马克思主义或可提供另一个更全面的观点，虽然东欧和南欧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并未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西北欧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所总结出来的准则。像西方资本家一样行事的主要是东欧、南欧以外的人，而东欧与南欧的官僚、权贵或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远高于在马克思阶级斗争中的角色，至少在阶级斗争史观较简化、较教条化的形式中是如此。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未考虑在东欧、南欧历史中占有重要分量的宗教对立，这也能说明资产阶级以民族主义作为欺骗无产阶级的伎俩，是声名狼藉地与事实不符。

鉴于这些情况，似乎可以为东欧和南欧历史提出一个替代的模型，该模型或许能为至今尚未探索的领域指点迷津，或是为重新评估已经熟悉的数据提供基础。其基础的假设可简单归结如下：当一群人遇到一种商品、技术或想法，比已知的事物更为优越，他们会试着获取，并将优越者纳为己有，但前提是这不能危及他们原本珍视的其他价值。

遇到新奇且优越的文化特质后，会出现广泛多样的反应：成功的借用，或是新接触的文化在原先文化脉络中相对罕见，却具有伟大的历史重要性时，会产生创造性的适应，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人类的技术和能力最可能被提升。有种更常见但在历史上不那么重要的情况是，人们会选择退缩，再度确认他们习惯的生活模式，并拒绝具有吸引力的新事物，因为它似乎无法达成，或具有威胁性及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必要加强原有的模式，以抵挡优越的外国产品所产生的诱惑。文化变迁有时候影响深远，特别是努力想维持现状时甚至会出现矛盾的结果。

在本书所关心的时间和空间中，我的观点是东欧和南欧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永远不会停止，并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即使是奥斯曼帝国势力前进到巴尔干半岛后，并不表示拉丁基督徒和地中海东部的人民就会停止接触。可以肯定的是，奥斯曼帝国权力的巩固的确大大改变了互动的方式，有一段时间，许多东正教徒向拉丁西欧的人宣扬奥斯曼制度和想法的优越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假设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是和彼得大帝一起自东部迁移至此。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俄罗斯人就向拜占庭、伊斯兰教世界、北意大利寻求知识，或是在1650年后向西北欧寻求知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技术与想法在16世纪流向阿尔卑斯山北部，这一点普遍为人所知，在东正教世界也出现相似的状况，然而接收意大利文艺复兴技术的进度却较为缓慢（主要来自17世纪），比起西北欧所受影响也较小。

威尼斯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中世纪时期，打从威尼斯人依赖贸易通商以来，他们就是拉丁世界连接希腊、斯拉夫和土耳其地区最根深蒂固的中间人（他们在阿拉伯地区的活动，本书将略过不谈），即使当威尼斯人不再定期从事国外贸易活动，希腊人和犹太人已在潟湖区建立了社区。这些群体通过商业活动等创造了东、西方的新联系。此外，威尼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成为强权，并持续统治海外属地的东正教人民，直到在1797年瓦解。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因意大利和希腊两种上层文化的互动而成为富饶之地。帕多瓦大学的出现（自1405年起纳入威尼斯共和国管辖），对16、 17世纪的东正教世界有显著的吸引力。直到1630年，威尼斯出现反教皇政策，帕多瓦大学也强力抵抗罗马天主教执行宗教单一化。这些情形下吸引了更多想要学习医学和哲学的东正教学生到帕多瓦就读。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它处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在1600年之前，它也是东西欧两地跨区贸易的主要地点。在本书所关注的区域，威尼斯这种不断有外地人来往的城市，注定成为文化交流的领导者。

我们特别聚焦于威尼斯和威尼斯人似乎非常贴切，他们是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地区之间联系的主要媒介。然而若将文化互动的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其他意大利权力，例如热那亚或教皇，曾在某些情况下率先以西方技术或理念挑战东方的人民，似乎就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另一方面，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波兰和德意志，在东西欧交流中向来被当成背景，而非单独的角色，这不代表它们在爱琴海及黑海历史中不重要，而是聚焦于黎凡特与亚平宁半岛的关系似乎更好，至少到1700年之前，比起东部和西部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两者的互动更为密集与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