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欢迎自由出版社的编辑关于发行《传播学史》平装本的决定，我希望这将使我的著作有更多的读者。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20世纪50年代，我作为衣阿华州的一名研究生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类传播。我对于传播学史的好奇心逐年增长，最终导致了我从事眼前这本著作的写作，它主要是在1991—1992年的学年中进行的。在我已完成的大约20本著作中，写作一部历史是最最强烈的体验。这也是最最有趣的事情，它所提供的是那种挠抓奇痒的愉悦，那种使人们知道如何走出迷宫的愉悦。

自从其精装本发行以后的3年来，我已使用这本教科书教授了2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此外，我与犹他大学、俄亥俄大学、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教授——他们在其课程中使用了它——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讨论。我从各种渠道中获得的反馈表明，我的历史著作在向初涉我们领域的人解释我们的根源方面，的确是有效的。不过，这些人仍有不少重要的问题。例如，学生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创建传播学领域的66名有影响的人物中只有一名是女性（她就是人类学家M·米德，而且，她还不是我们领域的中心人物）。现在，每年美国获得传播学学士学位的5万名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对于传播学的当代认识中，由男性创建我们领域的说法还能成立吗？传播学的学生和学者的性别和种族构成在20世纪90年代已逐渐变得多样化起来，并且得到了平衡。但它并非始终如此。

新墨西哥大学主修跨文化传播的博士生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在一部历史书中没有对他们的专业史予以更多的注意。我想要是这样做就好了。我本该强调G·西梅尔的“陌生人”的概念，以及芝加哥学派的R·E·帕克从“陌生人”概念中引出的那些概念，诸如“社会距离”和“边缘人”的概念，等等。R·K·默顿和B·F·拉扎斯菲尔德也在西梅尔的“陌生人”概念的激励下发展出他们的“异嗜性”（herterophily）概念和“世界主义”概念。所以，有关相互作用的两个或以上的个人之间可感知的距离的主要思想——西梅尔最早对之作了理论阐述——现在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基本内容。我期望要是能更详细地追溯“陌生人”的历史就好了。

当然，我们的领域中的学术专业，诸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都本该可在我的著作中找寻到各自的历史发展的。可是，我坚持讲述着这个一般领域的发展史话。它足够复杂的了。我将每一个专业的历史留给其他人去阐述。

如果让我现在来撰写这部著作，那我的做法就会略有不同。自1994年以来，没有出版过新的我会引用的材料。令人遗憾的是，与我们领域的历史有关的、我的几个重要采访对象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或许，当一个人为截止于1960年的百年历史而写作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学术前辈。正是由于他们的记忆，我们才能够把他们遗留下来的历史推向前进。

埃弗里特·M·罗杰斯
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
1997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