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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讲给孩子的国学经典》的第三册，介绍与“经”“史”并立的“子部”经典，以先秦诸子为主。
“诸子”既指人，也指他们的著作。如提到老子，是指老聃这位先贤，也可指他的著作《老子》。其他墨子、庄子、荀子、列子也莫不如是。——与“经”“史”相似，诸子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每个中国人一生中不可不读的经典。
周朝本来是大一统江山，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制度完备、文化统一。然而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已名存实亡，诸侯各自为政，强者称霸，没人再理会礼制王法。所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政治控制的松弛，引来思想文化的“井喷”。在这场来势汹涌的思想大潮中，“士”阶层迅速崛起——士本来属于贵族的最低一级，又有文士、武士之分。不过后人提到士，多半指文士，有点类似今天的知识分子。
士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和专长，受君王贵族的供养，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然而时移势易，主子坍台，本来依附于贵族的士，倒也因祸得福，获得驰骋的空间，得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游说求官，或授徒教学，当然也有混得不济，沦为引车卖浆之流的。
一方面，身份的变更，催生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竞争的激化，又需要他们不断砥砺学问、磨炼本领。士人各逞才智、标新立异，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有提倡仁政的，也有主张法治的；有倡言守旧的，也有力主革新的；有积极入世的，也有明哲保身的；有身体力行的，也有夸夸其谈的……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盛况，就是这场文化解放的象征！
另一方面，诸侯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混战中，也悟出“不为刀俎，即为鱼肉”的生存铁律，急需有才智之士替自己出谋划策，以求逃厄运、得生机。也只有此刻，君主们才真正意识到“选贤举能”不只是一句漂亮话！——面对“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两者可谓一拍即合。
作为士中的佼佼者，诸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诸子”这个概念可大可小。因著书立说而留名后世的先秦学者何止百人，说“百家”，并非夸大其词。不过真正形成流派产生影响的，却只有几十家。学者又从中遴选出十家作为代表，即所谓“九流十家”。
替诸子做总结的是汉代人。西汉史官司马谈（？—前110）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他首次提出“诸子六家”的说法，乃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论六家要旨》）。
至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编写《别录》《七略》，将图书分为六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诸子略”便是对诸子著作的大检阅。内中又涵括十家，依次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东汉班固著《汉书》，依《七略》撰为《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了“十家”的格局，不过班固认为小说家不入流，因而有了“九流十家”的说法。
最早改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是《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其中“子部”全盘接收了六分法中的“诸子略”，又有所增益。其“子部”下分为十四类：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那么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总目》）中，“子部”又有何变化？仍分十四类，内容却有不小变化，依次是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以及释、道。
我们注意到，“汉志”“隋志”中独立的“名”“墨”“纵横”“阴阳”四家不见了，分别并入《四库总目·子部》下面的“杂家”“术数”等类中。至于《四库总目·子部》中的“艺术”“谱录”“类书”三类，则是新添门类。此外，“释类”也是新添的——在“隋志”中，“佛经”与“道经”是作为附录，附于四部典籍之后的。
本书的讲解，拟以先秦诸子为主，依各家兴盛的时间先后排列，同时兼顾《四库总目·子部》所列门类，各做扼要介绍。
本书在写作上，仍然遵循几条自拟的原则。
一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如《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重要的诸子经典，在本书中各用一辑的篇幅介绍。余下各家，则总为一辑，一并介绍。
二是内容取舍，兼顾理、趣。诸子之作属哲学范畴，理论阐释多，一些玄而又玄的论述、似是而非的术语，充斥其间。本书在介绍这类内容时，尽量取精择要、删繁就简，以能申明诸子观点为度，避免连篇累牍的枯燥引述。凡有征引，必有注释解说，务求平实明了。当然，诸子说理又有具体生动的一面，多以历史故事、寓言传说相佐证。本书对此每有引述，以增阅读之趣。
三是在叙述语言上，仍保持前书的特点，追求平易，多用口语，力避“学术腔”，努力营造围炉夜话的亲切氛围。
旧时北京天桥撂地摊耍把式的有句开场白：“光说不练假把式！”——多说无益，就请各位打开书本，国学课开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