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于传播、传播学、传播学史及著名的传播学者，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知之不多。记得第一次听说传播之词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林帆老师和陈韵昭老师到青海考察访问之际。当我们乘快艇在青海湖劈波斩浪的时候，两位老师在船舱里给我这位当年的学生“上课”，说起传播，说起信息、反馈，说起传者、受众、把关人，说起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当然，这些都是片言只语。回到西宁，我专门请陈韵昭老师给《青海日报》的编辑、记者讲了半天课，讲述传播和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她讲到威尔伯·施拉姆，讲到夏威夷传播研究所……以后我虽然也曾翻阅过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还有那段著名的开场白——“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把视线从纸上移开，抬头就可以看见夏威夷那犬牙交错郁郁葱葱的群山。如果向水天相接的海岸线望去，可以看到可能是第一批岛民登岸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对传播仍然学得不多、知之甚少。

这里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给我们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照罗杰斯的说法：“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从“传播”这条河流的流淌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发展的过程。传播学作为专门的领域，其产生和发展与美国社会生活的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且这部“历史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传记式的编年史工作，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传播学史。”本书译者殷晓蓉概括得好：“罗杰斯循着传播学发展的现实轨迹和思想脉络，开创了一种将理论、历史和个人传记结合起来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翔实而又准确地论述了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有中国学者论说：凡著述，有经验性、实用性而无理论性、前瞻性，失之过浅；有理论性、前瞻性，而无经验性、实用性，失之过虚。理论性、前瞻性如树之根、树之干；经验性、实用性如树之枝、树之叶，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将这两者结合、交融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这也是这部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专著比较好读的原因所在。

1991—1992年，罗杰斯“身处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写作一部关于传播学史的著作”。从他的工作室的窗户望出，“越过拉克尼他湖和斯坦福大学红色瓦片的屋顶，我能够看到已故的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研究所的位置，它最初是在印刷大楼，然后在西普莱斯会堂，现在是在斯坦福建筑群，每一次转移都象征着传播学领域之逐渐地被接受。”罗杰斯将百年历史的叙述截止于1960年，最后一章也是“威尔伯·施拉姆和传播学的建立”。然而，“传播”这条新的河流依然在流淌，而且1960年后的这几十年，人类经历的是一场“传播革命”。美国传播学者威廉斯将人类传播历史浓缩为一天24小时，其中无线电报、彩色电视、通讯卫星、家用电脑、航天飞机等，都是近期的传播“震撼”，他将24小时剩下的40多秒留给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如今进入了21世纪，“传播革命”更迅猛发展，过去我们只能以声音、图像及文字来传递信息，现在可以应用电磁能量的振动来接受与传送信息，于是距离不再是距离；声音、文字及图像都可以由数码传送，三者的区别日趋淡薄；人们不断追求“输入、输出”，频频与电脑沟通而少与人脑沟通，威尔伯·施拉姆担心的工具理念会淹没道德理性及传统的德行，也许不是杞人忧天吧……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传播”这条河流里更是如此。人的实践无止境，人的认识无止境，人们期待着更多、更新的对传播、传播学、传播学史的探索，也期望着更多、更新的著作问世。

（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