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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
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它还有“目标”的含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
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停摆，北约组织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艾伦·沃尔夫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
Identity
）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分量，正如马克思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类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著名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唯有资本主义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体系”，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半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范例。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19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唯一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约翰·米尔斯海默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唯一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得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尤瓦尔·赫拉利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