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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倾覆，这个四月成为欧洲“残忍的季节”，混合着“记忆与欲望”，交织为无数缅怀的诗文。
明星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适时地献上一篇颂词（Ode），他在旁征博引与词不达意之间费力寻思，写下这一象征性事件的启示：“燃烧中的巴黎圣母院提醒我们，我们历史和遗产的脆弱，我们建成的事物并不牢靠，以及千年欧洲作为艺术故乡的有限性。”至于如何面对未来，莱维引用雨果的名言作答——“时间是建筑师，但人民是工匠。”
这是告慰却不是回答，因为“时间”这位建筑师已经隐匿了那幅蓝图。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这种格局深藏着悖谬的陷阱，它呼唤心怀使命感的政治家登场，引领欧洲开拓未来，但同时将会以过于严苛的考验摧毁他们。
默克尔深知这种考验的分量，她即将在2021年秋季卸任。马克龙显示出责无旁贷的雄心，他对欧洲的危机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经济学人》11月9日刊登封面报道《马克龙看世界》，并在网站上发表了对他长篇访谈的全文。
马克龙坦言，英国脱欧的曲折过程、美国在战略上的背弃以及欧盟事业进展的举步维艰，“这在五年之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他深信，欧洲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我们将会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消失，或者至少我们将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但随着美国从欧洲和中东的逐步撤退（始于特朗普就任之前），连同其新的保护主义，欧洲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他警告说，“当世界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由实力强权政治所决定的秩序，欧洲正面对近乎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美国背弃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如果欧盟不能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全球力量，那么将会消失”。
为应对这种危险，马克龙认为需要确立“欧洲主权”：这是欧洲战略性的集体能力，以捍卫欧洲的利益（包括安全、隐私、人工智能、数据、环境、工业和贸易等等）。困难是显著的：欧洲内部的分歧、英国脱欧造成的困境、德国联合政府的功能失调与经济疲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僵局……所有这些障碍以及他对时局的黯淡分析，似乎都未能动摇这位总统的信心，“一种神奇的而且无疑是过度的对自己可以有所作为之能力的信心”。
这种信心并非毫无基础。马克龙是具有宏大视野且精力充沛的外交家，上任以来对五十多个国家进行了上百次访问（包括两次出访中国），他能从容不迫地应对特朗普的威慑，并积极调整和促进与莫斯科以及北京的关系。毕竟，他领导的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一个核大国，其军事影响力从欧洲延伸到太平洋地区，而且法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相对平稳。就国内政治而言，马克龙及其政党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并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他的国内声望也开始恢复，支持率仍然不高（34%），但至少回到了“黄背心”抗议运动之前的水平。
马克龙正积极推动“欧洲干预倡议”（European Intervention Initiative），这是多国（包括英国）组成的联盟计划，以便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他还提到了德国倡导的“欧盟防务合作协议”（PESCO），以及用于资助军备研发的欧洲防务基金（金额高达一百三十亿欧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辅助北约而设计的”。他对北约“脑死亡”的批评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表明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他与默克尔的观点相近：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马克龙的“欧洲主权”抱负可能实现吗？《经济学人》在导引文章中提出了诸多质疑。以防务为例，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很难一致同意去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武装力量。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于疏远美国而寻求与俄罗斯缓和的想法心存警觉，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正陷入自身的内部困境，无暇顾及一个宏伟的全球愿景。
的确，历史上很多次要让欧洲成为全球性力量的呼唤最终都落空了。马克龙的欧洲理想很容易受到批评，被视为哲学家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位四十一岁的年轻总统坚信，这一次必定有所不同。他实际上在恳请欧洲的政治同僚们想象：“如果坚固的美欧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马克龙值得一个严肃的回应。
英国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选择：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决定抽身而出。“脱欧”并不是脱离欧洲，而是摆脱欧盟体制的束缚，以某种“光荣孤立”的姿态与欧洲大陆保持有弹性的距离。三年多以来反复推倒重来的方案，曲折多变的辩论、谈判和拖延，已经让英国人精疲力竭。不堪忍受的人们终于被鲍里斯·约翰逊的竞选口号击中：“搞定脱欧（Get Brexit Done）！”
12月12日的议会选举成为英国保守党新的高光时刻，以三百六十五个席位获得下议院的绝对多数，这是1987年以来保守党取得的最大胜利。工党作为第二大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六十个席位，遭受了1983年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脱欧淹没了其他许多政策议题，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本人“不可信任”的舆论形象也举足轻重，这也不只是右翼媒体对他“污名化”的结果。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犹疑不决，在党内未能有效整合激进左翼和中左立场的成员，在党外也难以凝聚已经多样化的亲和工党的选民。工党的竞选方案包含从环境到医保的众多议题，显得庞杂混乱而焦点不清。在根本上，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改革路线，在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复苏。近十年来，工党试图重新调整自身的意识形态定位，但在构想左翼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缺乏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突破，这是工党面临的更深层也更困难的挑战。
约翰逊在胜选演讲中宣告：脱欧是“英国人民做出的不可辩驳、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决定”。虽然这位首相并没有兑现最初承诺（完成脱欧的期限从10月底被推迟到翌年1月底），但无论如何他不再会陷入反复辩论的泥沼。约翰逊做出了新的承诺，在2020年底之前达成与欧盟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大部分专家和外交家都对此表示怀疑。
过去的难题并没有消失，约翰逊像特蕾莎·梅一样承诺了脱欧的三项目标：（1）英国所有地区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2）爱尔兰岛内，不设置爱尔兰共和国与（属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之间的边境检查；（3）英国内部，不在北爱尔兰和其余地区之间（爱尔兰海两岸）设置贸易边界。但是，这三项目标在逻辑上是无法同时达成的，有学者称之为“脱欧三重悖论”（The Brexit Trilemma），也是让脱欧方案久拖不决的难点之一。
真正解决这个难题需要至少放弃其中的一个目标。如果坚持兑现脱离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承诺，就必须要么阻隔南北爱尔兰（在欧盟体系下）已经享受的自由通行，其代价是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反弹；要么在爱尔兰海设置边界，这将损害英国主权的完整性。
约翰逊并没有打破三重悖论的魔咒，他目前的方案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做出特殊的复杂安排：将关税同盟与单一市场分开处理，让北爱尔兰与英国共享关税区，但仍然与爱尔兰共和国留在单一市场，因此在爱尔兰海设置了海关检查。彭博社的新闻评论说，这是让北爱尔兰在两个体系中“各站一只脚”。
北爱尔兰的内部分歧由来已久，在宗教信仰上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有坚持归属英国的联合派（Unionist），以及主张整个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彼此间长期的冲突在欧盟体系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重新被脱欧议程激活。
议会选举之后，利物浦大学乔恩·汤奇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指出，约翰逊的权宜之计没有消除脱欧与爱尔兰和平难以兼容的忧虑。近年来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爱尔兰统一的呼声逐渐强劲，在当地民众中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高。最近一次独立民调显示，爱尔兰统一的支持与反对率几乎相同（46%对45%）。相反，联合派的民主统一党（DUP）开始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这次议会选举后，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当选议员中，联合派的议员史无前例地成为了少数。虽然要想实现爱尔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体趋势有利于民族主义者。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苏格兰地区再度兴起。反对脱欧、要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苏格兰地区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四十八席。《纽约客》报道透露，该党领袖妮古拉·斯特金表示，她将致信约翰逊首相，要求再次举行脱离英格兰的公投，“给苏格兰一个选择，去寻求另一种未来”。她此前曾多次呼吁，苏格兰最好的未来就是成为“一个平等独立的欧洲民族”。
早在选举前一个多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批评约翰逊的政策会激发分离主义浪潮，并想象了一种黯淡的前景：“破裂的大不列颠将不再伟大，最终留下的只有英格兰。”
这个图景或许过于悲观，而《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更值得重视，文章将脱欧的冲击概括为“三个D”：“分裂、损害与削弱（divide,damage and diminish）”。在2020年，随着英国失去其作为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世界增强的影响力，约翰逊首相谈论的“全球性英国”的愿景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远离美国的欧洲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危险，德国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这如何可能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和平已经持续了七十多年，野心勃勃而令人畏惧的德国早已脱胎换骨，被驯化为温良无害的新德国。思想史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甚至说过，如今在德国四处可见的是“平庸之善”。但罗伯特·卡根表达了怀疑：“果真如此吗？这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德国吗？”他在《外交事务》（5/ 6月号）发表文章《新德国问题》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以及欧盟内部矛盾的加剧，将会改变德国及其在欧洲的作用，致使“德国问题”有可能旧病复发。作为著名的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顾问，卡根的博学与雄辩让人很难低估这种危险。
所谓“德国问题”，是指它对欧洲和平带来的威胁。德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又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在1871年统一之后就具有足以打破欧洲均势格局的力量，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欧洲和平建设规划特别重视解决德国问题。外交家乔治·凯南曾提出，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是“唯一可能的方案，来解决德国与其余欧洲国家的关系问题”，而这只有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保障下才可能实现。
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成功了，德国告别了其曲折而耻辱的过往，转变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但卡根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和平的新德国也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才能够持续，正如旧德国的转变。他赞同小说家托马斯·曼的一个观点，善恶主要不是所谓“国民性”问题，而取决于外部事件：“并不存在两个德国，一善一恶。邪恶的德国只不过是善良的德国陷入了不幸与罪恶，因而是误入歧途并走向覆灭的善良德国。”因此，维护弃恶从善的新德国，依赖于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包括四个要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这些要素共同的作用，迫使和鼓励德国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深刻肯认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抑制了民族主义的倾向，获得了和平与繁荣，最终“埋葬了旧的德国问题”。
但是，形成这些良性要素的历史环境既非寻常也未必永久持续。2009年欧元区危机爆发，在欧盟内部造成了裂痕，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德国主张的紧缩政策遭到希腊和意大利等国的反弹，还出现了反德“共同阵线”的话题，而德国人对要“资助他人的挥霍享乐”而心生怨恨，萌发了受害者意识。这种局面可以说是19世纪末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如果争端仅止于经济层面，并不值得特别担忧。然而近几年的变化则不再能让人保持信心：整个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地区民主政治开始衰退。特朗普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峙中选择支持后者，他抨击欧洲的中右派与中左派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默克尔、马克龙和特蕾莎·梅），而赞赏民粹主义、非自由派的右翼领袖（匈牙利的欧尔班、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萨尔维尼和波兰的卡钦斯基）。美国还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这是巩固欧洲和德国政治稳定的体制。此外，英国脱欧也会对欧洲均势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公开质疑以往美国承诺提供的安全保障，这将迫使德国和欧洲为防卫自主而发展军事力量。这些趋势意味着，遏制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已经开始松动，所有四个有利要素如今都不再可靠。
也许危机感是多余的，也许德国战后的变化是如此深刻，再也无法逆转。但也有可能，“自由平和的德国人也难以抗拒那些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右翼民族主义的德国选择党（AfD）如今已经跃居联邦议会的第三大党，其领导者宣称已经厌烦了德国人“对内疚的崇拜”，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被他们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方的傀儡”的德国政要。如果某个政党能够以更主流、更温和的方式支持这种情绪，很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执政之路。在未来几年，德国可能将身处一个再度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形形色色崇尚“血与土地”的政党可能掌权。在这种环境中，德国人能够抵御自身的民族主义回潮吗？实力政治曾主导欧洲大陆长达千年，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即便是最为自由的德国（哪怕仅仅出于自卫）也很难不加入其中。如果今天的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那就必须思考在这个秩序瓦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