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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有关威尼斯的作品，你会想到什么？一般人会想到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我则联想到英国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那本当代书写威尼斯的经典之作《威尼斯》。但这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一本旅游指南，更不算是报告文学。它更偏向主观、浪漫、印象派及作者的经历，而不是以都市为主体的写作。
少有人会想到麦克尼尔的《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麦克尼尔的大名既熟悉又陌生，原因即在于他的著作丰硕，至今已经有三十几部书。其中译成中文的只有一部分，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是他的《西方的兴起》和《瘟疫与人》，以及近来和他那研究环境史的儿子小麦克尼尔（J. R. McNeill）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然而，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在中文世界里，知道他曾经写过威尼斯这样主题的一本书的人应当不多。更何况，《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出版在1974年，距今已经将近快五十年了。
本书不是麦克尼尔最知名的作品，却是对于想要更进一步理解他日后史学著作理念的人不可或缺的一本书。要了解这本书，或许将它放在全球史写作的光谱上来检视，是个不错的选择。
全球史的出版在21世纪以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相关的研究讨论与论文也正不断地关注这段时间的史学变化。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学史》（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一书中，认为冷战之后的历史书写有以下几点变化：第一，文化转向及语言学转向导致了所谓的“新文化史”的兴起；第二，妇女史与性别史的持续扩大；第三，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建立起新的联盟；第四，对国别史研究的挑战；第五，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兴起。这五个研究方向的转变中，又以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的影响最为显著。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对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注的不断加强。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史的写作有两个不同的走向。一个开始较早，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尔夫（Eric Wolf）、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科学家以及关心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开端。麦克尼尔则代表第二种取向。他对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兴趣不大，研究也不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而是乐于将更早年代的历史涵盖在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个名词才变得较为流行。
新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加的趋势。这方面的著作有：索格纳（Solvi Sogner）编的《理解全球史》（ 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霍普金斯（A. G. Hopkins）编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本德（Thomas Bender）编的《全球时代中的美国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 曼宁（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过往》（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及入江昭（Akira Iriye）合编的《全球史读本》（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除了史家作品外，也纳入人类学及发展研究的文章；霍普金斯编的《全球史：世界与地方间的交流》（ 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the Local ）；吉尔斯（Barry K. Gills）和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史》（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什么是全球史》（ What is Global History ?）。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 The New Global History ）；史登斯（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萨克森麦尔（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视野下的全球史》（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
上述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
已有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撰写全球化的历史。这种兴趣的转变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世界是变动的。如果说这种改变的动力大多是来自学术共同体，那需求则来自新世代的年轻学子，他们渐渐不受民族国家的历史形式所束缚。霍普金斯更认为全球史的课题相当有潜力，因为它吸引了所有历史学的次学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新的主题如污染、疾病及医药都是热门话题；而旧的课题如帝国也能重新检视。
让人更为期待的是，这是多年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伙伴学科首次重新连结。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由新现实主义转变到探索机构与想法。新经济史则涵盖了有关财产权、竞租行为、交易价值、种族渊源、暴力，以及在政治不稳定的各种情况中的重要论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则认为全球史符合我们当代的需求。他于2006年帮新发行的期刊《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写过一篇长序《历史学的传统与全球史回归的当代必要性》。这篇文章首先描述全球史研究的两个取向：连结（connexion）与比较（comparisons）。而后观察当欧洲的地缘政治超越了世界所有地区成为霸权时，早期欧洲与其他历史传统的中心书写的特色。在过去两个世纪，所有的历史学传统对于西方的兴起大多采取歌功颂德或响应的态度。全球史的回归所影响的历史叙事使得学界能够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并符合我们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全球史的发展目前仍是进行式，相较于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它的资历尚浅。在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大致归纳出几点全球史的发展趋势。首先，它挑战了过去民族国家史的书写限制，将视野扩展到地方、区域、国家、半球之间的彼此联系。其次，全球史的研究已经跳脱以往建立宏大体系与理论的框框，许多兼具宏观及微观的文章开始受到重视。再次，全球史让研究者以一种全球视野的角度看问题，因此类似上一波史学的“文化转向”，促使史学次学科有了新的研究取向，举凡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外交史、教育史、医疗史都纷纷强调全球视野下的研究角度。第四，研究者多为跨学科的学者，不限于史学家的专利，比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及地理学。第五，全球史专业学术期刊出现，例如《全球史杂志》。最后，专门全球史研究机构纷纷成立。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亦是近来学界关注的重点。这种研究兼顾了新文化史与全球史的研究特色。新文化史研究中有关“文化边界”（cultural frontiers）与“文化相遇”的概念是近来研究文化交流常被讨论的观点。有关这个课题，陈慧宏教授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论”：评析中欧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视野》一文有深入的讨论。
陈慧宏提出两个分析方向，一是关于“他者”（the other）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强调欧洲对他者的建构，也有可能为他者以及他者针对欧洲人的自我建构所形塑。因此，我们会发现，中欧文化接触的研究中，并非单纯地由欧洲中心转向地区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获得平衡观点的结果时，强势的地区文化该如何处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陈慧宏提出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欧文化相遇的研究，在过去与未来如何让跨文化的研究丰富历史学的方法论，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方历史学方法论的文化史转向之取径来理解。例如2007年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与夏伯嘉合编的《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化翻译》（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便是将焦点集中在“转译”（translation）的课题上。在交往互动与沟通妥协的概念下，“交流”（exchange）一词退居到较不显著的位置。
此外，陈慧宏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结构的定义是以文本为指标。她不认同某些学者所说的：信息的传递除了文本的形式，还包括地图、各种物品和文化习惯等，但分析中心仍是文本，因为文本是留存下来的最重要数据。陈慧宏认为我们应当要参考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研究，要特别留意“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如书籍、图画和观念等物质文化的材料。此外，她认为“相遇”一词的深远含义，应该是指向一种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而这也应是我们对整体跨文化交流历史研究开发的期许。
有了对上述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的认识，我们就比较清楚该如何看待《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这本书。就我个人而言，这本书虽然不像近来的全球史著作，已经打出全球史这样的史学旗号，但已经初步有了全球的视野，也关注到文化相遇的课题。
《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一书描述的时间长达七百年，从11世纪到18世纪。麦克尼尔选择一般史家所忽略的东欧及南欧历史。他认为这个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永远不会停止，而且还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而本书的主角威尼斯就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威尼斯不仅是重要媒介，也是领导者。打从中世纪起，威尼斯人凭借贸易通商就是拉丁世界连结希腊、斯拉夫和奥斯曼土耳其地区最根深蒂固的中间人。麦克尼尔在此书充分展现他过往写《西方的兴起》的功力，信手拈来就用罗马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及土耳其语的材料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威尼斯的故事，或说是一幅威尼斯帝国兴衰过程的历史图像。
通过此书，我们终于可以弄清楚，为何如此小巧的一个城邦，得以从一开始享有拜占庭帝国的特权地位，在尔后几百年间，通过这些小型淡水湖中的一连串岛屿，凭靠位于亚得里亚海边的优越位置，垄断了地中海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所以我们知道了许多相当精彩的威尼斯故事：威尼斯贸易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建立著名的威尼斯军械库；拜占庭国家政策与意大利企业这两个因素，使得拜占庭帝国的远距离海上商业落入了意大利人手中。至于意大利人能够长期占据各种领导地位的原因，一是低政治军事开销，二是意大利贸易城市调动资源的方式。
在关注威尼斯的政治经济制度特色的同时，《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也将历史场景拉到威尼斯以外的地区，注意到在1481年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俨然成为新秩序的强权国家，此处麦克尼尔已经提出了日后他另外一本重要著作《火药帝国的时代》（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 ）中，莫斯科公国、西班牙、波斯萨法维王朝、印度莫卧儿等海外帝国藉由火药来支配世界的观念。然而，相较全球的军事技术革命，地中海的海事革命或许只是地区性的发展，但威尼斯依然是一股不可轻忽的力量。
在书中，麦克尼尔也从文化同化与排斥模式来观察1282—1481年期间明显受到威尼斯文化影响的欧洲区域。此时，欧洲有三种文化彼此竞争：哥特式、拜占庭式及蒙古—突厥式复合文化。到了1481—1669年期间，威尼斯的情势则开始走下坡。此一时期，欧陆势力版图变动，威尼斯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对手。然而，最终重创威尼斯的因素，主要还是商船技术的落后、资源及食物短缺、行政体系的僵化、瘟疫的侵袭、舰队失去优势等。
最后，到了1669年，欧洲创造力最为活跃的中心已经移到阿尔卑斯山北部，威尼斯人在海外的发展大幅缩减。城市的活动范围也缩小至地方活动。此时的威尼斯已成为落后地区，一座活在过去的城市。然而，值得赞赏的是，尽管政治经济转变如此巨大，威尼斯的文化力量仍处于巅峰。
由于威尼斯由盛而衰的过程中，都牵涉周边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各个阶段的历史面貌极其复杂，因此《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在阅读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内容、叙事手法及格式，都非针对一般读者。也因为如此，本书对于威尼斯的历史事实较过往许多文学作品有更多的描绘，相当适合对历史典故有兴趣的读者深入阅读。
有了《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中文译本的问世，我想，威尼斯不再仅是一座平面的水上之都，也不是面具、贡多拉、犹太商人等名词的集合体；而是一座拥有七百年历史的活生生的城市。正如麦克尼尔在本书目录之前所引用的华兹华斯作品：“她曾经掌握迷人的东方之境，也曾是西方的屏障门户。她从未贬低自己高贵的身价。威尼斯，自由的长女。”
《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一书的翻译出版，正提供了我们一个阅读威尼斯的兴衰历史的最好选择。
献给我的父亲
约翰·托马斯·麦克尼尔
（John Thomas McNeill）
他对欧洲历史的观点为我的研究奠基
他一生对教会史的贡献
或许在此书中也能找到一丝踪迹
她曾掌握迷人的东方之境
也曾是西方的屏障门户
她从未贬低自己高贵的身价
威尼斯，自由的长女
她是座光辉灿烂、崇尚自由的纯洁之城
不受诡诈诱惑，不许暴力侵犯
若要为她寻找伴侣
唯有永恒的海洋能与之匹配
若她看到那些光辉淡去
那些头衔消失、那些力量衰颓
在她漫长一生终到头时
将付出悔恨的代价
我们人啊，怎能不悲痛
曾经伟大的，消逝时竟连踪影都不剩
——威廉·华兹华斯
当我1944年第一次踏上希腊土地，参观纳普良和阿克罗科林斯城堡时，非常意外地发现城墙上出现圣马可之狮的图像。我所学的知识都不如眼前这个明确的证据一般足以证明西欧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存在。多年后，当时经美洲赴苏联的旅行仍不常见，有一天傍晚，我在同事家看莫斯科的投影片，他刚从苏联回来，并让我突然了解到眼前的建筑表现出意大利风格，这再次让我大吃一惊。后来，当我看在酬劳的份上，为《大美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Americana ）撰写克里特条目时，17世纪克里特的艺术和文学让我第三次大吃一惊。
这种体验在往后20年不断出现，促使这本书诞生。当我的调查让焦点和定义越来越清晰时，这项计划也为我的《欧洲的草原边疆1500—1800》（ Europe's Steppe Frontier，1500—1800 ）补充了许多资料。在那本书中，我试着描述东欧的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那本书和这本书关注的是同一个区域，只是前者着重的是陆地，本书强调的是海洋，思考的是航海者接触时的相互关系。
本书的雏形来自我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授课内容，能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回馈是大学生活中最珍贵的部分。因此当我在1968年第一次钻研威尼斯帝国历史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安德里亚·马顿菲（Andrea Martonffy）和托马斯·努南（Thomas Noonan）这三位学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古根汉学术奖（Guggenheim Fellowship），我有幸在1971年秋天抽出时间针对威尼斯、雅典和土耳其进行研究，并在接下来几个月整理资料。当我完成初稿后，感谢下列几位杰出的学者拨出珍贵的时间为我修订初稿：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埃里克·科克伦（Eric Cochrane）、T.本特利·邓肯（T. Bentley Duncan）、德诺·吉纳科普洛斯（Deno Geanakoplos）、约翰·F.朱尔马丁（John F. Giulmartin）、希拉尔·伊纳尔西克（Hilal Inalcik）、阿卡迪厄斯·卡汉（Arcadius Kahan）、弗雷德里克·兰恩（Frederic C. Lane）、特雷安·斯托亚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斯佩罗斯·弗里奥尼斯（Speros Vryonis）还有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他们订正了许多错误，也对初稿做出许多建议，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希拉尔·伊纳尔西克，感谢他原谅我对奥斯曼的无知，并提出精辟的修正建议；约翰·F.朱尔马丁，他对16世纪地中海水手与海事技术的见识，拓宽了我理解的面向。
另外，感谢威尼斯国际文化中心（Giorgio Cini Fondazione）东方威尼斯组的同仁，以及雅典根纳第斯图书馆（Gennadion Library）馆长弗兰克·沃尔顿（Frank Walton）的协助。感谢土耳其政府让我以官方访员身份，至土耳其参观马尔马拉海两岸奥斯曼帝国的发源地。最后，感谢芝加哥大学在我暂离教职时，仍让我使用图书馆资源，我才能完成本书的组织架构。
因为我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敏感性及未完善的概念表达，此书必然还存在瑕疵。所有缺陷都是我的责任，无论何种程度或方式的评论，都将有助于减少我的错误，至少减轻错误的严重性。
威廉·H.麦克尼尔
1973年1月
本书描述从11世纪至18世纪，东欧及南欧在审美风格与工艺技术上的起伏兴衰。自1050年起，拉丁欧洲崛起，渐渐与拜占庭帝国技艺熟练的希腊人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优势。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拿破仑于1797年进军并消灭威尼斯共和国为止，距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启拉丁欧洲在地中海东部的大规模冒险，时间长达700年。
这段历史的主角们有使用罗马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等语言的族群。在语言交汇混杂时，这种多样性造成了理解过程中令人畏惧的障碍。再者，现有史料也受限于近代以来多数南欧及东欧史学家的主要兴趣——寻找国家起源，或如本书中将会提到的，颂扬国家扩张领土的辉煌成就。另外，东正教和拉丁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影响现代学者的态度（有时是无意识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久以来的恐惧、仇恨与误解依然普遍存在，在南欧及东欧的史料中更是显而易见。这是因为19世纪巴尔干半岛基督徒的民族主义运动，重申并强化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间长久存在的对立关系，而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在吸收来自西欧的智慧灵感之际，也希望缩小东正教国家与其西边对手天主教国家的历史鸿沟。
因此，历史学家常忽视或低估东欧、南欧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在文化交流的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所曾经扮演的角色。本书旨在通过使用同化模式和文化排斥模式，整理上述四种语言写成的近代学术著作，分析这些不完整的数据，进而纠正这些缺失。不过，这种程序有个明显的陷阱，人们容易因为目光过于集中在跨语言与宗教界限的文化交流中偶发的案例而将之夸大，或是急于借着概念化社会过程的先验观念而非确切的证据来找出一致性。本书是否能跳出这些陷阱，要留待读者来决定。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综合研究是不成熟的。在奥斯曼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轮廓清晰前，对主要材料进行更多研究是必要的，其他主题也应如此。另一方面，详细的专题研究所获得的重要发现，大多跟分析整体的历史发展有关。通过证明或通过（更典型地）反驳某些一般性论文的贴切性与准确性，详细的调查也能有准确性及意义，而这是空想所无法达到的。
在过去，尽管拜占庭和奥斯曼社会的多民族结构，使得民族史被严厉谴责为一种明显的宗派主义，但与之对立的民族主义理想，仍为多数东欧史学家提供指引。马克思主义或可提供另一个更全面的观点，虽然东欧和南欧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关系，并未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西北欧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所总结出来的准则。像西方资本家一样行事的主要是东欧、南欧以外的人，而东欧与南欧的官僚、权贵或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远高于在马克思阶级斗争中的角色，至少在阶级斗争史观较简化、较教条化的形式中是如此。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未考虑在东欧、南欧历史中占有重要分量的宗教对立，这也能说明资产阶级以民族主义作为欺骗无产阶级的伎俩，是声名狼藉地与事实不符。
鉴于这些情况，似乎可以为东欧和南欧历史提出一个替代的模型，该模型或许能为至今尚未探索的领域指点迷津，或是为重新评估已经熟悉的数据提供基础。其基础的假设可简单归结如下：当一群人遇到一种商品、技术或想法，比已知的事物更为优越，他们会试着获取，并将优越者纳为己有，但前提是这不能危及他们原本珍视的其他价值。
遇到新奇且优越的文化特质后，会出现广泛多样的反应：成功的借用，或是新接触的文化在原先文化脉络中相对罕见，却具有伟大的历史重要性时，会产生创造性的适应，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人类的技术和能力最可能被提升。有种更常见但在历史上不那么重要的情况是，人们会选择退缩，再度确认他们习惯的生活模式，并拒绝具有吸引力的新事物，因为它似乎无法达成，或具有威胁性及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必要加强原有的模式，以抵挡优越的外国产品所产生的诱惑。文化变迁有时候影响深远，特别是努力想维持现状时甚至会出现矛盾的结果。
在本书所关心的时间和空间中，我的观点是东欧和南欧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永远不会停止，并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即使是奥斯曼帝国势力前进到巴尔干半岛后，并不表示拉丁基督徒和地中海东部的人民就会停止接触。可以肯定的是，奥斯曼帝国权力的巩固的确大大改变了互动的方式，有一段时间，许多东正教徒向拉丁西欧的人宣扬奥斯曼制度和想法的优越性。同样，我们也不能假设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是和彼得大帝一起自东部迁移至此。早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俄罗斯人就向拜占庭、伊斯兰教世界、北意大利寻求知识，或是在1650年后向西北欧寻求知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技术与想法在16世纪流向阿尔卑斯山北部，这一点普遍为人所知，在东正教世界也出现相似的状况，然而接收意大利文艺复兴技术的进度却较为缓慢（主要来自17世纪），比起西北欧所受影响也较小。
威尼斯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中世纪时期，打从威尼斯人依赖贸易通商以来，他们就是拉丁世界连接希腊、斯拉夫和土耳其地区最根深蒂固的中间人（他们在阿拉伯地区的活动，本书将略过不谈），即使当威尼斯人不再定期从事国外贸易活动，希腊人和犹太人已在潟湖区建立了社区。这些群体通过商业活动等创造了东、西方的新联系。此外，威尼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成为强权，并持续统治海外属地的东正教人民，直到在1797年瓦解。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因意大利和希腊两种上层文化的互动而成为富饶之地。帕多瓦大学的出现（自1405年起纳入威尼斯共和国管辖），对16、 17世纪的东正教世界有显著的吸引力。直到1630年，威尼斯出现反教皇政策，帕多瓦大学也强力抵抗罗马天主教执行宗教单一化。这些情形下吸引了更多想要学习医学和哲学的东正教学生到帕多瓦就读。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它处于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在1600年之前，它也是东西欧两地跨区贸易的主要地点。在本书所关注的区域，威尼斯这种不断有外地人来往的城市，注定成为文化交流的领导者。
我们特别聚焦于威尼斯和威尼斯人似乎非常贴切，他们是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地区之间联系的主要媒介。然而若将文化互动的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其他意大利权力，例如热那亚或教皇，曾在某些情况下率先以西方技术或理念挑战东方的人民，似乎就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另一方面，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波兰和德意志，在东西欧交流中向来被当成背景，而非单独的角色，这不代表它们在爱琴海及黑海历史中不重要，而是聚焦于黎凡特与亚平宁半岛的关系似乎更好，至少到1700年之前，比起东部和西部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两者的互动更为密集与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