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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中国，让更多的人读懂中国。但读懂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如果从人口规模角度来算的话，欧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大概是1400万，而中国的总人口接近14亿。中国大致上是100个普通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所以读懂中国往往面临一个“盲人摸象”的窘境，每个人摸到的都只是大象的一部分——我摸到它的耳朵，我就说它像一个大扇子；你摸到它的鼻子，你就说它像一个圆筒。大家都对自己所掌握的某一个局部信息信誓旦旦，但其实都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要想真的读懂中国，首先要理解人均的问题。比如，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35℃，大家都会认为可靠，因为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724.4平方公里，各地温差不大。但如果说中国今天平均气温35℃，大家就不会真的把当天温度看成是35℃，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有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东北平原和海南岛肯定不是一个温度。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用“我国经济总量很高，人均GDP还比较低”之类的话来解读中国的现状，讲得多了，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上的共识。但这种解读方法其实面临一些挑战。
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社会指标总体上其实是不错的。比方说中国人的中位家庭净资产，特别是我国发达板块的，已经超过美国了，老百姓的家底比较丰厚。很多中国人实际上比美国人生活得好。另外从人均预期寿命、社会治安、人民对国家的满意程度来看，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中国人均GDP根据官方汇率统计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在国际上比较起来，总体还是比较高的。
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一个角度是，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另一个角度，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GDP的计算方法与国外是有一些差异的，至少跟美国人用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比如我们农村的大量经济活动、城市的街头产业链，我们很多的服务业实际上并没有被纳入统计范围。所以我推测，可能是我们的统计方法，导致我们对自己的GDP有所低估。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我有时也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的解读，怎么才能从西方的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西方的很多指标，是在西方的社会实践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论中产生的，现在直接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往往会导致对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比如西方国家经常用的一个指标就是出境人数。根据我们的正式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境人次是1.3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境人数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举例来讲，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需要大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在欧洲至少能飞过十个国家，因为欧洲都是小面积国家。所以在中国，严格地从经济能力来说，凡是能够坐飞机坐高铁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别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的话。
另外，我们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世界银行的报告会讲，某年有13个国家或经济体已经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这是哪些国家，发现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还有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十来年前就超过北京、上海，达到2万美元。但是，至少在15年前，赤道几内亚的城市居民还是有一半连自来水都用不上的。后来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吸引了一些外国公司去投资，人均GDP一下子就上去了。另一个国家毛里求斯，面积很小，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县的大小，靠经济旅游一项，它的GDP就可以上来，但碰到一场危机，GDP就下去了。它们的情况，真的可以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跨国比较要有一个规模的概念，否则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去。把小国家跟中国放在一起比，有点像把蚂蚁和大象放在一起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小国家有长处也有弱点。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说他们现在人均GDP是挺高，却如履薄冰，假如发生一个类似“9·11”的事件，新加坡就完了。真是这样的。它不像中国，有承受各种各样灾难的能力。中国即使发生了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国家经济也还是纹丝不动的。这就是大小规模不一样而产生的特点。
做跨国比较，我觉得还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学，知道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读不懂中国。以政治学为例，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他们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发展，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更没有预测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各种所谓社会科学套用自然科学，套用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式的方法，现在看来，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老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解构西方话语的同时，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
读懂中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需要前瞻性地研究问题。究竟中国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做哪些改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规划下，中国以这么大的规模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非洲，了解拉美，了解西方，准确地把握形势，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定力。我觉得这个定力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了解自己，准确认识到我们制度和模式的先进之处和特色之处。我在做节目时，有观众提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肯定有很大部分归功于我们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很多新兴利益集团，它们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模式是怎么把这些不同的新兴利益集团吸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当中去，让它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合理表达的呢？”
这是个很有水平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你仔细看，实际上江泽民主政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中一个代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中国共产党是向新社会阶层开放的，我不知道马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但不管怎样，马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我们国家的政协里面，有个界别，就是新社会阶层。中国用什么方法把他们纳入政治系统（或者我们称之为协商民主系统）的？首先，是使他们成为我们协商民主的一部分。
另外我觉得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现在滴滴打车在中国是合法的，但在德国就是不合法的。因为Uber到德国之后，跟现有的出租车行业形成了冲突。对此，西方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打官司。西方是所谓的法治社会，但只要在那里生活过你就知道，它一般是有利于既得利益团体的，一般来说这个官司大概率是出租车行业赢。最终结果是Uber被禁止了。我知道现在德国和法国都是这样的。但中国是把滴滴合法化了——虽然它有不少问题，但是我们愿意在发展中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这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有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滴滴可能在政协、在人大、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代表，但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需求或者新的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考虑的问题。民意来了之后，我们把滴滴的经营者和出租车的经营者都请到市政府来座谈，了解他们的诉求，我们也进行调研。几个来回之后，找到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传统出租车行业能接受，滴滴能接受，公众也能接受。这就是协商民主的成功案例。可能之后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会在未来发展中逐一解决。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我们这个系统有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在解决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我经常说，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创新，不能完全用基尼系数，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要有新的指标体系。中国大致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所有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他完整的论述。
现在回头看那句话的第一部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我们基本做到了。过去将近20年，整个中西部地区发展都比沿海要快，这实际上也带动了当地贫困人口的脱贫。我们在2020年解决所有的照现在标准的贫困，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现在7.4亿人脱贫了，所以这方面进步很大。
但是在“先富的人带动所有的人共同富裕”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在探索有效的方法。虽然已经探索出了一些思路，但是还没有做到最理想的状态。好在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现在国家在大力抓精准扶贫，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特殊做法。精准扶贫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首先，贫困的人数要相对较少，如果有7亿贫困人口就没法搞精准扶贫。其次，政府能力要比较强，要能够管到基层。多数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你要是实地考察过就会知道，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的中央政府可能就能管一个首都。但是在我国，即使是贵州最穷的地方，那里的农民贫困户也都有银行卡，政府可以把钱打到他的卡上——这是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数目字管理。所以中国能够提出精准扶贫。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只有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才能这样做。
由于中国的GDP发展得很快，不少外国人认为，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早就应该陷入困境了。但现实情况是，我们不但没有陷入困境，反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也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经济之谜。为什么会有这个谜团呢？首先是因为西方读不懂中国。按照西方的逻辑，中国要崩溃。所以，基本上每两三年就有一个大的舆论，说中国即将崩溃。某些学者甚至把中国崩溃的预测精确到某年某月。这一次没发生，就再预测个日期。现在这已经被当成笑话讲了。
中国取得较大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做法，我称之为中国模式，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模式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以现在这个水平已经可以和西方模式进行竞争。比方说，我们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包括进行战略规划的中央政府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再加上企业。一般国家的经济只有两个发动机，但中国经济有三个。在包容和创新方面，中国模式是具有极大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