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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有关威尼斯的作品，你会想到什么？一般人会想到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我则联想到英国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那本当代书写威尼斯的经典之作《威尼斯》。但这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一本旅游指南，更不算是报告文学。它更偏向主观、浪漫、印象派及作者的经历，而不是以都市为主体的写作。
少有人会想到麦克尼尔的《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麦克尼尔的大名既熟悉又陌生，原因即在于他的著作丰硕，至今已经有三十几部书。其中译成中文的只有一部分，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是他的《西方的兴起》和《瘟疫与人》，以及近来和他那研究环境史的儿子小麦克尼尔（J. R. McNeill）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然而，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在中文世界里，知道他曾经写过威尼斯这样主题的一本书的人应当不多。更何况，《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出版在1974年，距今已经将近快五十年了。
本书不是麦克尼尔最知名的作品，却是对于想要更进一步理解他日后史学著作理念的人不可或缺的一本书。要了解这本书，或许将它放在全球史写作的光谱上来检视，是个不错的选择。
全球史的出版在21世纪以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相关的研究讨论与论文也正不断地关注这段时间的史学变化。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学史》（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一书中，认为冷战之后的历史书写有以下几点变化：第一，文化转向及语言学转向导致了所谓的“新文化史”的兴起；第二，妇女史与性别史的持续扩大；第三，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建立起新的联盟；第四，对国别史研究的挑战；第五，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兴起。这五个研究方向的转变中，又以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的影响最为显著。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对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注的不断加强。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史的写作有两个不同的走向。一个开始较早，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尔夫（Eric Wolf）、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科学家以及关心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开端。麦克尼尔则代表第二种取向。他对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兴趣不大，研究也不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而是乐于将更早年代的历史涵盖在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个名词才变得较为流行。
新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加的趋势。这方面的著作有：索格纳（Solvi Sogner）编的《理解全球史》（ 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霍普金斯（A. G. Hopkins）编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本德（Thomas Bender）编的《全球时代中的美国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 曼宁（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过往》（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及入江昭（Akira Iriye）合编的《全球史读本》（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除了史家作品外，也纳入人类学及发展研究的文章；霍普金斯编的《全球史：世界与地方间的交流》（ 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吉尔斯（Barry K. Gills）和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史》（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什么是全球史》（ What is Global History ?）。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 The New Global History ）；史登斯（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萨克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
上述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
已有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撰写全球化的历史。这种兴趣的转变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世界是变动的。如果说这种改变的动力大多是来自学术共同体，那需求则来自新世代的年轻学子，他们渐渐不受民族国家的历史形式所束缚。霍普金斯更认为全球史的课题相当有潜力，因为它吸引了所有历史学的次学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新的主题如污染、疾病及医药都是热门话题；而旧的课题如帝国也能重新检视。
让人更为期待的是，这是多年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伙伴学科首次重新连结。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由新现实主义转变到探索机构与想法。新经济史则涵盖了有关财产权、竞租行为、交易价值、种族渊源、暴力，以及在政治不稳定的各种情况中的重要论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则认为全球史符合我们当代的需求。他于2006年帮新发行的期刊《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写过一篇长序《历史学的传统与全球史回归的当代必要性》。这篇文章首先描述全球史研究的两个取向：连结（connexion）与比较（comparisons）。而后观察当欧洲的地缘政治超越了世界所有地区成为霸权时，早期欧洲与其他历史传统的中心书写的特色。在过去两个世纪，所有的历史学传统对于西方的兴起大多采取歌功颂德或响应的态度。全球史的回归所影响的历史叙事使得学界能够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并符合我们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全球史的发展目前仍是进行式，相较于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它的资历尚浅。在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大致归纳出几点全球史的发展趋势。首先，它挑战了过去民族国家史的书写限制，将视野扩展到地方、区域、国家、半球之间的彼此联系。其次，全球史的研究已经跳脱以往建立宏大体系与理论的框框，许多兼具宏观及微观的文章开始受到重视。再次，全球史让研究者以一种全球视野的角度看问题，因此类似上一波史学的“文化转向”，促使史学次学科有了新的研究取向，举凡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外交史、教育史、医疗史都纷纷强调全球视野下的研究角度。第四，研究者多为跨学科的学者，不限于史学家的专利，比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及地理学。第五，全球史专业学术期刊出现，例如《全球史杂志》。最后，专门全球史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亦是近来学界关注的重点。这种研究兼顾了新文化史与全球史的研究特色。新文化史研究中有关“文化边界”（cultural frontiers）与“文化相遇”的概念是近来研究文化交流常被讨论的观点。有关这个课题，陈慧宏教授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论”：评析中欧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视野》一文有深入的讨论。
陈慧宏提出两个分析方向，一是关于“他者”（the other）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强调欧洲对他者的建构，也有可能为他者以及他者针对欧洲人的自我建构所形塑。因此，我们会发现，中欧文化接触的研究中，并非单纯地由欧洲中心转向地区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获得平衡观点的结果时，强势的地区文化该如何处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陈慧宏提出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欧文化相遇的研究，在过去与未来如何让跨文化的研究丰富历史学的方法论，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方历史学方法论的文化史转向之取径来理解。例如2007年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与夏伯嘉合编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化翻译》（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便是将焦点集中在“转译”（translation）的课题上。在交往互动与沟通妥协的概念下，“交流”（exchange）一词退居到较不显著的位置。
此外，陈慧宏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结构的定义是以文本为指标。她不认同某些学者所说的：信息的传递除了文本的形式，还包括地图、各种物品和文化习惯等，但分析中心仍是文本，因为文本是留存下来的最重要数据。陈慧宏认为我们应当要参考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研究，要特别留意“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如书籍、图画和观念等物质文化的材料。此外，她认为“相遇”一词的深远含义，应该是指向一种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而这也应是我们对整体跨文化交流历史研究开发的期许。
有了对上述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的认识，我们就比较清楚该如何看待《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这本书。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虽然不像近来的全球史著作，已经打出全球史这样的史学旗号，但已经初步有了全球的视野，也关注到文化相遇的课题。
《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一书描述的时间长达七百年，从11世纪到18世纪。麦克尼尔选择一般史家所忽略的东欧及南欧历史。他认为这个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永远不会停止，而且还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而本书的主角威尼斯就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威尼斯不仅是重要媒介，也是领导者。打从中世纪起，威尼斯人凭借贸易通商就是拉丁世界连结希腊、斯拉夫和奥斯曼土耳其地区最根深蒂固的中间人。麦克尼尔在此书充分展现他过往写《西方的兴起》的功力，信手拈来就用罗马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及土耳其语的材料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威尼斯的故事，或说是一幅威尼斯帝国兴衰过程的历史图像。
通过此书，我们终于可以弄清楚，为何如此小巧的一个城邦，得以从一开始享有拜占庭帝国的特权地位，在尔后几百年间，通过这些小型淡水湖中的一连串岛屿，凭靠位于亚得里亚海边的优越位置，垄断了地中海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所以我们知道了许多相当精彩的威尼斯故事：威尼斯贸易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建立著名的威尼斯军械库；拜占庭国家政策与意大利企业这两个因素，使得拜占庭帝国的远距离海上商业落入了意大利人手中。至于意大利人能够长期占据各种领导地位的原因，一是低政治军事开销，二是意大利贸易城市调动资源的方式。
在关注威尼斯的政治经济制度特色的同时，《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也将历史场景拉到威尼斯以外的地区，注意到在1481年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俨然成为新秩序的强权国家，此处麦克尼尔已经提出了日后他另外一本重要著作《火药帝国的时代》（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 ）中，莫斯科公国、西班牙、波斯萨法维王朝、印度莫卧儿等海外帝国藉由火药来支配世界的观念。然而，相较全球的军事技术革命，地中海的海事革命或许只是地区性的发展，但威尼斯依然是一股不可轻忽的力量。
在书中，麦克尼尔也从文化同化与排斥模式来观察1282—1481年期间明显受到威尼斯文化影响的欧洲区域。此时，欧洲有三种文化彼此竞争：哥特式、拜占庭式及蒙古—突厥式复合文化。到了1481—1669年期间，威尼斯的情势则开始走下坡。此一时期，欧陆势力版图变动，威尼斯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对手。然而，最终重创威尼斯的因素，主要还是商船技术的落后、资源及食物短缺、行政体系的僵化、瘟疫的侵袭、舰队失去优势等。
最后，到了1669年，欧洲创造力最为活跃的中心已经移到阿尔卑斯山北部，威尼斯人在海外的发展大幅缩减。城市的活动范围也缩小至地方活动。此时的威尼斯已成为落后地区，一座活在过去的城市。然而，值得赞赏的是，尽管政治经济转变如此巨大，威尼斯的文化力量仍处于巅峰。
由于威尼斯由盛而衰的过程中，都牵涉周边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各个阶段的历史面貌极其复杂，因此《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在阅读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内容、叙事手法及格式，都非针对一般读者。也因为如此，本书对于威尼斯的历史事实较过往许多文学作品有更多的描绘，相当适合对历史典故有兴趣的读者深入阅读。
有了《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中文译本的问世，我想，威尼斯不再仅是一座平面的水上之都，也不是面具、贡多拉、犹太商人等名词的集合体；而是一座拥有七百年历史的活生生的城市。正如麦克尼尔在本书目录之前所引用的华兹华斯作品：“她曾经掌握迷人的东方之境，也曾是西方的屏障门户。她从未贬低自己高贵的身价。威尼斯，自由的长女。”
《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一书的翻译出版，正提供了我们一个阅读威尼斯的兴衰历史的最好选择。
献给我的父亲
约翰·托马斯·麦克尼尔
（John Thomas McNeill）
他对欧洲历史的观点为我的研究奠基
他一生对教会史的贡献
或许在此书中也能找到一丝踪迹
她曾掌握迷人的东方之境
也曾是西方的屏障门户
她从未贬低自己高贵的身价
威尼斯，自由的长女
她是座光辉灿烂、崇尚自由的纯洁之城
不受诡诈诱惑，不许暴力侵犯
若要为她寻找伴侣
唯有永恒的海洋能与之匹配
若她看到那些光辉淡去
那些头衔消失、那些力量衰颓
在她漫长一生终到头时
将付出悔恨的代价
我们人啊，怎能不悲痛
曾经伟大的，消逝时竟连踪影都不剩
——威廉·华兹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