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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在燃烧：从美国加州、巴西亚马孙，到澳大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大面积的山火失控。触目惊心的图片和影像传达着气候危机的凶兆，而这只是最可见的部分。
一个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谈也会让人渐渐习以为常，变得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烦，或者干脆怀疑和否认——直到震惊的时刻来临。个体健康状况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现在这个时刻来了，绝非危言耸听：有极大的概率，我们无法达成控制气候变暖的预期目标。不是迟了，而是已经太迟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们终于同意一起来“亡羊补牢”。
地球生态并不会毁灭，但将长期重病不愈（想象一下你将在医院度过余生）。这甚至不是什么“代际间正义”问题，而是当下年轻一代（或者足够长寿的中年人）会遭遇的命运。可这么悲观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则会让人过于绝望。也许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会自暴自弃。
这些感想是因为阅读《纽约客》9月发表的长文，题为《如果我们不再假装会怎样？》。
作者乔纳森·弗兰岑的核心论点令人沮丧。他相信“气候大灾难（apocalypse）即将来临”，并认为“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无法防止这场灾难”。这很难让人接受。但在研读了十多篇相关文献之后，我却没有发现有力的反驳论据。弗兰岑很可能是对的。
2019年在（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仅相差0.04度次于2016年（更反映趋势的数据是，这个排行榜上最热的前八名全都属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地球开始“发烫”，格陵兰冰盖融化了三千亿吨冰（净损失），明显高于近几年的年度平均值二千四百亿吨。9月22日，数百人聚集于阿尔卑斯山，为山上的冰川举办“葬礼”，宣读“悼词”。炎热的夏季，法国和德国的核电站因为冷却水的温度过高，曾被迫关闭核反应堆的运作。
牛津词典的2019年度词汇是“climate emergency”（气候紧急状态），其词典定义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无法逆转的环境破坏”。此前，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都相继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11月《生命科学》学刊发表一份声明，题为《世界科学家的气候紧急状态警告》，来自一百五十三个国家的上万名科学家联署支持。他们“清晰而明确地”宣告：“地球正面临气候紧急状态。为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一些重大转变——转变我们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方式。”随后这份声明在“世界科学家联盟”网站继续征集科学家联署。
实际上，科学家的危机警报早已拉响。早在1992年，由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肯德尔领衔，发表《世界科学家致人类的警告》，大约一千七百名知名科学家签名。2017年11月，超过一万五千名科学家联署发表了同题警告的“第二份通知”，发起人是美国生态学教授威廉·J.里普尔，他也是今年这份声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气候危机意识也逐渐深入大众文化。半个多世纪前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当时就引起轰动，后来出现了许多观赏性更强的影视作品。2004年气候灾难电影《后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虽然作为科幻片，其科学性屈从于虚构性，因而受到几位科学家质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气候公共教育的努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在2006年主创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受到广泛赞誉，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编撰的同名图书曾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由于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卓越成就，戈尔被授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经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绝于耳的警告，的确更新了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态环境意识，也带来了可观的行动实践。那么，为什么人类向“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远远落后于环境恶化的速度？因为获得正确认知的过程过于缓慢，错过了有利的行动时机。在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逐渐达成广泛共识之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而变得日益紧迫，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提出难度极高的要求。
在气候危机的认知方面曾经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气候是否在持续变暖？“温室效应”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吗？在气候变化的成因中人为因素是否关键？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辩论。所谓真辩论，是指科学家之间正常发生的观点分歧。气候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在观测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的时期，还很难对相关问题做出理据充分的确定判断，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间。
这就让“假辩论”有了可乘之机，利益集团（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选择性地慷慨资助对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贿赂研究人员形成误导性的观点。更复杂的是，真假辩论有时相互交织，让人真假难辨。1992年发表的“海德堡呼吁书”，旨在反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有四千名科学家联署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又有七十九名气候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签名发表《莱比锡全球气候变化宣言》，否认“存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共识”并反对“京都协议书”（后来发现，其中有几位签名者受到石油工业的资助）。这些事件与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和“否认论”有若即若离的联系。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困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学家对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发现，有97%的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到今天科学家共同体已经达成了完全而明确的共识。即便如此，怀疑论和否定论的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就持怀疑论的立场。
在8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格蕾塔·桑伯格大声疾呼“How dare you!”。这位十六岁的瑞典少女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无论是否喜欢她的愤怒言辞，她对事实的基本认知并不算偏激。
在11月的世界科学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预期。它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专著《有见识的专家们》，受到《科学美国人》《卫报》《纽约时报》的关注评论。
作者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与怀疑论和否认论的指控相反，科学家不仅没有夸大反而会低估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性。他们过于谨慎的主要原因是，宁愿克制“偏激”的研究发现来维持当时主流的保守共识，也不愿引发争议，因为这会让官员和公众无所适从，将有限的科学分歧混同于“完全没有可靠的知识”，会为“不作为的立场”提供借口。
气候危机的恶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烧和冰川融化等趋势只是逐渐加剧，但渐变过程会到达一个临界点，然后会爆发急剧而不可逆转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翻转点”（tipping point）。比如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减缓，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滞。如果完全停滞，就会出现类似电影《后天》中的可怕景象（尽管许多观众不理解，明明是气候变暖，怎么结果会让人“冻死”）。11月27日《自然》杂志发表蒂莫西·伦顿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文章《气候翻转点：风险太高，不可对赌》。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气候翻转点中，有半数以上极为活跃，其中几个已经非常迫近。
在2019年，对于气候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和人为成因，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连“怀疑派”这个含混的术语已被美联社、《卫报》等媒体废弃，剩下的只有极少数“否认派”（实际上是“抵赖派”）。科学家的预警基本正确，缺陷只在于以往太过温和了。
当认知的障碍完全清除之后，人类需要刻不容缓的行动，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有高低两个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将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纪内控制在2℃以内，这对于签署协定的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一些岛屿国家的要求下，还追加了一个更理想些的目标，努力争取控制温升不超过1.5℃，但这个“努力争取”并没有约束力。
无论是哪一种标准，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与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那么现在是什么水平？12月3日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临时声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大约1.1℃！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还剩下1℃左右的余额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来年有可能出现极微小的下降）。
要实现2℃以内温升目标，全球人为的二氧化碳必须在2030年减排20%，在2075年要达到“净零排放”。我们做得到吗？人类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reason），但有许多原因（causes）会严重阻碍所要求的行动。
回到《纽约客》的那篇文章，弗兰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满足三项条件。第一，主要污染国家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彻底重组经济。而且必须齐心协力，“如果得克萨斯人还在开采石油并驾驶皮卡车，即便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也无济于事”。第二，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必须正确，政府的巨额资金不会浪费，也不被侵吞。最后，绝大多数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许多美国人）都要无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并严格管束铺张的家庭生活方式。他们要对必要的极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将讨厌的新闻当作假新闻置之不理，还需要为其他遥远而受到威胁的国家以及后代人作出牺牲。“每天，他们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
弗兰岑对达成这些条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因为不相信“人性不久后能发生根本改变”。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书《不宜居住的地球》，这本书的畅销表明许多人都有悲观的同感。
但是，坦言悲观的前景并不是主张放弃努力，就像宗教承诺的永恒救赎即便不再可信，人们也不会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张应当坦率承认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这样才不会在希望落空后完全陷入绝望。力所能及的减排努力仍然有强有力的现实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地球走上不归之路的时间。
的确，实现预期目标会要求十分艰难的改变。弗兰岑在文章中没有明述却暗含的一个论题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会遇到合作困境，因为气候是一项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对此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杜克大学亚历克斯·罗森伯格教授9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此做了通俗的阐述。
公共品的消费（受益）有两个特征，非竞争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灯的照明丝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竞争性），但我同时也无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也是如此，一国无法单独从中受益，除非也让别国同时受益。那么谁来为修建路灯支付成本呢？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会面临“囚徒悖论”：如果主要污染国联合起来控制排放，美国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别的国都不愿付诸行动，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19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加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