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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问： 您编写的年度“西方知识界回顾”系列已经是国人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的必读篇目。当时写该系列的契机和由来是什么？
答： 编写这个系列源自一个偶然的契机。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一位编辑想在报纸上做国内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热点的年度回顾，他邀请我写西方部分，我就答应了。当时未曾想到，后来连续写了十三年。我觉得，这并不是因为文章本身有多好，而是这样的文章回应了某种智识需求，了解西方思想状况的需求。在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相当热烈的辩论，特别是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辩论，主题非常开阔，主要是针对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涉及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正义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辩论多少都有一个知识背景或参照，就是西方的学术思想。
当然，这个参照背景的来由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晚清以来，与西方世界相遇后，中国真正开始发现外部世界，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参照背景转换。在中国传统的话语、概念、认知或规范体系之外，我们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参照体系。此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思想讨论，多少都会参照西方学术思想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思想不是外在于中国的，而是中国思想构成性的一部分。所以，报纸（或知识性的媒体）有这样的需求，反映了我们期望对自己一直在有意或无意识地沿用的西方知识背景获得更清晰的了解和更自觉的把握。
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立场来借鉴、反思和批评。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综述的主要动机之一，我们要尽可能深入地从内部了解西方，但同时又不盲从，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来远观它。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多好，但努力寻求一个比较平衡的认识是我的初衷。
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听到有人说这是“年度必读”文本，让我惶恐不安。这当然是一种过誉之辞。在2003年开始写的时候，网络信息资源还没有这么发达，而现在，读者的信息资源很丰富，外语水平也越来越高，我就觉得这个写作越来越困难，也一直怀疑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
问： 我们注意到，您的参考资料来源十分广泛，从学术专著、前沿期刊，到《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等报刊都有涉及。另外还包括类似“前沿”（edge.org）这样的网站，以及与知识界相关的电影和影评（像《华氏911》和纪念海德格尔的《多瑙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您是如何保持这么大的阅读量，同时又能选择到高质量的信息，为撰文做准备的呢？
答： 当时媒体邀请我，大概是考虑到我能读英文文献，关注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我虽然受的是政治学专业的训练，但关注哲学、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曾爱好文学艺术，还有过理工科的专业学习经历。所以对这个选题，大概是比较“平衡”的作者人选。但我相信，现在一定有更优秀的年轻人能胜任类似的工作，而且会做得更出色。只不过这个写作很辛苦，我说过这像是“学术民工”，首先是个“力气活儿”，要读大量的文献，并从中作出得当的筛选。
刚开始几年内地网络的学术资源还不充分。我有一点优势，就是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过三年，离职的时候被聘为荣誉研究员，保留了我的图书馆系统权限，能够查阅中文大学图书馆订阅的大量电子版英文学术期刊。但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读那么多文献。除了自己因为专业研究经常关注的几个刊物，我依赖一些线索，比如Arts And Letters Daily网站。这是新西兰的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创办的网络文摘（目前被《高等教育纪事报》收购了），每天更新，汇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刊物和网站甚至专业学术刊物的文章。在内容上，注重文学艺术和文化，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尤其注重科学，这给了我很多线索。此外我平时读得多的一些，比如《高等教育纪事报》《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等，这些构成了我的信息源。
问题不在于信息多少，现在我们完全不缺信息，而是如何从大量的信息和阅读中进行筛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前我每个月都做一点笔记，把将来可能作为综述的题材记下来。后来资讯越来越丰富，发现需要读的文献越来越多，根本来不及读，就收藏起来，但积累到年底，工作量就非常可怕。每年大概从12月初开始，我会淹没在文献的海洋里，阅读和整理收藏的资料。这个过程既愉快又痛苦，因为会读到很多有意思的文章，虽然大多数文章是用不上的。我尽可能做到相对客观、全面地对信息、材料、事件和线索进行评估和取舍。由于截稿时间的压力和篇幅限制，我每次都会陷入紧张焦虑的情绪，特别困难的是在时间压力下做出判断：哪些议题要纳入，哪些要排除；哪些文章要介绍得详尽些，哪些只是点到为止。取舍的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尽可能保持客观，照顾到重要的事件或线索，警惕自己的个人兴趣和偏见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篇幅限制，又要避免为了客观而包含过多的内容，陷入漫无边际而杂乱无章。总之，尽量在简约性和包容性之间寻找平衡。我不认为自己成功解决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发出来后，也会有朋友提到可能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事件或线索。我想，每个人都依赖自己特定的视角，这个系列的写作当然达不到一种“年鉴”的水平，总是受到个人学识和阅读范围的局限。希望将来有年轻的学人来做这个工作。
问： 如您所说，信息量大小不是关键，如何筛选信息才是关键。在如此海量的信息中进行选择，不可避免要涉及选择时的理论标准和方法。能具体谈谈您在写这个系列时，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西方知识界选择重要事件的？
答： 关于选择标准，我想任何人做这样的工作都会不可避免地代入个人特定的视角和框架。我在做这项工作时，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能否不受自己太多的偏见的约束和影响，有时候非常挣扎。
马克斯·韦伯谈过所谓社会科学的中立性，大家知道纯粹的中立性是做不到的，但韦伯的意思也不是做到完全中立，而是把中立性作为一个可追求的明确目标。这意味着中立性或者说客观性的获得，是通过不断地对主观性进行反思，并且设想站在异己的立场上如何面对问题，由此逐渐逼近中立性，这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这个写作当然隐含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我对西方思想史、现代性的问题特别关注，虽然处理的材料是西方思想界的文献，但我会反复追问：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而言，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和相关的？这是我进行筛选的一个标准。我会尤其注意那些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线索。因为当代思想的有些东西可能是昙花一现，但有些东西会有长期的影响。当然这里永远会有判断的风险。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
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这三方面大致构成了这个系列的主线。当然，每年会有不同的重大突发事件，会出现重要的著作，以及重要思想家的诞辰与辞世纪念等，这些在西方思想界可能会引起比较多的讨论，自然也会在文章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如果对某个思想家的讨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具有重要启发，我也会尽力去彰显它的思想史意义。以上大致是我做筛选的标准，抽象的泛泛而谈是容易的，但具体到每年的写作，取舍和详略的处理总会有很多纠葛，我处理得未必恰当，也接受大家的检验和批评。
问： 我们注意到在2003年至2008年，该系列的题目均为“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但从2009年开始，标题成了“西方知识界回顾”，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答： 题目是个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涉及更为实质的问题：我到底想要写什么？在《学海》发表的系列里，我一直沿用“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太学究气了，似乎也不太确切，所以在媒体版上，就用了“知识界回顾”这样一个更含混、包容性更大的题目。在此“知识界”是用来对应“intelligentsia”这个词，但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要狭窄一些，主要指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关注公共思想、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群体。就范围而言，我着眼于intelligentsia这个领域的活动和状况，所以不是所有的“知识”都与这个写作相关，而是那些具有公共影响的知识或思想。另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事件”。有些比较容易确定，例如，在2003年关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辩论中，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等著名学人发起签名反战，这是狭隘意义上的event（“事件”），这比较清楚。但我还包括了一些eventful（“事件性的”或“重大的”）的现象，它不是单一的事件，而可能是围绕一个共同议题（比如，当代民主制度的困境、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等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在思想逻辑上是关联的，但在具体发生的时空意义上并不直接相关，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事件”，我会把这些线索汇集起来，作为宽泛意义的“事件”来处理。
总体来说，我既想反映狭义的event，又想把那些eventful的线索和趋势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主题。所以，对这一系列文章的标题我一直不太满意（如果有好心的、更聪明的朋友能够提供更好的标题，我特别愿意采纳）。不过，这可能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大家如果碰巧读了这个系列中的几篇文章，就会发现其明显的诉求就是关注公共思想讨论。
问： 您提到对技术的关注。的确，在历年的西方知识界回顾中，您都非常关注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交叉的信息。比如，在2015年的回顾中，您重点提到了“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和“人工智能在伦理上的悖论”。对这些话题的兴趣与您个人的学科背景有关吗？在回顾中涉及科学与人文的博弈点，您的用意是什么？
答： 我算是曾经的“理工男”吧。十五岁进入大学读化学工程，在东华大学一直读到硕士，对科学技术问题有一定的敏感。但现在我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不只是由于个人经历，而且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维度对现代思想甚至人类文明的形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文和科学的分化日益严重，C. P. 斯诺曾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引发关注。后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试图把人文与自然科学融合起来，像edge网站，有一批像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这样的思想家，特别注重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视野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很重要。
大家知道，学科的分野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物。在古典时代，比如希腊传统里面，科学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叫作自然哲学，近代早期仍然如此。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等，他们都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我觉得恢复一种综合的视野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把被现代学院体制割裂得越来越细的学科交叉融汇起来，这不仅能帮我们获得更开阔的眼界，而且可能带来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新的范式。
在哲学领域，心灵哲学中的许多经典问题，道德意识的发生机制，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否兼容等，在纯粹思辨的层面上几乎很难再推进，虽然不断有专业学者的论文发表，但我个人觉得传统哲学的方式慢慢耗尽了自己的潜力。而现在，这些问题与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出现了新的综合。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所谓“实验哲学”的运动，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把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与传统的心灵哲学、道德哲学关联起来做研究，非常引人注目。
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研究，可能有更大的意义和前景。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讨论在存在论意义上人类的意识活动和思想到底是什么，甚至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智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智能。我最近一次的综述中专门写了edge网站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次大讨论，内容非常丰富，也有许多分歧和争论。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了解一百九十多位学者和科学家的观点。我每年写的综述报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简约版，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澎湃网会转载。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版本，发表在《学海》上，这包括注释。一篇文章大概有五十个注释。其实注释很重要，因为许多问题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展开，只能给出些线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注释去追踪原始文献。
在对“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讨论中，还出现了所谓“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的概念，就是推测机器人的智能不仅能模仿人的智能，而且可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甚至机器人可能反过来控制人类，这对人类前景意味着什么？这些辩论都特别有意思，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也是众说纷纭。
就目前机器人的智能水平来看，与人类智能有很大反差，就是说有些方面机器人特别聪明，而在另一些方面特别笨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对比了这种差异。她说，原先人们以为，下棋和定理论证对于计算机而言最为困难，但后来证明在这两个方面计算机都比人要聪明得多。但在另一些领域，比如辨认水杯和拿起水杯这类简单动作，或者普通幼儿都具备的学习能力，计算机却很难模仿，更不要说孩子对人们是否可信和可靠的辨别能力。她说，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搞清楚孩子所体现的这些智能的原委，在明白这些问题之前，世界上最高级的计算机也无法胜过人类三岁的孩子。
有些人的观点更为复杂，比如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所长尼克·博斯特罗姆教授。在他看来，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领域，目前机器思维的总体水平相当低，但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并没有把握。但他估计，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旦到达这个水平，出现超级智能就相对更快。
在这些辩论背后确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人到底是不是机器？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包括意识、情感等“神秘”的灵性活动，说到底能不能被转换为物理的、神经的、粒子的运动？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学者，相信人没有什么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过更为复杂而已。这个观点由来已久，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就认为，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没有其他空间。而另一些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在根本意义上不是简单的生物或物理存在，总有一个部分是“灵性”（spiritual），并不能转换为物理过程，因此，人和机器之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机器再发达也不可能成为人。最近讨论的趋势是，持有物理主义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甚至认为，从长期演化论的观点看，人的出现似乎只不过是为了发明出更卓越的超级智能的存在。他说，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马克斯·韦伯曾说，现代化是一个“祛除魅力”的过程。现在看来，人类本身最后的神秘性似乎也要被祛魅了。很难说这到底令人欣喜还是沮丧。
无论如何，技术文明对人类存在的方式和自我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重新思考，人作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互联网的诞生就出现了“网民”（netizen），这与原来以国家界定的“公民”（citizen）是什么关系？一个学生曾经给我看过一张“在线共同体”的世界地图。我们传统的地图，包括几大洲和几大洋，还有俄罗斯、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国。但这个“在线共同体地图”显示的是“Facebook国”“Youtube国”“Twitter国”，还有“QQ国”等。这张地图很有冲击力，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想象世界，也可以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获得身份认同。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个世代，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可能没那么重要了，而你是哪个“网络共同体”的成员可能更重要。我相信，人类正处在新的技术文明大突破的前夜，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图景，改变自我理解的方式和存在方式。这对我们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安排，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
问： 您说，了解西方知识界动态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别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反观中国、了解自己。您的系列综述在2003年到2008年间，“中国”一词时有提及，但未单独展开。从2009年起，“中国”开始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模式”“中国特刊”“中国的世纪”等成专题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答： 我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的议题放在这个系列中，有很多原因。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关于中国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西方媒体，特别是知识媒体的版面，这是2007年之后特别突出的现象。世界是彼此相连的，现在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它对世界未来的格局会有深远影响。我想，这对西方知识界本身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目前是生机勃勃的、有进取力的，某种意义上说在强有力地崛起。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对西方而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对象，也正在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对西方本身的思考产生意义。所以，将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讨论带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内在地理解西方。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桩纯粹的“地域性”的事务。如果不把西方对中国的感知和理解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没有办法充分地理解今天西方思想图景的全貌。
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讨论，对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参考意义。有一种固执的偏见认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但学过心理学、社会学的人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纳入中国自己的视野，这是一种本来就存在的，也许正是我们在不自觉地沿用的认知方式。我希望介绍如《经济学人》这样严肃和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媒体的观点，这能帮助我们更自觉地发现“外部的眼光”，来丰富我们的自我认识。
最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的发展，无论人们抱有非常乐观的期许，还是有比较谨慎的预估，都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全球秩序，它会对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应该受到重视。所以我会每年寻找关于中国的讨论话题，收入这个系列综述。
问： 您所提出的“新世界主义”强调，汲取古代天下思想中的求同存异等积极特征，同时强调以儒学中的“关系性”思想作为建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认同的源泉。但是这种基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的“关系性认同”，倘若是在一个政治权力/权利分配问题上存在矛盾的背景下进行，其所推动建立的“后霸权”的世界秩序有多大功效？
新世界主义沟通世界跨文明间的认同的使命与世界秩序建立存在怎样的关系？跨文明认同是否有助于解决政治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即使在同一文明中，文明的趋同是否仍难以确保合理秩序的达成？
答： 首先声明一点，对于“新世界主义”这个提法，以及我们希望最终发展出一个学派的目标而言，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这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学术努力。我们有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而我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提纲性的理论表述，也仍然是非常初步的表述。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么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但观念的变迁是动力机制中必要的环节。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巨变都是如此。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的欧洲，是封建王国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后来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再到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个历史演变背后既有政治文化观念的变化，又是通过现实的政治经济权力去落实的，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历史性转变。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现实，从来不是天然的或“现成的”，它是做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它有历史的起源和发展，也可能有自己寿命的期限。但改变这个秩序，当然不是仅仅靠新概念的提出和新的想象的形成就能够完成。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过程。
我们从欧盟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演变的过程。欧洲是最早出现民族国家的地区。但现在欧盟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了相对完整的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但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才获得了现实可行的实施条件。这意味着文化观念的改变，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转化为政治经济的实践力量，最终改变一个区域的秩序。虽然目前欧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英国可能要退出欧盟
，比如这些年持续的债务危机，所以有“疑欧派”的质疑和忧虑，这当然是严重的挑战。但从长期历史的视野来看，欧盟从具体的理念酝酿到基本完成建设，仅仅用了半个世纪，我认为这是惊人的、极为卓越的人类成就。
欧盟的问题再严重，只要不彻底解体，这个成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被低估。这显示了人类的政治努力能够实现某种近乎乌托邦的目标。欧洲人通过自觉反思自己的历史遗产，包括历史上的灾难和痛苦，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超越了以前被认为完全无法改变的民族国家结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虽然发展是曲折的，但欧盟的历史还很短暂，需要经过许多曲折发展才能慢慢成熟。
关于如何理解跨文明之间的认同跟相互依赖的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我需要提醒一点，所谓“秩序”不是静止不变的局面，也不是完全和谐的局面。秩序本身是针对混乱的，没有冲突就取消了秩序本身要针对的问题。秩序不意味着消灭冲突，而是一种应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机制。
未来的世界秩序格局也是如此。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跨文明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冲突。世界永远会有冲突。冲突是生生不息、永远在那里的。我们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道“矛盾”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一个动力，它永远在那儿。但是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更有效的方式，来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或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解决它，而不必采用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来处理。所谓“秩序”是指能够以恰当的、适度的方式来应对和化解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