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1944年第一次踏上希腊土地,参观纳普良和阿克罗科林斯城堡时,非常意外地发现城墙上出现圣马可之狮的图像。我所学的知识都不如眼前这个明确的证据一般足以证明西欧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存在。多年后,当时经美洲赴苏联的旅行仍不常见,有一天傍晚,我在同事家看莫斯科的投影片,他刚从苏联回来,并让我突然了解到眼前的建筑表现出意大利风格,这再次让我大吃一惊。后来,当我看在酬劳的份上,为《大美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Americana )撰写克里特条目时,17世纪克里特的艺术和文学让我第三次大吃一惊。
这种体验在往后20年不断出现,促使这本书诞生。当我的调查让焦点和定义越来越清晰时,这项计划也为我的《欧洲的草原边疆1500—1800》( Europe's Steppe Frontier,1500—1800 )补充了许多资料。在那本书中,我试着描述东欧的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那本书和这本书关注的是同一个区域,只是前者着重的是陆地,本书强调的是海洋,思考的是航海者接触时的相互关系。
本书的雏形来自我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授课内容,能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回馈是大学生活中最珍贵的部分。因此当我在1968年第一次钻研威尼斯帝国历史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安德里亚·马顿菲(Andrea Martonffy)和托马斯·努南(Thomas Noonan)这三位学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古根汉学术奖(Guggenheim Fellowship),我有幸在1971年秋天抽出时间针对威尼斯、雅典和土耳其进行研究,并在接下来几个月整理资料。当我完成初稿后,感谢下列几位杰出的学者拨出珍贵的时间为我修订初稿: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埃里克·科克伦(Eric Cochrane)、T.本特利·邓肯(T. Bentley Duncan)、德诺·吉纳科普洛斯(Deno Geanakoplos)、约翰·F.朱尔马丁(John F. Giulmartin)、希拉尔·伊纳尔西克(Hilal Inalcik)、阿卡迪厄斯·卡汉(Arcadius Kahan)、弗雷德里克·兰恩(Frederic C. Lane)、特雷安·斯托亚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斯佩罗斯·弗里奥尼斯(Speros Vryonis)还有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他们订正了许多错误,也对初稿做出许多建议,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希拉尔·伊纳尔西克,感谢他原谅我对奥斯曼的无知,并提出精辟的修正建议;约翰·F.朱尔马丁,他对16世纪地中海水手与海事技术的见识,拓宽了我理解的面向。
另外,感谢威尼斯国际文化中心(Giorgio Cini Fondazione)东方威尼斯组的同仁,以及雅典根纳第斯图书馆(Gennadion Library)馆长弗兰克·沃尔顿(Frank Walton)的协助。感谢土耳其政府让我以官方访员身份,至土耳其参观马尔马拉海两岸奥斯曼帝国的发源地。最后,感谢芝加哥大学在我暂离教职时,仍让我使用图书馆资源,我才能完成本书的组织架构。
因为我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敏感性及未完善的概念表达,此书必然还存在瑕疵。所有缺陷都是我的责任,无论何种程度或方式的评论,都将有助于减少我的错误,至少减轻错误的严重性。
威廉·H.麦克尼尔
197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