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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三大智者都是欧洲人，分别生于英国、奥地利和德国。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他们每一个人都以其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思想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精神。在某种精神的意义上，这三个人都是创造性的叛逆者，都反抗他们所处的欧洲社会的社会规范，并都为他们的理智激进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查尔斯·达尔文因声称人类起源于猿而遭到谴责。这个激进的思想点燃了一场争论的熊熊大火，其中，宗教领袖们特别反对他的进化论。关于进化论的公开争论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今天，即表现在教育学生神创说（相信世界是以《圣经》的创世记章节所逐字描述的方式开始的）与进化论的争论上。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男孩们将父亲视作他们母亲的性关注的对手的理论，震惊了因循守旧的欧洲。他声称，歇斯底里症是由儿童的性诱惑造成的，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可能患歇斯底里症。1933年，希特勒将精神分析理论称为“犹太科学”，弗洛伊德的著作遭到焚毁，大部分德国和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被迫移居美国。
卡尔·马克思因其革命的政治观点被从他的祖国德国流放，先是巴黎，然后是比利时，最后是伦敦。在伦敦，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有几个孩子死于饥饿和缺少治疗。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因其思想的、政治的观点而在某些国家遭到迫害。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美国的大学教授、电影演员以及其他被指控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人受到枪击、嘲弄和各种各样的迫害。伊利诺伊大学校长乔治·斯托达德——他将威尔伯·施拉姆引入厄巴纳——遭到枪击，而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大学雇用了几位左派教授。今天，在好几个国家里，马克思的著作仍遭到禁止。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一个世纪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中的社会学家为进化论所吸引，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互动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通过研究相关传播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内省理论；哈罗德·D·拉斯韦尔热心于精神分析的思考；而卡尔·I·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则在弗洛伊德理论那里发现了一个间接的基础。
为了理解这些欧洲人对美国学术的影响，我们回溯到5个半世纪以前，看看西方文明的兴起。
现代科学的早期萌动作为文艺复兴的组成部分，500多年以前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佛罗伦萨城及其周围。文艺复兴确实是欧洲文明的一次复活，这种文明早先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曾有过繁荣，但自从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部落扫荡欧洲、致使罗马失陷之后，它已失落好几个世纪了。在欧洲中世纪期间，欧洲是一块贫穷与无知的土地，尽管天主教教会徒劳地试图维持由希腊思想家所构成的知识进步。这些希腊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残留的希腊手稿是由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的人所收集，并将之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思想家的知识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得以保存到今天。
大约在1450年，这种黑暗的状况开始以各种重要的方式发生转变，并且在以后的15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J·谷登堡1457年在德国的一个酿酒区——美因茨——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事实上，谷登堡的印刷机看起来非常像一台酿酒机，前者是由后者改造而来的。
印刷机使欧洲可以更为广泛地获得书籍。从前，书籍是由手工再造出来的，而一个“抄写者”（通常是一个修道士）一年只能完成两本书。因此，书籍稀少，而且非常珍贵，经常用链条扣在阅读台上。相比之下，一个使用谷登堡印刷机的印刷工人一天就能生产一本书（普尔，1983a）。所以，文艺复兴是以一个使知识的获得大大便利起来的发明开始启动的。在文艺复兴最早的50年中，从4万种不同种类的书籍中，大约复制出2000万册。印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变化，所以它在欧洲的发明就成为文艺复兴开始的日子。然而，由于欧洲人的识字率不高，所以印刷机的整体影响并非是直截了当的。（实际上，直到376年以后，即1833年，随着本杰明·戴的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创办，第一个真正的大众媒介才出现。）
大约在与谷登堡的发明相同的时候，勇敢的葡萄牙探险者开始利用领先的航海手段，沿着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航行数千英里，抵达印度。通过这样的探险，已知世界的规模扩大了许许多多。与亚洲的贸易，主要是香料，有助于刺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在新生的富人中，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他们的确非常富有。柯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美第奇家族或多或少地发明了开办银行的思想，并且不久就在罗马（以利息将钱借给教皇）、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其他重要的贸易中心设立了分支银行。他们慷慨地捐助像伽利略、达·芬奇那样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赞助学术活动的机构——大学、修道院、中学和医院。在今天的佛罗伦萨，人们可以看到美第奇家族盾形纹章（the Medici coat of arms），即由7个红球围成的一个圈，这是一个理发师兼外科和牙科医生的象征，暗示着我们的“医学”（medicine）一词也许就来自“美第奇”（Medici），它500年前被刻在这些建筑物的石墙上。弗罗林，即佛罗伦萨金币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标准货币单位，而佛罗伦萨开始成为一切文化的、知识的和科学的东西的代表。这个意大利的北方城市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司令部，而美第奇代表着新的企业阶级，它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两个生活在文艺复兴期间的人代表着科学的早期萌动。一个是伽利略（1564—1642），他是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的先驱。伽利略是美第奇家族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1610年当他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时，他就以美第奇的4个兄弟的名字来命名它们。这个发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使用了一个放大30倍的望远镜，这是此类仪器中第一个用于天文学的。伽利略的名望特别来自他对哥白尼理论的支持，即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不是像从前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太阳围绕着地球旋转。伽利略找到了能够支持哥白尼的、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理论的根据，但是天主教教会强迫他宣布放弃他的立场。
另一个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艺术、生理学、工程学、医学和一系列涉及领域广泛的新技术的发明者，包括直升飞机、潜水艇和自行车。今天，我们会把列奥纳多称作一个技术专家，而把伽利略称作一个科学家。与伽利略不同，列奥纳多相对说来未曾受过学校教育，不撰写著作，与大学也没有联系。他不懂拉丁文，这是他那个时代的学术语言。但是他的许多重要的贡献使我们想到，文艺复兴具有一个技术创新的基础。列奥纳多是“多才多艺的人”（Renaissance man）这一词语的起因，这个词指的是能做许多不同的事情、而每件事情又都做得相当出色的个人。
文艺复兴前，罗马天主教教会是欧洲惟一有组织的宗教。1457年以后，由于印刷业的缘故，《圣经》越来越容易获得，因而这一宗教也受到了威胁。天主教牧师不再是《圣经》的惟一解释者；修道院失去了对书籍再生产过程的控制，而天主教教会也因为印刷业而丧失了权力（爱森斯坦，1968；普尔，1983a）。还有，随着贸易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起步，许多个人开始相信，可以在人世间（而不是来世）通过艰苦努力和道德行为获得拯救。因此，新教徒对于天主教教会的反抗就得助于印刷机，得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1930）。
起源于希腊和罗马的西方文明之流后来在欧洲中世纪停顿下来，并且几乎消失，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开始涌动起来。
1450年后，大学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型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于天主教教会，如意大利的帕多瓦和波伦亚；德国的格廷根、柏林、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和剑桥。与美国最早的一批大学——诸如常春藤联盟大学——一样，这些早期大学强调我们今天称为一种文科方法的东西，而美国最早的大学就以它们的欧洲前辈为模式。例如，约翰·哈佛遵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的剑桥大学的模式，于1636年创建了美国第一所大学。美国早期的大部分大学都和其欧洲前辈一样，是由宗教教派所创办的，特别是出自新教徒的信仰而创办的。这些大学为本科生们提供道德方面的教育。
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样板是创建于1737年的格廷根大学。由此开始了这样的思想：教授应该从事研究以便发现新知识，而不仅仅是将他们领域的传统智慧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要求学生在其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聆听和背诵他们所听到的知识。格廷根图书馆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若干年来，这个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后在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中衰退，而柏林大学（1810年创建后）迅速崛起，取代了格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是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其他创建于1890年左右的研究性大学的主要样板之一。因此，两个不同的大学模式被从欧洲移植到美国：一是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本科生的模式，即文科教育模式；二是注重研究生学习的研究型大学的德国模式。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伟大思想是建立在一种科学观的基础上的，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一流的欧洲大学——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所崛起的机构——中受到教育。我们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