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我的工作室的窗户望出，扫过拉古尼他湖和斯坦福大学红色瓦片的屋顶，我能够看到已故的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研究所的位置，它最初是在印刷大楼，然后在西普莱斯会堂，现在是在斯坦福建筑群，每一次转移都象征着传播学领域之逐渐地被接受。在校园中矗立的是胡佛大厦，其中设有胡佛的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这里还主持过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二战刚刚结束后世界上最著名的报纸的内容分析项目。向右看，从帕洛阿尔托延伸到圣何塞，即向南20英里的地方，是硅谷，以及受克劳德·E·香农信息论所激发起来的计算机和微电子工业。我写作这本书所立足的思想库是由福特基金会的B·贝雷尔森在P·F·拉扎斯菲尔德的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提供了思想的交汇处。在此，施拉姆遇见了拉斯韦尔；在此，香农度过了麻省理工学院给予休假的一年；在此，系统论获得了起步。我身处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写作一部关于传播学史的著作。

我已收集了各种出版物，挖掘了档案材料，并与传播学的先驱者们进行了口头的历史访谈。这部著作也出于6年时间的授课生涯，它包括一门传播研究的历史与哲学的课程，以及一门高级传播理论的课程，后者是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所开设的。我非常感谢安南伯格学院对这部著作所作的许多贡献。P·克拉克院长在每一个转折点都给了我帮助。我的同事P·蒙吉好几次和我一起合作教授这门博士生理论课，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我感谢1991—1992年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奖学金，它使我得以完成这部著作，也感谢全国科学基金会为我提供的奖学金（作为资助号BNS-8700864的组成部分）。我的著作也受到来自纽约北塔里敦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一笔补助的支持，这个档案中心的历史材料有助于我追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建立美国传播研究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还感谢下列学者的帮助：

●　M·诺尔博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他帮助我从信息论的历史开始；K·克里彭多尔夫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帮助我完成这段历史。

●　R·普赖斯博士，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雷锡昂公司，他分享了我对C·香农的信息论的兴趣，并将我引向有价值的材料，包括他1984年用打字机记录下的对香农的采访。

●　T·瓦伦特博士，霍普金斯大学，他与我合作了这部著作的第十一章有关信息论的一个早期的部分版本（罗杰斯和瓦伦特，1992）。

●　R·K·默顿博士，R·塞奇基金会，他在有关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的第八章中为我提供了帮助，在更一般意义上，他为我讲授了科学史方面的重要经验。

●　S·H·查菲博士，斯坦福大学，我们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有关W·施拉姆和“老爸”布莱尔的讨论，以及这两个人关于传播学的观点。

●　R·威根德博士，锡拉丘兹大学信息理论教授，他特别在欧洲人对于传播学的影响方面给我提供了指导建议。

我也感谢安南伯格学院的S·布拉斯劳、D·伊瓦罗纳、J·赫尔曼、G·莱特和J·坎贝尔，以及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F·希顿，他们成功地对付了我那难以辨认的手稿。

我自己在传播学方面的个人历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衣阿华大学时代的博士课程，这大约是39年以前。我的学术生涯与有些将在这里得到讲述的奠基人和先驱者的学术生涯相重合。毫无疑问，由于我对本书中所描绘的某些思想、事件和个人有着亲身体验，这一历史变得丰富起来。

这部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围绕传播学的方法而予以组织的，这些方法与一个理论家或一小群理论家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侧重于那些将传播学史推向前进的个体学者，而用传记式的方法来分析这一历史，是组织这个材料的惟一方法。否则，一个传播学的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历史年代、通过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例如，实证主义）、通过所研究的传播技术（电影、广播、电视），或是通过其他与上下文有关的因素，来组织这段年表。我的选择是：通过传记式的编史工作，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传播学史。

本书侧重于传播学史中的大名人和大机构。那些见多识广的观察者们就谁在传播学史中发挥支配作用的问题上的一般共识，是我的主要依据。由于依据于已发表的学术文献、档案材料和口头历史访谈，我有可能忽略了不那么知名的个人和机构。尽管他们也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在我的工作中未能抓住他们。

W·施拉姆（1981年）确认了传播学的四位奠基人：

因此，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四位真正的大师从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并为新闻学留下了永久的印记。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罗伯特·M·哈钦斯——也不是感谢他，因为他没有打算作这样的贡献——给我们送来了第三位：哈罗德·拉斯韦尔。美国军事集团——或多或少令它自己吃惊地——给我们送来了第四位，因为它接受了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的实验心理学家，并在战争时期委以重任，从而使之能够在其一生中的其他时间从事传播研究，他就是卡尔·霍夫兰。

我怀疑这一公认的传播学史。关于四个奠基人的神话始于B·贝雷尔森（1959）对于这个领域的攻击，并为W·施拉姆所强调（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奠基人）。贝雷尔森（1959）声称，这四个杰出的个人正失去对于传播研究的兴趣，因此，传播学领域正在“衰微”。施拉姆（1959a）不赞同这种传播学领域正在衰微的观点，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有关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推广开来（施拉姆，1980，1981，1985）。

四个奠基人的神话并非是完全错误的。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的确在开创传播学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创始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与这4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威尔伯·施拉姆，罗伯特·E·帕克，西奥多·阿多诺，克劳德·E·香农，诺伯特·维纳和罗伯特·K·默顿。进而言之，4个奠基人反过来又有“奠基人”，即影响了他们的传播思想的那些个人。例如，哈罗德·拉斯韦尔直接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西奥多·阿多诺依据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由此，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也应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人吗？

传播学方面的重要进步往往由某些学派所促成，这些学派又由属于一个研究所的核心学者们的连贯一致的网络所构成。这部著作中包括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符号交互论的芝加哥学派，以及互动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它们都是被有关4个奠基人的神话所忽略的理论团体。

为什么B·贝雷尔森和W·施拉姆在1959年选择了他们的似乎是随意选择的四个奠基人呢？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都对贝雷尔森和施拉姆本人的思考产生了最近的和直接的影响。这四个奠基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左右从事其最重要的研究和写作，而这正是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性工作体系在美国出现的年代。不过，关于4个奠基人的神话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就如何理解已发生的事情而言，它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分类方法，因而在这部著作中也不会得到更多的注意。

例如，这个神话没有区分先驱者和奠基人。诸如G·塔尔德、G·西梅尔、R·E·帕克、G·H·米德、K·勒温、H·D·拉斯韦尔、C·I·霍夫兰、N·维纳和C·香农那样的学者的确都涉及了我们按照今天的标准认为是传播学的那种学说。这些先驱者对传播学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传播学学者，他们的学生也不这样看，他们也没有通过在大学里建立传播学院或传播系来使这个领域机构化。

至于说到奠基人，是指那样一些学者：他们没有受过传播学的正规教育，但是从事传播研究，并在这个新的领域培养了第一代的传播学学者。主要的奠基人是W·施拉姆，他不仅以传播研究所的形式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使传播学得以机构化，而且，培养了许多第一批的传播学博士学位获得者。P·E·拉扎斯菲尔德是一个先驱者，还是一个奠基人？他的确在来到美国的最初20年中从事传播研究，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他的追随者也是作为社会学家来工作的。拉扎斯菲尔德与其说是一个奠基人，不如说是一个先驱者更恰当。拉斯韦尔、勒温和霍夫兰也肯定是先驱者，不是奠基人。他们没有放弃各自与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主要关联。

这里，我们的主要重点放在了北美，特别是放在了美国，因为正是在这个国家，传播学领域逐步变得强大起来，尽管我会详细地论述传播学的欧洲根源（第一部分），并且会探讨传播学在今天的欧洲、拉美和其他地方的现有地位（第十二章）。这部著作强调的是从1860年到1960年这100年，这一时代起于C·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发表，止于美国的传播学派在美国大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机构化。20世纪期间，传播学在美国主要是从思想上成熟起来，但是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更早的几十年前。传播学史是社会科学的历史，也有来自生物学、数学和电子工程的重要贡献。

我的重点在于大众传播以及人际传播，后者略为次要些，但是C·I·霍夫兰、K·勒温、G·H·米德和J·杜威都被包括在这里。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强调得太过分了。它不是区分今天的传播学领域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所以，我提议将之作为一种虚假的两分法予以摒弃（里尔登和罗杰斯，1988）。我在这里没有囊括传播学的众多人文主义的起源，诸如修辞学等等。

正如“统计学往往是在很少提到发展了这一领域的基本思想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被传授的”（坦卡德，1984）一样，传播学的传授经常也无需对其根源多加讨论。今天，许多传播学课程的这种没有历史背景的传授结果是：大部分传播学的学生不知道他们的领域从何而来。有人说，这个领域如此之新，以至于它还没有很长的历史。不过，尽管大部分美国大学只是在1950年之后才开始有传播系或传播学院，但其根源可追溯到百年之前。如果人们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昆提利安的《样式》开始来计算传播学历史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在时间上先于其他的社会科学。传播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访问了47位认识传播学的早期人物的个人，包括他们的学生和仍然在世的同事。特别有价值的是下列口头的历史访谈：

●　T·彼得森博士、C·桑德奇博士、E·沃特拉博士和D·K·伯洛博士（关于W·施拉姆的论题）。

●　J·H·威克兰德博士、P·沃茨拉维克博士、H·冯·福斯特博士和C·怀尔德博士（关于G·贝特森和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论题）。

●　M·杰伊博士（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论题）。

●　T·希布塔尼博士和R·E·L·法里斯博士（关于芝加哥学派的论题）。

●　A·L·乔治博士和J·M·戈德森（关于H·D·拉斯韦尔的论题）。

●　J·S·科尔曼博士、E·卡茨博士和R·K·默顿博士（关于P·F·拉扎斯菲尔德的论题）。

●　已故的N·麦克比博士、W·J·麦圭尔博士、L·杜布博士、E·R·希尔加德博士和M·史密斯博士（关于C·I·霍夫兰的论题）。

●　D·卡特赖特博士、J·拉斯科博士、R·K·怀特博士、H·H·凯利博士和M·勒温博士（关于K·勒温的论题）。

●　W·A·罗森比利斯博士（关于N·维纳的论题）。

●　J·皮尔斯博士、R·费诺博士、P·伊莱亚斯博士和R·A·肖尔茨博士（关于C·E·香农的论题）。

在撰写这部著作时，我使用了下列档案：

●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和珍藏本及手稿图书馆。

●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研究所档案和特殊收藏品。

●　费城，美国哲学协会图书馆。

●　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特殊收藏品部。

●　俄亥俄州，阿克伦，阿克伦大学，比尔斯图书馆，美国心理学史档案。

●　纽约，北塔里敦，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　华盛顿地区，美国国会图书馆。

●　衣阿华城，大学图书馆，衣阿华档案大学。

●　厄巴纳，伊利诺伊图书馆大学，大学档案。

●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斯特灵图书馆。

●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图书馆，特殊收藏品和大学档案部。

与这部著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发生在很少几个地区内。芝加哥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所在地是重要的，理由与德国的法兰克福相类似。法兰克福学派更早的时候被称为社会研究所，后者在诞生之初的几年从属于法兰克福大学，但后来在1933年迁移到纽约市，并与哥伦比亚大学保持松散的联系。以后的17年，研究所仍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它在批判理论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室和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总部，这两个机构开创了早期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

华盛顿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个重要集中地，当时卡尔·I·霍夫兰、威尔伯·施拉姆、哈罗德·D·拉斯韦尔、库尔特·勒温、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等其他人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传播学的新整体。后来，这些学者迁回到他们的大学：拉斯韦尔和霍夫兰回到耶鲁，在那里，霍夫兰建立了关于传播和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而施拉姆则回到衣阿华大学。

我们的论述从20世纪30年代的威尔伯·施拉姆和衣阿华市开始，以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时期的施拉姆而告结束。

近乎所有传播学的先驱者——他们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得到追溯——现在都已离开了我们（克劳德·香农是个例外，他退休后生活在波士顿郊区）。正如工人组织者乔·希尔一样，这些传播学的先驱者活在他们的那些有影响的作品中，活在我们的思想中。他们永远不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