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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72年）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感恩节了。一位名叫弗雷德·科赫的千万富翁手中的枪已上膛，在野外狩猎用的伪装帐篷中等待野鸭的出现。
弗雷德是个大块头，性格也很强硬。
他就是那种美国中西部人所说的一看就“非同凡响”的人，气场强大到一进房间就能影响屋内所有人。毫无疑问，他就是传说中天生自带气场的男人。他是一名工程师，一位企业家，一个自诩的爱国者。在67岁那年，弗雷德建立了一个由许多小企业组成的企业帝国。一家家小企业就像快速旋转的轮轴，弗雷德作为这个帝国的主人，就是串联各家企业的中轴。他是一家正在逐渐发展壮大的公司的董事长，他是一个叫作“约翰·伯奇协会”的右翼政治团体的联合创始人。
他是一个自费出书的作家，通过邮寄的方式以每本25美分的价格出售充斥着反共内容的小册子。他也是四个吵吵嚷嚷、冰雪聪明的男孩的父亲，努力向孩子们灌输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智慧、努力工作、正直和进取心。
如果说弗雷德的日常生活充满欢声笑语，那么他在那个11月的星期五则是完完全全地沉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出现在位于犹他州奥格登小镇外的熊河附近的狩猎帐篷中，一个离他在威奇托的家1000多英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美到令人叹为观止。当面朝东方时，游客可以看到高峻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形态各异的山峰长年被白雪覆盖。而转向西边，起伏的山峦好像突然被敲平了似的，游客可以看到由牧场和盐碱沼泽地组成的高原平地。大盐湖就在附近，周围闪闪发光的沼泽地吸引了大批从黄石公园和爱达荷州的森林向南迁徙的野鸭。
大牧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弗雷德“交谈”着。
他拥有数千英亩
的牧场，这片土地将传给他的儿子们，再继续保留数十年，他们知道这片土地对于父亲意味着什么。牧场是一个无拘无束、可以放飞自我的地方，也是一个必须不断劳作的地方。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商业机构，在这里的成败完全仰仗于牧场主的职业道德和经营能力。经营一家牧场最需要坦荡的胸怀，因为牧场往往位于美国最开阔、最自由的乡村地带。或许弗雷德去熊河是为了在规划他的生意和生活的同时，又可以享受一点点安静的时光。他的商业帝国由一系列复杂的关联企业组成，有炼油厂、输油管道、生产厂家，以及他心爱的牧场。熊河是一个可以逃避一切的地方，一个可以把自身抽离出来思考问题的地方。这是一个适合男人厘清思路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专注于规划未来，然后回到现实世界开始执行。考虑到弗雷德的生平，我猜测当他扫视地平线时，他很有可能在一边考虑这些事情的同时，一边等待排成“V形”的野鸭群出现在视野中，看着它们盘旋，看着它们寻找着陆的地方。
弗雷德和一个野外向导一起待在狩猎帐篷里，向导主要负责帮他照看武器等补给。根据科赫家族的传统，弗雷德瞄向天空，开了一枪，一只野鸭盘旋掉落，这枪法让他自己也赞叹不已。
突然，弗雷德重重倒下，不省人事。即使最近的医院也显得遥不可及。负责装子弹的向导当时一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什么也做不了。弗雷德死在了山脚下，仿佛眺望着那片盐碱沼泽地和牧场。
从那时起，他脑中的所有计划都随之湮灭。从今往后，他的公司和家人只能独自前行，再也得不到他的引导了。
就这样，一家之主走了。
弗雷德的突然离世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开始。这是科赫家族第一次进入动荡的时代，稳定的局面第一次被打破，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同千斤重担压在他们的肩膀上。有一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想要弄清如何在这个情况下稳住局面并最终脱颖而出。那个人就是弗雷德的次子——查尔斯·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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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对一段记忆印象深刻，那就是他坐在威奇托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室里，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数学题。那年，他小学三年级。他永远记得其他学生是如何提问的，老师又是如何不断地向他们解释硕大的白色数字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的。
这让查尔斯感到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孩子会对老师所讲的内容感到难以理解。“我对当时的画面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大多数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但这件事我却记得很清楚。”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所有其他孩子，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挣扎……这是为什么呢？我问自己，”他回忆道，然后笑了，“答案很明显啊！”
就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拥有数学天赋和工程师的头脑。他能清楚地看到一套规则，那是数字的语言，在一个独立的领域中完美存在着，无论人们能否理解它。数学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挣扎而改变。数学是完美的，而查尔斯有数学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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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对父亲的去世没有想象中惊讶。
弗雷德病了很多年。事情是突然的，但也并非出乎意料。
当这个悲伤的时刻来临时，查尔斯有了一个想法，一个他谋划多年的想法。
在他童年的夏天，科赫全家都会去威奇托乡村俱乐部。
那里有游泳池、俱乐部会所和绿岭高尔夫球场，所有的一切都隐藏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绿洲里。由于自家离乡村俱乐部很近，科赫家的孩子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每年夏天都会去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里玩耍，度过漫漫酷暑。这是一个城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们挥霍着夏日时光，把消费账单记在父母账上的地方。可以设想，一旦到了晚上，十几岁的查尔斯就可以在俱乐部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偷偷喝酒，或者在墙上镶嵌着雅致抛光硬木的私密房间里打牌。
而查尔斯在成长过程中远离了这种形式的暑假生活。
据了解，他尽可能地待在自家后院，远离乡村俱乐部。弗雷德觉得过多的闲暇时光会影响查尔斯的品格，所以一路向西，把他送到了自己深爱的牧场。十几岁的时候，查尔斯就学会了骑马，这听起来或许很不错，甚至有点浪漫主义色彩，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查尔斯来说，学骑马更像是学习如何驾驶叉车。他的任务是在马背上单调地连续骑几个小时，检查围栏，防止牛偷偷跑到牧场外游荡。在那些夏天的晚上，他和其他牧场工人一起睡在小木屋里，牧场工人有着像“苦根花鲍勃”之类的名字——叫这种名字的人听起来就像从来没去过乡村俱乐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这就是查尔斯童年的节奏，工作、上学，然后再回去工作，这是父亲设定的节奏。查尔斯开始变得叛逆，直到他十几岁时遇到了麻烦，被送到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军事管理式预科学校，之后他开始收敛自己直到高中毕业。1957年，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程学学位，就像他父亲以前一样。
但即便如此，查尔斯的内心始终充满叛逆。他不满足于追随父亲的脚步，毕业后没有回到威奇托，而是留在波士顿东部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弗雷德恳求查尔斯回家参与家族生意的经营。
生意越来越大，弗雷德想要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替他分担。这些生意包括拥有炼油厂和输油管道的岩岛石油和炼油公司，经营着大片牧场的斗牛士牛业公司，以及为炼油厂和化工厂生产专用设备的科氏工程公司。弗雷德想把这些公司交给一个有管理能力的人，而他明确表示这个人就是查尔斯。
但是查尔斯拒绝了。他很高兴自己能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有所成就。弗雷德是一位专横的父亲、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人，他对这个世界如何运作以及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行事有着别人无法动摇的信念。查尔斯在波士顿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著名的理特咨询公司从事管理咨询师的工作。他知道，如果自己回家，就将永远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必须服从父亲的权威。
“我当时在想，天哪，如果我回去了，他不会让我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他会让我窒息的。”几十年后，查尔斯在接受《威奇托鹰报》的采访时回忆道。
当发现无法说服儿子回家后，弗雷德开始心怀愧疚。他告诉查尔斯，如果不回来继承家业，公司就会被出售。这位一家之主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可能永远都保持健康，如果查尔斯不想接班，他就只好把公司卖掉了。
不知是出于内疚感、责任感，或者只是想通了，查尔斯最终让步了。1961年，他回到家，加入了父亲的公司。随后几年，弗雷德赋予查尔斯的权力越来越大。
查尔斯从科氏工业的工程部门干起，渐渐地，弗雷德放弃了工程部门的总裁一职，并将头衔移交给查尔斯。1966年，弗雷德在更大规模的岩岛石油和炼油公司做了同样的事情，让查尔斯成为该公司总裁，这家公司是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不过弗雷德仍然是董事长，在查尔斯之上保持着对公司的控制。
1967年11月20日星期一，
查尔斯参加了他父亲的葬礼。追悼会在唐宁东区殡仪馆举办，随后弗雷德的遗体被火化。威奇托的商界显贵都到场向弗雷德表示敬意，也送上了对遗属的安慰。当然，在人群中最突出的是弗雷德优雅的遗孀玛丽·科赫，一位稳重美丽的女人，她对当地艺术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持得到了整个威奇托的承认。
然后是科赫夫妇的孩子们，四个男孩并排站着，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身材高大，站直了都在6英尺以上，与大多数人交谈时都在俯视对方。他们都很英俊，有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健硕身材和方下巴。按理说长子弗雷德里克·科赫应该是公司的继承人，但是弗雷德里克（大家都喜欢叫他弗雷迪）从来都没有对家族生意——或者任何生意表示过感兴趣。
他喜欢艺术，大学时学的戏剧而不是工程学。弗雷迪很早就离开了家族企业的轨道，当弗雷德去世时，弗雷迪正在纽约教授表演和戏剧创作课程。
弗雷迪之后是查尔斯，他承担起了长子应当继承家业的角色。
最后是科赫家最年轻的两个男孩，一对异卵双胞胎，分别叫大卫和比尔。跟查尔斯一样追随父亲的脚步，这对双胞胎都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父亲去世时大卫已经毕业，在纽约从事化学工程师的工作。他不仅个子高，而且拥有明星运动员的肌肉体格，在麻省理工学院打过篮球，还是校队队长，在学校球队效力期间场均砍下21分和12个篮板，这使他毕业时成为学校得分最高的球员。他还创造了单场比赛得分的最高纪录——41分，这一纪录46年没有被打破过。比尔也加入了球队，但他没有大卫的天赋。比尔个子稍矮，在球队的板凳上待的时间更多。当弗雷德去世时，比尔还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查尔斯是当时唯一一个已经在家族企业工作的孩子。在弗雷德·科赫的葬礼上，他独自站着，没有跟其他兄弟一起。父亲的商业帝国——弗雷德生前打拼积累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都留给了查尔斯来管理。那年他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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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族生意有种说法：在一个成功的家族企业，第二代注定要毁掉一切。查尔斯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偏见的存在，他想证明自己可以继往开来。他开始独自管理公司，每天都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并且待到很晚，在周末也坚持工作。对查尔斯来说，在星期日下午给员工打电话，要求他们到办公室开会的情形司空见惯。
他不仅努力地工作，而且是目的明确地工作。
即使在1968年初，也就是他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他都坚持这样工作着。很明显，查尔斯对自己和兄弟们刚继承的这家公司有着惊人的雄心壮志，同时也有脚踏实地的规划。他争分夺秒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试图从根本上重塑弗雷德一生中所建立的一切。
第一步是重塑组织结构。
查尔斯几乎立刻开始着手重组弗雷德留下的大批关联公司。一堆乱七八糟的公司，包括工程公司、原油集输业务、输油管道、牧场等，它们很快被焊接成一块铁板，成为单一公司实体。
第二步是重塑物理构造：公司将搬入一个新办公大楼里。
在弗雷德去世之前，公司在市中心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楼内办公。但巧合的是，在弗雷德去世后，这座建筑正好为了给城市重建项目让路而计划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城市东北角的新总部大楼，查尔斯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工作。新建的综合体包括一座办公楼和一个中型工厂，工厂用于生产炼油设备等产品，查尔斯将在这里塑造他理想中的新公司。之后的40年，办公区域一直在缓慢扩大：在1967年还是一片草原的地方改为了停车场，在工厂北面建起了一座低矮的办公楼。这座坐落于37号街一个偏僻地带的综合体当时还只是一块空地，这更便于查尔斯画出他的设想并加以实现。
第三步是重塑个人。
在查尔斯身边，有他父亲留下的“老臣”，其中一些人可以为查尔斯所用，最关键的人物叫斯特林·瓦尔纳。
与弗雷德一样，瓦尔纳同样身材高大；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与端庄大方的外貌相匹配的鲜明个性。公司上下都知道，瓦尔纳是一个非常友善且平易近人的人，每当他穿过科氏工业新办公楼的走廊时，都会停下来与各个级别的员工交谈。他记得公司每个人的名字，经常花时间了解大家在干些什么。无论员工的职级如何，他都会让员工觉得自己对公司很重要。“有的人能带来这种感受——让你就是想跟他一起工作，并和他待在一起。斯特林就是这样的人。”罗杰·威廉斯回忆说，他与瓦尔纳在科氏工业共事多年。
瓦尔纳家境贫寒，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采油区里长大，人们经常听到他讲述在钻机上工作、在帐篷里睡觉的生活经历。公司一位名叫多伊尔·巴尼特的雇员回忆，有次瓦尔纳开车经过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村地区，看见一个流浪汉在路边，他说道：“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离开了这里。”
瓦尔纳不仅仅是一个顾问，查尔斯在成为公司老板之初就仰仗着他。
瓦尔纳弥补了查尔斯所缺乏的温暖感和个人魅力。查尔斯并不专横，他从不贬低为自己工作的人，但他没有平易近人的气质。查尔斯很安静，但有时这种安静令人尴尬，他似乎认识到了这个缺点，并利用与瓦尔纳保持亲近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查尔斯在依靠像瓦尔纳这样的人夯实新公司基础的同时，自己也开展了一些关键工作。他认为有客观规律支配着物理世界中发生的一切，有的规律被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很好地理解了，然而一定还有尚未被发现的规律支配着人类世界。他以工程师的思维审视这个世界，试图找寻这些规律。
“这是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物质的世界，它遵循着某些特定规则。我想，对于人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生活和工作也是同样如此吧。”查尔斯回忆道，“所以我开始尽可能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所有事情。”
查尔斯读了卡尔·马克思等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也读过历史、经济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但相较于宽泛的研究范围，他关于世界的结论似乎都是基于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意识形态领域。小时候，查尔斯的父亲经常用自己在斯大林时期帮助苏联修建炼油厂的故事逗查尔斯和他的兄弟们开心。他给孩子们留下了国家在过度干涉人们的正常活动时会产生诸多弊端，并且难以避免贪功致败的印象。
查尔斯开始迷恋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这两位奥地利学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大量研究对后世持续产生着重大影响。随后几年，查尔斯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但这些都是不完美的标签，都没有捕捉到他真实的世界观。最重要的是，他信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或者他喜欢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特别提出过资本主义的激进概念和市场在社会中的作用，他的思想对查尔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哈耶克看来，政府行为无论善意与否，其结果都是无法治愈市场造成的“疾病”，甚至最终会导致更多人受苦。
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哈耶克的家乡维也纳的一个著名事件：房租管制政策。为了帮助租房的人，政治家们设定了租金上限。虽然这一政策是出于好意，但哈耶克描述了一长串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管制措施使房东将现金再投资于公寓的行为变得无利可图，久而久之这些公寓变得越来越脏；由于缺乏新建公寓的动力，住房短缺的状况从临时性变为永久性；因为负担不起面积更大的公寓，一大家子人被困在小公寓里。哈耶克说，这证明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在一个自由市场的挂毯上剪断一根线，即使初衷是为了帮助人们，最终也会导致整张挂毯解体。
哈耶克是市场自我调节理论的忠实信徒。他认为自由市场比民主制度本身更重要、更有益。市场能够调节地球上每个人的所有愿望。当人们进入市场时，他们的需求会立即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定价，市场也对他们能够提供的东西（比如劳动力）定价。这些价格不是国王规定的，相反，它们来自供求关系的推动和拉动。自由市场的价格是人类对现实最真实的评估。此外，政府从未真正实现在人们有冲突的需求之间进行调节。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不可能让所有人先达成某种共识，然后政府再通过法律来执行。法律法规这种工具对于自然世界问题的处理毫无用处，因为自然世界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中。法律是静止的，世界是流动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对现实世界的迅速变化做出反应。
如果市场是哈耶克的信仰，那么企业家就是他眼中的圣徒。他认为企业家代表了适应和效率的生命线，发现了新的做事方式，创造了新产品、新技术，当旧订单萎缩时会发掘新需求。
查尔斯也相信这一点。从科氏工业集团早期发展开始，查尔斯就试图培养及储备大量的企业家型员工：他们会保持开阔的视野，不断地学习，并抢在别人之前发现新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查尔斯和瓦尔纳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
他们俩很快就开始网罗最聪明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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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威廉斯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工程师，
该公司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郊区。威廉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为弗雷德工作过，后来离开科氏工业独自创业。创业失败的他接受了美孚公司的工作邀请，并在那里一直工作至1968年。在当年某次管理层会议上，威廉斯接到了瓦尔纳的电话，他们多年前在一起工作过。瓦尔纳说，自己现在向威廉斯发出工作邀请，希望他搬到威奇托帮助运营科氏工业的管道系统。威廉斯礼貌地拒绝了。他对自己在美孚公司的工作很满意，觉得没必要跳槽。
瓦尔纳告诉他：“可是你还没有见过查尔斯呀。”威廉斯回忆着。的确，他从未见过弗雷德的儿子。在瓦尔纳的建议下，威廉斯去了一趟威奇托与查尔斯见面，最初他只是想随便聊聊，听听查尔斯会说些什么。然而这次会面后不久，他就辞掉了美孚的工作，搬到了堪萨斯州。
威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在阿拉斯加州北坡地区附近新设一个办事处，科氏工业将在那里成立一家航运公司。查尔斯和瓦尔纳来视察他的新业务，并邀请威廉斯一起搭乘公司专机回威奇托。在飞越阿拉斯加植被茂密的山坡时，三个人开始讨论一个棘手的问题：应该给新公司起什么名字？查尔斯和瓦尔纳成功地将弗雷德经营的许多业务合并成一家公司，现在需要给这家新公司起个名字。为什么不直接叫科氏工业集团？这个名字是向查尔斯已故的父亲表示敬意，而且对于一个业务已经非常多元化的企业来说，这个既简洁明了又包罗万象的名字也显得很合适。
然而查尔斯·科赫对这个想法并不热衷，在公司名称中挂上自己姓氏的想法似乎让他很尴尬。
如果让公司叫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他的名字将出现在信头，刻在公司总部外的牌子上，并从每个为他工作的人的嘴里说出来，这一切似乎与查尔斯的天性格格不入。但是威廉斯支持以“科氏”命名公司，在他看来，这样命名的好处在于它足够中性——就像埃克森公司那种中性。对于许多行业来说，中性是敌人，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确保自己的名字不被人遗忘。但石油行业却有所不同，因为在许多经济领域的大事件中，大型石油公司常常扮演反面角色。
当看到“科氏”这个名字时，人们几乎都会读错，当听到这个名字时，人们更是经常将其与可口可乐混淆。对于一家寻求增长——而且是成倍增长，但同时又希望保持低调的公司来说，“科氏”这个名字可以扬起一面完美的旗帜。1968年6月，查尔斯宣布，他将父亲留下的产业合并成一家公司，命名为科氏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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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奇托时，查尔斯和瓦尔纳在公司新办公室里会见了威廉斯，这就是威廉斯了解查尔斯的公司重组核心战略的地方。
弗雷德持有的零散股份将被整合起来，不过为了让新公司更加灵活，采取了松散的方式。新公司将划分出一系列部门，这样相较一个个独立的公司更容易管理。成为单一实体后，这些部门将与一个简单的目标捆绑在一起：增长。
科氏工业集团的增长方式反映出瓦尔纳的商业模式。瓦尔纳是“机会主义者”，
科氏工业的员工用这个词来形容瓦尔纳，意味着他总是在寻找与公司主业相关的新交易。例如，当科氏工业开展天然气运输业务时，瓦尔纳会推动公司在俄克拉何马州梅德福市专门建造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将天然气加工成液体副产品。通过这种方式，科氏工业可以在已有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扩张。天然气精炼厂，或者他们所说的“分馏塔”，则成为一台巨大的赚钱机器。
瓦尔纳鼓励公司诸如威廉斯一类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威廉斯被告知他的工作不仅是埋头耕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且要着眼于未来，不断审视周遭的变化并寻找新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瓦尔纳告诉威廉斯，要把这种心态传导给他手下的所有人，包括管道工人、工程师、原油计量员等，所有人都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寻找新的业务机会，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得像从事并购工作的企业家。
“当你的想法在为你工作的人中传播时，你就有了那些睁大眼睛努力寻找机会的计量员。奇思妙想会随之产生。如果你有几千名员工在找寻契机，你总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威廉斯说。
查尔斯和瓦尔纳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评估各部门经理在这方面的表现。他们希望威廉斯在汇报管道业务情况的同时也提出他在该领域发现的新的“高质量投资”。
这些会议慢慢形成了一套流程：像威廉斯这样的经理会提出一些新的投资建议，然后问答环节就开始了。查尔斯的提问总是单刀直入，而且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经理们明白自己必须准备好回答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某个经理无法给出答案，这个议题就会被中止，直到他带着答案回来。
科氏工业集团的工作节奏开始围绕着这些季度会议展开，向每一位经理和基层员工持续传达着一个信息：增长。
公司的增长目标很快被传达至集团最偏远的角落，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河口地区，科氏工业的管道业务和原油集输业务集中于此。从弗雷德手中传下来的集输业务仍然是公司的根基所在，科氏工业正在从路易斯安那州这片石油资源蕴藏丰富的土地上源源不断地攫取财富。科氏工业的一位新员工——名叫菲利普·杜博斯的年轻原油计量员，很快就发现了攫取这笔财富的办法。
从威奇托发出的指令成为杜博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并且以不光彩的方式永远改变了他。这些指令也引起了肯·巴伦和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注意，最终导致对科氏工业集团涉嫌窃取印第安保留地的原油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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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菲利普·杜博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农村的一家食品杂货店工作，他的前途看起来并不光明：年近30岁，没上过大学，已婚，有3个孩子。
他长大的地方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在那里许多人断断续续地打着零工，大部分收入来源都不太光彩。虽然难以置信，但是杜博斯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通过科氏工业集团内部晋升通道一级级爬到高级管理层，并在那里掌管着美国能源基础设施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杜博斯热爱工作。他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农妇，从小就教导他一种信念：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相应的回报。他的父亲是一家石油公司的经理，认为周末只是在办公室以外工作的时间。杜博斯在高中毕业后就结婚了，并于1962年，也就是高中毕业后一年受到感召毅然参军，所以没有读过大学。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大力倡导公共服务精神，再加上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发生，使杜博斯觉得入伍当兵势在必行。他参加了越南战争，退役后回到家乡，找了一份在当地的连锁食品杂货店担任经理的工作养家糊口。
有一天，在店里打工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请求杜博斯增加自己的轮班时间。杜博斯告诉那个男孩，自己可以同意他增加轮班的请求，前提是他得拿出成绩单，保证自己的学习成绩不会因工作时间增加而下滑。这个小小的决定改变了杜博斯的人生轨迹。这个少年的父亲叫唐·卡明斯，杂货店经理非常关心儿子的学习成绩这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卡明斯向杜博斯表示感谢，并且邀请他来当地一家名为“岩岛石油”的公司工作。卡明斯的提议非常具有吸引力，岩岛石油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它的母公司是威奇托的一家企业集团，属于富裕的科赫家族。
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普遍受到尊重。大多数河口城镇的经济状况都与稻谷收成密切相关，农业有丰歉周期，而石油业务则收入稳定，工资也不错。杜博斯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父亲曾是苏必利尔石油公司
的工程师，当地人在闲聊时甚至都称苏必利尔为“高级石油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周围的沼泽地就像美国石油工业的缩影。换句话说，那是一个遍布自喷井的地方。沼泽湿地下和海湾外都有大量的石油沉积，地平线上布满了油井。整个20世纪6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石油开采量不断增加，石油价格则逐年缓慢下滑。
科氏工业聘请杜博斯作为原油计量员。
他的工作是在收集原油之前测量每个油罐中的油量，然后将原油泵到驳油船上，运到接入原油管道的地方，从那儿输送到炼油厂。杜博斯大部分时间都在河道上度过。他驾驶着能在几英尺水深中航行的小型驳油船，这是一种适合在沼泽地中穿行的船。他熟练地驶过极其纤细的水道，避开柏树桩、岩石和泥泞的浅滩。他从一口油井赶赴下一口油井，从大型油罐中收集原油。收集了几个油罐后，他把原油运到科氏工业的一个码头，在那里把原油送入管道中，或者送入一艘更大型的驳油船再运到别处。
从油罐卸油之前，杜博斯必须先测量里面到底有多少油。测量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化流程，被编纂在美国石油协会出版的行业标准中。然而，这些标准没有强制力，科氏工业并没有遵循这些标准。杜博斯说他曾被指示过直接取走原油。
科氏工业油品测量法遵循几个简单的步骤。
首先杜博斯会放下他的量油尺，看看罐子里的油有多深。如果量油尺显示是15英尺2英寸
，那么杜博斯就会记录为15英尺1英寸，这1英寸就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了。这个操作被业内称为“切顶”。
然后他会测量原油的“重力”指标，这决定了原油的质量。在美国石油协会重力指标中，最高品质原油的重力指标介于40.0~44.9。杜博斯会捏造数据，将其所测的数值改为该范围之外。这样，就算质量达标，科氏工业也会向石油生产商支付更低的价格，比如假设测量值为40.0，那么杜博斯会记录为39.2。
卸空油罐后，杜博斯会测量油罐剩余液面高度，并记录科氏工业取走的油量。假设杜博斯测量出剩下14英寸的油，他会记录为15英寸，实际支付较实际取走的原油又少了1英寸。这种操作则被称为“盘底”。
杜博斯死记硬背地掌握了科氏工业的方法，估计通过使用这种方法，他从每个经手的油罐中多获得了10~12桶原油。这只是小手段之一，但足以确保他每个月底都会“超”。这些额外获得的油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累积增加，公司所有同事都在做此类操作。
杜博斯的上级领导会对比油罐交接时的原发数量和送入管道或终端的实收数量。虽然由于原油本身的特征这些数字可能无法精确匹配，但假如最后原发数量和实收数量差值明显“超”了，就能说明计量员通过篡改测量数据让科氏工业占了便宜，因为在运输的过程中原油量不可能自然增加。
每个月末，科氏工业都会将原油收集情况制成表格，每个计量员的收集数据一目了然，结果会全部公布，当然也包括杜博斯所在的分公司。
如果某个计量员一直“不足”，上级领导就会责备并要求他弄清问题原因。而保持“超”的计量员则不会碰到任何麻烦。
杜博斯当时的上级经理是多伊尔·巴尼特，当他回忆起鼓励员工“超”的原因时说道：“你当然想让公司继续经营下去，假如我是公司老板，我想也会宁可做‘超’也不愿做‘短’。”
科氏工业在全国各地的经理都普遍认同他对“超”的看法。科氏石油公司负责监督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经理基思·朗霍弗后来也向联邦调查人员透露，他也鼓励手下计量员以做“超”为目标做好工作。
“我认为我们可能会采取激进的方式购买原油。我们当然不想做‘短’。”朗霍弗在宣誓的状态下说道。如果员工表现欠佳就会受到处罚或降职，如果一直做“超”，按照朗霍弗的说法，公司“什么都不会对他做”。
很明显，科氏工业的做法不是行业通行做法，新进员工会对这种做法表示震惊。事实上，由于运输链上的自然损耗，石油公司的常态是综合差量略微不足，而不是像科氏石油公司那样奇迹般地变出多的油量。即使稍微有点损耗，公司也依然是赚钱的——毕竟石油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科氏工业的新进员工要么适应公司的这种做法，要么辞职走人。
杜博斯是适应的。
他心里明白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偷油，但一次只拿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还说得过去，毕竟石油计量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没有人能做到尽善尽美。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我认为科氏工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杜博斯说，“他们看到了有空子可以钻，正好利用了这些机会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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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氏工业集团的原油集输部门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这笔钱让查尔斯有机会检验他的管理理论，看看鼓励员工像企业家一样寻找新增长机会的方法是否奏效。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上阵。在接手科氏工业集团伊始，查尔斯就达成了该公司史上最辉煌、最有利可图的一笔交易。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弗雷德拥有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城外靠近松弯悬崖自然保护区（Pine Bend Blufs Natural Reserve）的大北方石油公司的炼油厂（以下简称松弯炼油厂）的少量股权，
该炼油厂的主要股东还有石油大亨J.霍华德·马歇尔二世和大北方石油公司。在1969年，炼油厂看上去还不像一座金矿，当时炼油行业竞争激烈，每个月都有新建成的炼油厂投产。
但是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松弯炼油厂有一个隐蔽的利润来源，
可以追溯到哈耶克最厌恶的政府干预。20世纪50年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限制了美国进口原油的数量，这是联邦政府为保护国内石油钻探公司的一系列举措之一。（当时进口原油通常比国内开采便宜，所以美国的钻探公司希望将其拒之门外。）但该法律存在漏洞，那就是对从加拿大进口原油不设限制。事实上，松弯炼油厂所加工的原油主要来自加拿大，同时它也是美国仅有的四家能够无限量从加拿大进口原油的炼油厂之一，
这使它比其他被迫以加工国产原油为主的炼油厂更具优势。不仅如此，从这个漏洞中获益的四家炼油厂还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另一个优势。由于复杂的原油进口体系有点类似代金券的设计，可以将进口原油配额兑换成国产原油，并给予每桶1.25美元的补贴，这导致那四家炼油厂能够“揩两次油”。这个制度设计提高了松弯炼油厂的盈利能力，弗雷德很高兴能继续保持这家炼油厂少数股东的身份，享受这笔意外之财。
1969年，查尔斯实施了一项秘密计划，
使这部分利润增长到连他的父亲都想象不到的水平。查尔斯找到J.霍华德·马歇尔二世，说服马歇尔出售他在松弯炼油厂的股份以换取查尔斯新成立的科氏工业集团的股份。当这项秘密交易完成时，查尔斯成了松弯炼油厂的最大股东。然后，他联系了现在变成了小股东的大北方石油公司，继续说服该公司出售其持有的股份。于是1969年底，科氏工业集团成为松弯炼油厂的唯一股东。查尔斯在这家炼油厂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然而，在查尔斯逐步实现计划的道路上存在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工会。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松弯炼油厂的工人们就组成了工会，这个工会根深蒂固，影响力很大。
查尔斯刚买下松弯炼油厂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这里的工会。查尔斯在科氏工业集团几乎拥有绝对权威，但其威信在松弯炼油厂却大打折扣。松弯炼油厂的薪酬制度，以及其他很多规章制度均由工会制定。多年来，松弯炼油厂的劳动合同对员工过于有利，甚至连一些工会会员也认为有点过分了。
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已经接受了强大的工会组织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事实。罗斯福新政中所包含的一些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生效的、支持工会的法案，使工会组织几乎坚不可摧。跟工会较劲成了一场必输的博弈，工会的影响力大到战无不胜，因此绝大多数公司选择主动适应工会的存在。
查尔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他选择了战斗。在松弯炼油厂与有组织的劳工的斗争是对查尔斯改革决心的第一次考验，而他的第一步是为这场战斗找到合适的指挥官。1971年春天，查尔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工业会议时，见到了一位名叫伯纳德·保尔森的石油工程师。
保尔森当时住在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
管理沿海油气公司（Coastal Oil ＆ Gas）旗下的一座炼油厂。像许多初识查尔斯的人一样，保尔森首先被他的睿智所打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尔森在商界遇到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有的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有的投机冒险成就一番事业，但与这些人物相比，查尔斯显得与众不同。查尔斯不是一个为了给陌生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刻意卖弄的人，他性情温和，拥有典型的工程师性格，喜欢提问而非夸夸其谈。查尔斯似乎与保尔森很投缘，二人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查尔斯邀请保尔森共进晚餐，保尔森同意了，他们在晚餐时又聊了很久。查尔斯介绍了他在松弯炼油厂的新投资，这个话题对保尔森来说驾轻就熟，然后他们对炼油业务又进行了深入讨论。炼油是一门超级复杂的业务，只有同为工程师才可能在晚餐时间就诸多细节详细讨论，而他们两位就有这个水平。
保尔森回到得克萨斯州后，查尔斯又给他打了电话，随着沟通的逐渐深入，很快查尔斯就向他发出了工作邀请。在保尔森看来，他被查尔斯看重是因为他知道如何与工会打交道。在保尔森受雇经营沿海油气公司的炼油厂之初，公司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员工投票，否决了成立工会的议题。之后保尔森正式接管了炼油厂，几年后再次举行投票时，他努力说服厂里的员工，告诉他们成为工会会员只会伤害自身利益。不仅如此，他还与来投标并且已有工会组织的公司加大了商务谈判力度。因此，当投票再次进行时，炼油厂在他的管理下以5：1的投票结果大力挫败了成立工会的企图。保尔森已经证明，无论工会组织多么努力地争取，他都有办法阻止他们进入。在谈话中，查尔斯告诉了保尔森松弯炼油厂被工会组织毒害的现状，如果科氏工业想要重新获得控制权，保尔森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败工会。
无论从哪方面看，保尔森都是这份工作的完美人选，出身寒门，在密歇根州的小农场里长大，在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他对生意不会感情用事，知道如何应付困难的局面。保尔森心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是巴顿将军，这位军事英豪以擅长振奋人心的演讲而闻名，他能给战士们带来踏入战场所需的勇气。巴顿曾对刚入伍的新兵说了一段名言：“美国人就是喜欢打仗。真正的美国人喜欢战场上的刀光剑影。……美国人热爱胜利者。美国人对失败者从不宽恕。美国人既然参赛，就要赢。”保尔森渴望成为像巴顿那样拥有内在力量的领导。
1971年，保尔森正式加入科氏工业集团，随即被派往松弯炼油厂，出任该炼油厂的经理。
他立刻开始着手解决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让事情变得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