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一场瓢泼大雨底下，阿尔贝推开了小院子前的那道栅栏门，他左手缠了绷带，一个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小院子里堆积着整扇整扇废弃的门窗，一些旧车轮，一些破马车的顶棚，一些断了腿的椅子，一些无用的物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破烂是如何堆到这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到处都是烂泥污浆，阿尔贝甚至都没有求助于放置在烂泥地上的一块又一块的石板，因为近来频繁的雨水早已把它们冲得七零八落，不成队列了，他必须像杂技演员那样灵敏地腾跃，才能保证不落到水坑泥洼中。他已经没有橡胶鞋了，因为最后的那一双早就寿终正寝了，不管怎么说，随身带着装满吗啡瓶的鞋盒子，要完成这样高难度的舞步，实在是有点儿……就这样，他踮着脚尖穿越了小院子，来到了那个小楼中，这栋楼的二层经过整修，以每个月二百法郎的价格出租，跟巴黎的一般房租相比，这个价格就算是低得可怜了。

六月份，爱德华回归平民百姓生活后不久，他们就搬来这里住了。

那一天，阿尔贝前去医院接他。尽管生活拮据，手头很紧，他还是叫了一辆出租车。尽管，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肢残者——在这一方面，战争同样让人具有了一种难以预料的想象力——不过，这样一个格莱姆 的出现，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跛行，脸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大洞，还是把那个出租车司机，一个俄国人，吓得够呛。就连阿尔贝本人，尽管每星期都会去医院探望他的这位战友，也一样会被惊吓到。在室外，它所产生的效果跟在室内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如同，有人牵着一头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溜达，你倒是想一想。他们一路无话。

爱德华没有任何地方可去。那时候，阿尔贝住在七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是在顶楼上，穿堂风很大，走廊上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冷水龙头，他就在一个水盆中洗脸擦身，只有当必要的时候才去街区中的公共澡堂洗澡。爱德华走进了房间，似乎没怎么看清楚它，他在窗户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从那里瞧着大街、天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右鼻孔吸着。阿尔贝当即明白了，他待在那里是不会再动了，而对爱德华的这一照顾将很快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真正源泉。

两个人挤在一起的共居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骨架巨大，身体却很瘦——也只有他们常常看到从屋顶上走过的那只灰猫比他更瘦了——他一个人就占据了整个空间。房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就已够小的了；现在要住两个人，几乎就像是挤在一种杂乱的战壕中。那种压抑感，让他们觉得对人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利。爱德华睡在地上，底下只铺着一条毯子，他整天都在抽烟，那条僵硬的腿伸直在身前，目光朝向窗户外。阿尔贝出门之前，会为他准备好吃的东西，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至于爱德华会不会去碰它们，他可就不管了。整整一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一座盐雕。简直可以说，他任由生命就那样消逝，就如让血从一道伤口中流走。与苦难为伍是如此令人难忍，阿尔贝很快就编造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尽快地出门离去。实际上，他只是前去杜瓦尔小食铺吃晚餐，要知道，独自一人留下来，跟一个如此悲哀的人交谈，是一件多么伤脑筋的事情啊。

他十分害怕。

他询问过爱德华未来有什么打算，想去哪里寻求躲避。但是，讨论常常在一开始就已结束，阿尔贝一看到他战友那种沮丧的神情，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双眼睛是他眼前这一幅绝望的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活物，那是一道狂乱的目光，表达出一种彻彻底底的无能为力。

于是，阿尔贝软下心来，决定从现在开始全面彻底地负责照顾爱德华，照顾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有所好转，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重新制订生活的计划。阿尔贝认定这一恢复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得按月来计算，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什么比按月计算更好的办法。

他拿来纸和颜料，爱德华做了一个表示感谢的动作，却从来没有打开过颜料盒。他没有丝毫寄生虫的举止、丝毫吃白食的做派，这是一个空空的信封，没有欲望，没有期望，简直可以说是没有想法：就算阿尔贝把他拴在一座桥的底下，就像人们抛弃一个不想再养下去的宠物那样，然后拔腿溜走，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一丁点儿的。

阿尔贝很熟悉“神经衰弱”这个词，他四处打听过，提问过，并且还收集到了“忧郁”“消沉”“抑郁症”等词语，这一切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最基本的现象就在他眼前：爱德华正在等死，无论死神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来到，这就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这远不是一种改变，而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简单过渡，被耐心而又无奈地接受，就像那些肢体不便、沉默寡言的老年人，人们再也不会去注意他们的存在，而他们也一样，除了死去的那一天，再也不会给人带来什么惊讶。

阿尔贝不停地跟他说话，这也就是说，他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就像一个老人在自己的陋室里独自唠叨。

“瞧瞧，我还真的算是运气好的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为他做着鸡蛋肉末糊糊，“说到对话这件事，我若是落到一个不好相处的处处要跟我作对的人手里，那岂不是更糟糕吗？”

他尝试着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逗他战友开心，因为他真切地希望能改善他的状态，同时，也为了打破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谜团：爱德华想开心大笑的那一天，又会如何做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喉咙中会制造出一阵尖厉的滚动声，是那种让你听了很不舒服的滚动声，它会让你生出一种渴望，想要去帮助他。这就如同，当人们看到一个口吃的人在那里结结巴巴地说话时，会赶紧说出一个词，好让对方尽快摆脱让他结巴的那个音节，因为，那实在太让人烦了。幸好，爱德华很少会那样，也许，那更多的是由疲倦造成的，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但是，这一笑的问题，阿尔贝始终没能成功地超越。此外，自从他被活活地埋在炮弹坑里那件事以来，这也不是唯一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的顽念。除了紧张、持续的焦虑不安，以及对一切随时可能突发的情境的害怕，他还有另一些时时牵肠挂肚的操心事，简直要把他累得趴下，这就像在早先，他一心一意地想重新构思死马的那个脑袋。他把爱德华的那幅画装裱了起来，这让他花费了不少钱。它成了他房间里的唯一装饰品。为了鼓励他朋友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或是只是让他每天都有些事可做，他有时候会站立在那幅画前，双手插在衣兜里，不加掩饰地欣赏着它，嘴里不断地说着，真的，真的，他真有才华，这个爱德华，假如他愿意……但是，这些全都没有用，爱德华点燃一支香烟，有时用右鼻孔吸着，有时用左鼻孔，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主要由一个个锌皮屋顶和一支支烟囱构成的城市景象中。他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乐趣，在住院的好几个月时间里，他也没有制订任何计划，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跟外科大夫、值班医生的禁令作对上，不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的新状态，还因为他无法想象之后的日子、未来的生活。对于他，时间仿佛骤然停在了炮弹爆炸的那一刻。爱德华还不如一座出了故障的挂钟，即便是停了摆的钟，一天中至少还能有两次准确的报时。他二十四岁了，而在受伤之后的一年，他还是没能做到重新变回以前的样子。他无法恢复以往的任何东西。

很长时间里，他都停留在封闭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盲目的抵抗态度，就像其他不少士兵那样，人们都说，这些士兵始终凝滞在早先的那种习惯状态中，挛缩，蜷曲，扭弯，这场战争所曾创造的那一切，真是疯狂。他的抗拒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画笔底下莫德雷教授的形象中，在他看来，这个莫德雷就是一个肮脏的浑蛋，他更关心的并不是那些病人，而是医学，以及外科医术的进步；兴许，那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爱德华看不出这里头的细微差异，他的脑袋正中央破了一个窟窿，他根本没有兴致去掂量对与错、好与坏。他已经依赖上了吗啡，他调动起他所有的精力，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弄虚作假，甚至不惜出手去偷，千方百计地让医生给他开这种药的处方。他兴许想到了，有朝一日吗啡会要了他的命，我才不管它呢，必须搞到更多的吗啡，而在听到他拒绝了一切，拒绝了器官移植、肢体再接、假体安装之后，莫德雷教授最终也把他赶出门外。人们拼死拼活为这些家伙尝试各种治疗方法，人们热心地向他们建议最新的外科技术，而他们却更愿意停留在早先的状态中，他们只是冷冷地瞧着我们，就仿佛是我们把一颗炮弹扔到了他们头上。那些精神病科的医生（士兵拉里维埃尔去看了很多精神科大夫，但他十分封闭、固执，从来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因此，也对这类伤员顽固的拒绝总结出了一大套理论。莫德雷教授对种种解释皆不以为然，只是耸耸肩膀了事，他希望把他的时间和学问都贡献给值得他付出心血的那些年轻伤员。他连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为他签署了出院证明。

爱德华出了院，带着医生的处方、一点点吗啡，还有一大摞写着欧仁·拉里维埃尔姓名的材料。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坐在了窗前的一把椅子上，那是在他战友那个可怜的小公寓中，而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他的肩膀上，就仿佛在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之后，他刚刚走进了他的监牢。

尽管爱德华根本做不到理清纷乱的思绪，他还是听到了阿尔贝在那里谈及日常生活，他试图集中起注意力，是的，当然，必须考虑钱的问题，没错，他现在将成为什么呢，拿他这么一个大个子做什么好呢，根本不可能超越对处境的简单认可，他的脑子就像被什么东西一过滤，一下子滚得远远的。当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已经是晚上了，阿尔贝干完活儿回家了，或者，时间还是大中午的，是他的身体要求打针了。然而，他还是做着努力，他当真尝试着想象会发生什么事，他紧握着拳头，但这一点儿用都没有，他的思绪飘飘悠悠，从最细小的缝隙中飘走，很快逃逸得没了踪影，只留下自由的空间给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复琢磨。他的往昔像一条大河流淌过去，毫无秩序，也毫无头绪。经常反复回到他心中的，是他母亲的形象。母亲在他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一点点东西，而偶然涌上心头的那一丁点儿回忆，他总是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那是一些模糊的形象记忆，集中在种种刺激感官的感觉中，一种他试图重新找回的含有麝香的香味，她那玫瑰色的带有绒球的花带头饰，还有她的香脂香膏，她化妆用的刷子，一种绸缎的柔和感，那是一天晚上她朝他俯下身来时被他抓住的，或者，一枚她为他而打开的金质像章，微微倾斜着，像是在倾诉一段秘密。相反，她的嗓音却没有给他留下丝毫印象，他记不得她的任何一句话，也想不起她的任何一道目光。他的母亲消融在了他的回忆中，经历了跟他所了解的所有生命体的同样命运。这一发现把他击垮了。自从他自己丢失了脸容以来，其他所有的脸容也随之全被抹除了。他母亲、他父亲的脸，他那些战友、他那些情人、他那些老师的脸，玛德莱娜的脸……她也一样，她的形象会经常返回。只是再也没有了她的脸，剩下来的，只有她的笑。他从来就没有见识过比她更爽朗的笑声了，而为了能听到这一笑声，爱德华曾干过一些疯狂的事，而这对他并不算太难，一幅素描画，两个鬼脸，一个仆人的漫画——他们自己也大笑不已，因为爱德华画画时心中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尤其是乔装改扮，对此，他有着一种放肆无度的趣味，乐此不疲，并且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才华，而这，很快就转向了货真价实的易装癖。面对着那个化妆的场景，玛德莱娜的笑总归有些不太自然，不是出自于内心，不，而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她说道，“假如他看到这个的话，那你就完了。”她竭力监视着周围的一切，注意着细枝末节，生怕出错。有时候，局面也会摆脱她的掌控，于是，晚餐期间，就会出现冷冰冰、沉甸甸的尴尬场面，只因为爱德华下楼时故意忘记了擦掉睫毛上的睫毛膏。佩里顾先生一旦发现这样的事，就会立马站起来，放下餐巾，让他的儿子离开餐桌，爱德华则会嚷嚷起来，嗨，怎么啦，假装一副很不愉快的模样，我这又怎么啦，但是，这时候，没有人会笑。

所有这些脸，包括他自己的脸，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张都没有留下来。在一个没有了脸容的世界中，还能紧紧地纠缠住什么，还能跟谁做斗争？对于他，这不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充满了没有脑袋的人影的世界，而出于一种补偿效果，躯体的比例成倍地增加，达到了他父亲的那种魁梧程度。他童年时代的感觉像一个个泡沫那样冒了出来，一会儿是接触他时所产生的畏惧中夹杂了赞赏的甜美战栗，一会儿又是父亲那种微笑着说话的方式：“不是吗，儿子？”仿佛是在让他见证一下什么才是成人间的谈话，见证一下他还不理解的一些事。人们几乎可以说，他的想象力在枯竭，被降低成了种种现成的形象。由此，有时候，在他眼中，他父亲出现的时候会紧随着一个宽大而又密集的幽灵，就像画册中的吃人妖魔。而他父亲的背影！这个宽阔而又可怕的脊背，一向让他觉得巨大无比，直到后来他自己也变得跟他一般高大，并最终超过了他，而这个脊背，只有它自个儿本身，才善于如此清楚地表达出冷漠、轻蔑、厌恶。

爱德华以前很憎恨他父亲，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两个男人会合在了一种彼此互有的轻蔑之中。爱德华的生活彻底坍塌了，因为它甚至连仇恨都没有了，让他根本无法撑住自己。这场战争也一样，他是彻底打输了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反复搅动着种种形象、种种艰难，阿尔贝早上出门干活儿，晚上回家。当他们必须讨论什么时（阿尔贝总希望能讨论一些什么），爱德华就从他的遐想中摆脱出来，那往往已经是二十点钟了，他甚至都不会点亮灯。阿尔贝像个蚂蚁一样忙个不停，很有兴致地说着话，而最常见的话题，就是缺钱。阿尔贝每天都要去攻打一座叫维尔格兰的棚舍 ，那是政府为最缺吃少穿的人开设的一家日常用品小商店，他说，那里的物品常常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他从来就不怎么提及吗啡的价格，他有着他自己表现其精细的方式。他通常都会说到钱，但说话时的口气几乎很是愉快，仿佛那只是一种暂时的尴尬，之后便能开心地对付，这就如同，在前线时，为了互相安慰，鼓舞士气，人们偶尔会把战争当成另一种简单的服兵役形式，一种最终会给人留下美好回忆的艰苦劳役。

对于阿尔贝，经济问题将会幸运地得到解决，那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爱德华的伤残抚恤金将会缓解经济上的负担，帮助这位战友接济生活，解决困难。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战士，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继续一种正常生活的士兵，一个跟战友们一起赢得了战争，把德国人压倒在膝下的士兵……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阿尔贝在这上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翻来覆去地计算着复员费、退伍补贴、伤残补助……

爱德华在一旁摇着头。

“怎么就不成呢？”阿尔贝问道。

他心里想，是这样的，爱德华还没有摸到门道呢，他还没有填写过申请表，也没有投寄提交过呢。

“我来做这个吧，老兄，”阿尔贝说，“你就不用操心啦。”

爱德华再一次摇了摇头。而由于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拿过来那块对话用的写字板，用粉笔在上面写道：“欧仁·拉里维埃尔。”

阿尔贝皱了皱眉头。于是，爱德华站起来，从他的军用背包中掏出一份已经捏得有些皱巴巴的表格，表格上印刷着这样的字样“领取抚恤金申请表”，里面列着必须向有关委员会提供的相关文件的清单。阿尔贝的目光停在了由爱德华本人用红笔画了线的材料名称上：伤病或残疾证明原件——最初的战地医院或诊所收治病人的登记表——复员遣返档案卡片——最初的军队医院住院登记表……

这真是令人震惊。

无论如何，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从来就没有一名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士兵在113高地战役中受伤后被登记收治。人们应该会找到一个叫爱德华·佩里顾的，从战场上撤离下来后就因伤重不治身亡，然后，一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伤员被转院到了巴黎。但是，只要做一个哪怕最简单的行政调查，就将证实这个故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个住院的伤兵爱德华·佩里顾，跟这个叫欧仁·拉里维埃尔的战士本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后者在两天之后就转了院，转到了位于特鲁代纳大道上的罗林医院。但他恐怕根本无法提供要求提供的材料。

爱德华早就改换了身份，他将什么都无法证明，他也将什么都得不到。

假如调查进行得更细致，查到了登记簿，查到了偷换的手段、作假的篡改，那么，最终的结局就将是坐牢，而不是抚恤金了。

战争铸造了阿尔贝那不幸的灵魂，但是这一次，沮丧至极的他感觉自己的境遇就是一种不公正。甚至还更糟，就是一种彻底的弃绝。我都作了什么孽啊？他心里说，惊慌失措。自停战以来一直在他心中微微作沸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他的脑袋往隔墙上使劲撞了一下，挂在墙上的那幅画有马脑袋的画框震落下来，玻璃从正中间碎裂开来，阿尔贝一屁股瘫坐到地上，连续两个星期中，他的脑门上一直鼓凸着一个肿块。

爱德华的眼眶依然还是湿的。然而，当着阿尔贝的面，真不该哭得太多，因为这段时间里，阿尔贝的个人境遇就已经很容易引他落泪了……爱德华很理解他，他只是把一只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给予安慰。他实在感到抱歉。

很快，他们就寻找到一处够两个人住的地方，这样的两个人：一个偏执狂，一个残疾人。阿尔贝对日常生活的开支省了又省，只求能细水长流。报纸上继续大肆宣传，说是，德国人将会彻底赔偿他们在战争中损坏的一切，就是说，差不多半个国家。等待期间，物价一个劲地不停上涨，复员费却始终还没有发下来，抚恤金也不见踪影，交通状态一片混乱，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毫无保障。因此，黑市贸易大行其道，很多人靠投机倒把活着，他们削尖脑袋拉关系钻营，每个人都通过各自的熟人再去认识其他人，彼此交换着各种信息渠道和联系方式，正是这样，阿尔贝来到了佩尔斯死胡同9号，找到了一栋已经住有三个房客的市民阶层的房子。在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楼房，曾经用来做货栈，现在楼下堆放了一些杂物，楼上还没有人住。房子看起来不太牢固，但面积很大，带有一个烧煤的炉子，由于屋顶不太高，炉子一烧，整个屋里很快就能暖和起来，底下就有自来水，很方便，两扇窗户很宽大，一个屏风上描绘有牧羊女、羊群、纺羊毛杆的图景，中间有些破裂，已经用粗线缝补过。

阿尔贝和爱德华用一辆手推车拉着行李杂物，自己搬的家，因为租货车要花很多钱。那是九月初。

他们的新房东叫贝尔蒙太太，她于1916年死了丈夫，一年后又死了兄弟。她还很年轻，兴许还很漂亮，但多灾多难的不幸生活让人实在有些看不出她的魅力所在。她跟她女儿露易丝生活在一起，她表示，“两个年轻男子”的到来，让她感到心安，因为，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带着孩子，住在死胡同的这个大房子里，总是让她有些担忧，万一出了什么事，现有的那三个房客肯定是指望不上的，毕竟，他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她靠着收房租，另外，还东一家西一家地干些打扫清洁的杂活，过着清贫的日子。剩余时间里，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边上，瞧着丈夫以往堆放在院子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眼下，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用了，生出了红锈。阿尔贝俯身靠到窗户前来时，每每总能看到她。

她的女儿露易丝是个十分机灵的小姑娘。十一岁了，长了一双猫一样的眼睛，满脸的雀斑，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了。她的言行举止令人惊讶不已。有时候十分活泼，就如岩石上的潺潺流水，有时候却又一下子安静下来，纹丝不动，像一座雕像。她很少说话，阿尔贝几乎不怎么听到过她的嗓音，连三次都没有，她也永远都不微笑。尽管如此，她长得真的很可爱，假如她继续照这个样子长下去，她就将引来麻烦的打架斗殴了。阿尔贝始终就没有弄明白过，她到底是如何征服了爱德华的。通常情况下，爱德华不想见到任何人，但是这个小姑娘，什么都阻止不了她。从搬过来的最初几天起，她就留在了那里，在楼梯脚下，在那里东张西望。孩子们总是很好奇的，尤其是小姑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她母亲一定告诉了她有新的房客搬来住了。

“看来，没什么好看的，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房间，这是照顾他的那位战友对我说的。”

这番话语的劝说作用适得其反，很显然，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刺激一个十一岁小姑娘的好奇心了。不过，她将会厌倦的……阿尔贝心里这样想道。但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因此，当他看到她来到了楼梯的最上头，坐在了房门边的一个台阶上，当他看到她静静地等在那里，只要房门打开了一点点，就趁机赶紧朝里头瞥去一眼，他就把那道门开得很大很大。结果，小姑娘就倚坐在门槛上，嘴巴半开着，形成一个漂亮的很圆很圆的“O”形，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一声不吭。我们必须说，爱德华的脸的确非常可怖，那个巨大的窟窿，那一排上牙看起来似乎比实际上要大上一倍，这一切跟人们已知的关于人脸的一切全都毫不相像，阿尔贝也曾对他不兜圈子地直说过：“我的老兄，你当真让人感到害怕，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一个如此的脑袋，至少，你也能赢得别人的关注了。”他说这个，本意是为促使对方下决心去做移植手术，“我不信”。为了证明这一点，阿尔贝就指了指房门，只见那个小姑娘一看到他的脸，就惊惶地从门边溜走。爱德华根本就不知畏惧，只是堵上一个鼻孔而通过另一个鼻孔重新吸上一大口烟，然后让烟从同一个鼻孔中吐出来，因为，他无法从喉咙中吐气。“爱德华，”阿尔贝说道，“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说实在的，这真的让我好害怕，就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我向你发誓，不信，你就拿镜子照照自己，你会看到的。”阿尔贝是到了六月中旬才接他战友过来住的，可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像是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始终缺钱，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这些困难反而让两个人更亲近了，简直就是一种焊接的效果，牢不可分。对他朋友的悲剧，阿尔贝是极其敏感的，他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天派他来，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拯救爱德华，那么……而爱德华，也感觉到了，阿尔贝是如何一个人挑起了两个人生活的重担，因而也竭力想减轻他的负担，于是，他也开始动手做起家务来，我向你保证，他们这日子，过得真像是一对夫妻。

从他们家门口逃走之后没几天，小姑娘露易丝又露面了。阿尔贝心想，那一定是爱德华的样子在她心中激起了好奇。她在他们那个大房间的门口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她二话没说就进了房间，走向了爱德华，向他的脸伸出了手指头。爱德华跪了下来——的确，阿尔贝后来也看到过他这样的滑稽景象——他任由小姑娘用手指头在他那个巨大深洞的边缘来回游动。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全神贯注，人们简直会说她是在做一个作业，就仿佛，她是在用一支铅笔，在法国地图上细心地勾勒着一个轮廓，用来记熟它的形状。

正是在这一时候，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形成了。她一放学回来，就会上楼来爱德华的家。她为他东一处西一处地收集来最近的旧报纸，前两天的，或者上个星期的。这是爱德华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内容，读报，剪文章。阿尔贝曾经瞥过一眼他保留剪报的那个文件夹，里头都是关于战争死难者、纪念活动、失踪者名单等内容，相当悲伤的东西。爱德华不读巴黎的报纸，只读外省的。露易丝总是能为他找来不少，也不知道她是用了什么办法。每天，或者几乎每天，爱德华都能得到一大摞过期的《西部闪光报》 《鲁昂报》或者《东部共和报》。她就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做她的作业，与此同时，他就在一旁，一边吸他的下士牌纸烟，一边从报纸上剪下他需要的文章。露易丝的母亲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大概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时分，阿尔贝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他胸前背后披戴着三明治广告牌（广告的一面是品客药丸：一点点时间足以大大地改变一切；另一面是朱韦尼尔的女子紧身胸衣：全法两百家店铺任你选！），溜溜地走了一个下午：整整一条巴黎林荫大道，从巴士底广场，到共和国广场。回家后，他发现爱德华躺在那张年代久远的土耳其长沙发上，那是他几个星期之前才得来的，当时，他是用一个早先在索姆河战役中认识的战友的手推车把它运来的，那家伙用他仅剩的一条胳膊——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一手段——使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才拉动这一重负。

爱德华用一只鼻孔吸着烟，脸上戴着一种很特别的夜蓝色面罩，它从鼻子底下开始，覆盖了脸的整个下部，一直到下巴，就像是一把大胡子，一个希腊悲剧演员的那种大胡子。那是一种深深的但又闪亮的蓝色，上面点缀有金色的细小斑点，仿佛是在烘干之前撒上了一些闪亮片。

阿尔贝表现出了惊讶。爱德华伸手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像是在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这很有些怪异的意味。自从他们互相认识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爱德华做出了一种真正具有人情味的表达。实际上，人们也不能说出相反意思的话，这确实很漂亮。

这时候，他听到左边传来了一记颇有些沉闷的小小声响，于是就转过头去，但他只来得及看见露易丝嗖的一下跑向了楼梯，就没有了踪影。他还是没能听见她的笑声。

那些面具留了下来，如同露易丝。

几天之后，爱德华戴上了一个全白的面具，上面画着一张充满了笑容的大嘴。而且，那上面，他的眼睛也是笑眯眯的，闪烁着光亮，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意大利戏剧演员，某一个斯佳纳莱尔 ，或者帕利亚乔 。从此，爱德华读完他的报纸后，就会把报纸捣成纸浆，用来制作面具，那颜色白得就如白垩粉，然后，再由露易丝和他涂上颜色，或者加以种种装饰。本来只是一种游戏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一种日常消遣活动。露易丝就是一个大巫师，总是能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例如彩色玻璃珠花、珍珠、布料、彩色毛毡、鸵鸟羽毛、人造蛇皮。此外，当然还有报纸，跑遍全城去寻找所有这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应该是一项真正的大事，而阿尔贝，甚至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

爱德华和露易丝的时间就花费在了这上面，制作各种各样的面具。每个面具，爱德华从来不会戴第二次，新的一定会替换掉旧的，而换下来的就挂在房间的墙上，跟它的那些同类待在一起，就像是猎获的战利品，或者是一家易装癖商店里所展现的那些化装用品。

这天，当阿尔贝晚上回来，那个硬纸鞋盒夹在胳膊底下，走到楼梯底下时，时间已经快二十一点了。

尽管马尔蒂诺大夫已经为他那被希腊人扎破的左手做了包扎，伤口依然生出一种钻心的疼，他的心里也是一团乱麻。拼死拼活夺来的这一点货，给了他些许喘息的时间。现在，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寻找吗啡变得如此紧要、如此迫切，而他，对各种各样的激情，却早已是如此敏感、如此漏洞百出……同时，他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从那里带回来的东西，足以杀死他的战友二十次，甚至一百次。

他朝前走了三步，掀起了覆盖在一辆早已破烂不堪的三轮车上灰尘蓬蓬的雨布，推开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车斗中的杂物，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珍贵的鞋盒子放了进去。

早在回家路上，他就已开始了一番快速盘算。即便爱德华对吗啡的依赖继续维持在目前这样稍稍偏高的剂量上，他们也依然能享受几乎六个月的安宁日子。 90jKiUqeDulKksY3CkbiM1Hqrto8KpXPpDvnQK5GWxpoWi/WsPjagJ/04YviCH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