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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地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成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2019年3月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12月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2019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一个中国的世界来接管”，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大利亚“独立研究中心”（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著名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2020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最大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唯一）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
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最后，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重启“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这是冷战年代旨在对抗苏联威胁的组织，在里根执政时期影响力达到顶峰，委员会中有数位成员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务。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这一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只是在2004年为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有过短暂的活跃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的策划和主导下，这一组织再度复活，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威胁”。
据《纽约时报》报道，班农、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及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等人出席了4月的开业典礼。当他们呼吁“警惕中国”时，全场起立鼓掌。班农宣告：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事件，百年之后，人们将因此记住我们”。文章指出，委员会认识到当今美中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这使得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但为应对这一威胁，华盛顿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有趣的是，威胁论也可以和崩溃论发生新的联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在7月17日接受辛克莱广播公司访谈时表示，贸易战不只用于对抗当下的威胁，而且意在施加压力，最后彻底终结中国的威胁。但究竟如何处理当今中国与昔日苏联的差别呢？破解不了这个难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仍是游荡的幽灵，无法复活为围堵战略的升级版本。
实际上，强硬派推动的对策方案并不那么成功。很难说“当前危险委员会”在塑造对华政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总统顾问还能有多少政策影响力一样可疑。班农与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是“脱钩”战略的始作俑者和积极推手。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此也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和声音。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声称，“时而有人问及，特朗普行政当局是否在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绝无此事！”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会是政策的选项。
与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所谓“新铁幕演讲”对比，彭斯似乎显露出相对温和的转变。而国务卿蓬佩奥10月30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表现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讲更为强硬的基调，但在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的同时，也指出双方存在着“共同之处”，容留了“有条件缓和”的回旋余地。
显然，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和稳定的对华战略。许多智库正跃跃欲试。“国家亚洲研究局”（NBR）11月发表的报告《部分脱离》，试图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提供新的全面战略。报告颇有新意的标题暗示着脱钩与接触的某种折中，但纵观其四个要点会发现，基本取向是脱离远远压倒接触。这同样会陷入脱钩战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访谈中透露，他们着力传达的要点是，美国必须联合欧洲等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当前外交政策却走向疏远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NBR的报告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要求特朗普注重“统一战线”的呼吁早就不绝于耳，蓬佩奥本人也曾在布鲁塞尔的演讲中呼唤“高尚国家的联盟”。但强化欧美同盟的紧迫需求总是会受到“美国优先”的牵制。12月初纪念北约成立七十周年的峰会再次表明，特朗普难以达成兼顾两者的平衡。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总统来说，国际“统战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这也使他很难像强硬派期望的那样“坚定地应对中国”。
《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说，“对于美国能够或应该做些什么并没有什么共识”。美国领导人仍然在面对两难的选择：“继续接触的道路，会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但走向脱离的道路则“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战争”。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有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皮尤研究中心8月1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从一年前的47%跃升为60%，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仅为26%，这两项指标都创下了（自2005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新纪录。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
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公开信表示“深为关切”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直言是美国的许多行动“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滑”，并提出七点陈述，以纠正现行对华政策的取向。
公开信指出，美国对于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需要予以“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目前对待中国的方式根本上是事与愿违的（counterproductive）。相反，应当避免夸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者的可能，因为中国并不是“经济敌手或生死攸关的安全威胁，需要在每个领域予以对抗”。事实上，许多中国官员和精英人士相信“对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诚合作的方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利益”，而华盛顿的敌对立场会削弱这种声音的影响。美国无法有效地延缓中国的崛起而不损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国与中国为敌，最终会被孤立的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专家们建议通过与盟友合作保持威慑，并与中国共同加强危机管控来处理安全风险，同时敦促采取竞争与合作平衡的策略应对经济以及全球性的国际问题。最后他们指出，联署公开信的人数之多表明，“并不存在单一的华盛顿共识——支持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敌对立场”。
这封联署公开信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意味着反对强硬派的审慎观点正在集结并进入公共舆论。但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立场宣示，而是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基于长期研究的见识与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国际安全》秋季号发表研究论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国》，通过对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的证据考察指出，那种判定“中国是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观点缺乏可靠的经验检测，而依据这种判断来制定对华政策是草率的。
傅高义最近在与日本学者加藤嘉一的对话中指出，那些宣称接触战略失败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低估了市场开放和国际化对中国变迁的作用。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从不相信接触外部世界会让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但认为这会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华版本的红色恐慌”是有害的，将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仅存的善意。她与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题为《路线矫正》，在2月发布。报告没有回避来自中国的“挑战及其风险”，也对中国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反对美国转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张需要更新而不是放弃以往“基于原则立场与中国接触”的战略，建议适时调整对华政策中合作、威慑和施压的权重分布，以“巧妙的竞争”（smart competition）将中美关系带入更具合作性和稳定性的轨道。
同样，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也主张，需要坚持“接触加威慑”的对华战略。他在《外交事务》发表长文《新中国恐惧》，已经引起学术界和智库的热烈反响。作者指出，强硬对抗中国的所谓“新共识”源自对中国挑战的恐慌，但这种恐慌感是严重误判历史的结果。首先是对国际自由秩序真相的误判。这个秩序自始至终都存在例外的挑战和破坏力量（有些甚至来自美国自身），因此从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戏称其为“既不自由，也非国际，而且无序”）。它从未有过真正的“黄金时代”，但也没有传言中的那种衰退，因为其核心属性——和平与稳定——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就处在这个秩序中，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和能力。其次，“新共识”误判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历史。自尼克松时期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奉行过单纯的接触政策，始终与威慑并用。这个战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图让中国演变为“西方式的自由国家”，而是约束中国的国际行为，就此目标而言，以几十年的历史尺度来评估，这个战略并没有失败。扎卡利亚批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构想的中国“意欲统治世界的秘密计划”。从中苏结盟到分裂到市场化改革至今，“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它已经历了一些奇异的扭曲和转向”，足以终结整个“秘密计划”。基于误判和恐慌的对华政策注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价高昂的。扎卡利亚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保持冷静，耐心继续奉行接触加威慑政策，就有希望将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更明智的政策选择。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值得中国欣喜的是，毕竟还有马丁·雅克这样的老朋友在发声。新年前夕，雅克在《卫报》网站发表文章《过去十年属于中国，下一个十年亦将如此》，宣称我们将会看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将继续分崩离析，同时，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影响力将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将是不平坦的、不可预测的，有时是令人忧虑的，但最终是不可抗拒的”。
自从2009年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以来，雅克先生始终站在“唱盛中国”的最前列。
无论如何，传说中既成事实的“新冷战”无法照搬旧冷战的剧本重演。
如果接触不再可靠，遏制无法适用，而脱钩代价过高，那么华盛顿的“新共识”注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于，既不愿在经济方面脱离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又想在技术等领域构筑壁垒。两者都符合美国利益，但要两全其美则需要一个更杰出的剧本。在此之前，现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离不开你”的通俗剧台词。
美国也很难组建一个联合对抗中国的同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包括74%的德国人、70%的瑞典人和64%的法国人）在中美冲突中宁愿保持中立。
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平均每天高达十亿欧元的贸易额）。
很难想象在一个全面脱钩的对峙格局中欧洲会何去何从，这也需要一个非凡的剧本。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Evan Osnos）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最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最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2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新一轮磋商之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媒都转发了一篇公号文章，其中写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
这是挑战引导变革、冲突促进汇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投影。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最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
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最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