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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的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无法说出两个想法来，无法想象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他试图理清他的思绪，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归于秩序。他大踏步地走着，手里只做着一个动作，伸在衣兜里，机械地抚摩着那把刀的尖刃。时间可以一分一秒地过去，地铁可以开过一站又一站，出了地铁，还可以继续在街上走，但一丝有用的想法都没有想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可他毕竟已经都做了。他准备好了去做一切。
弄吗啡这件事儿吧……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一粘上就会弄脏手的墨水瓶，很棘手。爱德华已经依赖上它了，须臾不得离开。迄今为止，阿尔贝始终还能够勉强解决他的需求。可这一次，这一次，他再怎么刮抽屉底地搜索都不管用了，他再也没有什么钱了。因此，当他的战友实在忍受不了这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痛苦，而苦苦哀求他干脆结果了他的小命时，同样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阿尔贝，也就不再做什么思考了：他顺手就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这也是他手边能找到的第一把刀，他匆匆下了楼，像一个自动玩偶似的，他去乘地铁，一直坐到巴士底站，然后就隐入到了希腊人的街区，就在塞代纳街那一边。他一定要为爱德华找到吗啡，假如需要的话，他甚至会不惜动刀杀人。
当他看到那个希腊人时，他的第一个想法终于在脑子里生成，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皮肤很粗糙，身材很厚实，走起路来两脚分得很开，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吁吁，尽管十一月的气温已经偏低，他还是大汗淋漓。阿尔贝瞧了瞧他，心里有些惊慌，因为他肚子巨大，胸脯肥实，在他的呢绒套头衫底下鼓鼓囊囊地乱晃乱摇，他脖子粗粗的，跟牛脖子一样，他的腮帮子肉很松弛，耷拉下来，阿尔贝心里想，对付这么一个大汉，他的小刀可一点儿都不管用，他需要一把刀刃至少十五厘米长的刀，或者二十厘米长。形势的对比本来就很不妙了，眼下，装备的低劣更是让他士气万分低落。他母亲早就说过了，“你总是这样的，从来都没能好好地安排一切！你只能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我可怜的孩子啊……”而她，一定会高高地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祈求上帝做证。在她的新丈夫（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结婚，但是马亚尔太太总是把这一切看作正常情况）面前，她总会更多地抱怨自己的儿子。那一位继父，他——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总是把事情弄得更烦琐、更细腻，但是，他的抱怨也是同样的。面对着他们俩，即便阿尔贝找到了力量，他还是很难有效地自卫，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在为他们多提供一点点抱怨他的理由。
似乎一切都在联合起来反对他，那真的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约会定在了圣萨班街街角那个公共小便池附近。阿尔贝对事情到底会怎样发生是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他在一家咖啡店里给希腊人打了电话，说自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过来的；希腊人什么也没问，因为他的法语连二十个词儿都说不上来。他的全名是安东纳普洛斯。所有人都叫他“普洛斯”，就连他自己也这么叫。
“我是普洛斯。”他来到的时候这样说。
对一个如此肥硕壮实的人来说，他走路的速度快得惊人了，他小步紧凑，健步如飞。刀子太短小，而这家伙却太过敏捷……阿尔贝的计划实在有些差劲。希腊人往四周扫了一眼后，就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小便处。那里头有很长时间没有冲水了，尿臊味冲鼻，气氛有些令人窒息，但是这一切看来根本就没让普洛斯感到丝毫别扭。这个臊臭的地方，几乎就像他的候见厅。而对怀疑所有空间都是幽禁之地的阿尔贝，折磨则是双倍的。
“钱呢，带来了吗？”希腊人问道。
他想看到钱，便用目光指向了阿尔贝的衣兜，但他不知道里头藏了一把刀，而那把刀的尺寸实在有些可怜，尤其因为，现在两个男人紧紧地挤在窄小的小便间里头，那把刀就显得更小了，小得甚至都微不足道了。阿尔贝轻轻地转过身来，让对方看另一个衣兜，并故意让好几张二十法郎的钞票露了出来。普洛斯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五安瓿
。”他说。
这是电话里已经谈好了的价钱，希腊人准备转身离开。
“等一等！”阿尔贝叫嚷起来，上前抓住了他的袖子。
普洛斯停下脚步，一副不安的表情，瞧了瞧阿尔贝。
“我还需要更多……”阿尔贝嗫嚅道。
他说得很夸张，还手舞足蹈（当他跟外国人交谈时，他经常会表现得仿佛对方是聋子一样）。普洛斯皱起了他那粗粗的眉头。
“我要十二安瓿。”阿尔贝说。
他展示出他那整整一沓子钞票，但他是不能够动用它的，因为这是他维持接下来大约三个星期生活的所有钱。看到钱，普洛斯的眼睛发亮了。他朝阿尔贝伸出了手指头，点点头表示同意。
“好，就十二安瓿，你留在这里！”
他走出了小便处。
“不！”阿尔贝叫住了他。
小便池的臊臭气味，再加上一种想离开他越来越感到内心焦虑的这一弹丸之地的意愿，这一切，促使他采用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语气。他唯一的计策就是，找到办法跟着这个希腊人走。
普洛斯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行。
“好吧，同意。”阿尔贝说，很果断地赶到了他的前面。
希腊人抓住了他的衣袖，迟疑了一秒钟。阿尔贝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有时候，这其实也是他的力量。为显出一副可怜样，他并不需要刻意地夸张表达。在经历了八个月平民百姓的生活之后，他始终还穿着复员军人的军装。在他退伍时，他可以在一件军装和五十二法郎之前做出选择。他当时选择了军装，因为他感觉到冷。实际上，国家只是把匆匆重新染过的旧军大衣贱卖给法国老兵而已。当天晚上，雨水一淋，军装就开始掉色了。好一个忧伤者的条条斑痕哪！阿尔贝返回去，说是最终他更愿意要五十二法郎，但是为时已晚，木已成舟，他本该早早考虑好的。
他同样还保留了他那双寿命早过了一多半的高帮皮鞋，另外还有两条军用盖毯。所有这一切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而且不仅仅是染色的痕迹；还有这一张沮丧、疲竭的脸，很多复员军人的脸都是这样的，这是萎靡不振与委曲求全的神态。
希腊人端详了一番这张疲意满满的脸，马上做出了决定。
“好吧，去吧，快点儿！”他轻声嗫嚅道。
从这一刻起，阿尔贝又返回到陌生人的角色中，对自己到底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连一点儿概念也没有了。
两个男人走上了塞代纳街，一直走到萨拉涅尔通道。到了那里后，普洛斯便指了指人行道，再一次说道：
“你等在这里！”
阿尔贝扫视了一番四周，荒芜一人。十九点过后，附近唯一的灯光就是一家咖啡店里的灯光，离这里有大约一百米。
“就在这里吧。”
一道命令，只能服从，不能上诉。
这不是吗，希腊人根本不等他回答，就远去了。
有好几次，他走着走着还回过头来看，以确认他的客户还乖乖地留在原地。阿尔贝眼睁睁地瞧着他越走越远，无能为力，但是，当那希腊人突然朝右一拐，阿尔贝便马上跑了起来，尽可能快地跟上他来到那条通道，眼睛则一点儿都不离开普洛斯刚刚消失的那个地方，那是一栋破败的楼房，从中飘散出一股浓烈的饭菜味。阿尔贝推开大门，进到一条走廊中。走了几步后，他就来到一处通向地下室的半底层，于是，他便走了下去。从一扇玻璃很脏的小窗上，投射进来街上路灯的一点点光亮。他隐约看到希腊人蹲在那里，伸出左臂，正在墙洞里挖着什么东西。在他旁边，他还特地用一扇小小的木头门挡着，以遮住那个洞口。阿尔贝一秒钟也没停下来，连忙跑过去，穿越地窖，双手抓起了那扇木门，它比他想象的只稍稍重那么一点儿，朝希腊人的头猛地一砸。这狠狠的一击下去，像是敲响了一记锣，普洛斯顿时倒在了地上。只是在这时候，阿尔贝才明白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的心中是如此惧怕，只想着要赶紧逃跑……
他好不容易才恢复了镇定。那个希腊人死了吗？
阿尔贝俯下身子，侧耳细听。普洛斯正喘着粗气呢。很难知道他受伤是不是很严重，但是，有一道细细的血流正从他的头顶上流下来。阿尔贝处在了一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中，近乎于昏厥，他捏紧了拳头，反复念叨道：“稳住，稳住……”他弯下腰来，把胳膊探入墙洞中，掏出来一个鞋盒子。如假包换的奇迹：满满一盒子二十毫克和三十毫克的吗啡安瓿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尔贝对吗啡安瓿瓶的剂量早已熟稔于心了。
他合上了鞋盒盖，站起身来，突然，他看到普洛斯的手臂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这个人，他至少很善于武装自己，那是一把真正的弹簧短刀，带有槽口，尖刃很锋利。此人出手是那么迅速，刀口划到了阿尔贝的左手，他只觉得一种剧烈的热辣感。他原地一个旋转，猛地抬起一条腿，脚后跟就踢中了希腊人的太阳穴。希腊人的脑壳一反弹，就撞到了墙上，发出了敲锣般的哐的一响。阿尔贝手里紧紧拿住了鞋盒子，用皮鞋狠狠地踩了几下普洛斯那依然握着刀的手，然后，他放下盒子，又用两手抓住那扇木头门，开始砸起对方的脑袋来。然后，他停下手。因为使了劲，也因为害怕，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流了很多血，他手上的伤口很深，他的军大衣也都血迹斑斑了。每见到血，他总是害怕。而这时候，他开始感到了疼痛，这也提醒了他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他在地窖里乱找一通，找到了一块满是灰尘的布，用它紧紧地包扎住左手。然后，他很胆怯地朝希腊人的躯体俯下身来，仿佛他不得不靠近一头正在睡觉的野兽。他听到了对方低沉而又有节奏的呼吸声，毫无疑问，他的脑袋真的是很硬啊。之后，阿尔贝一胳膊夹住鞋盒子，颤颤巍巍地离开了那栋楼房。
带着这样明显的伤口，只能放弃坐地铁或者有轨电车了。他总算勉强遮掩住了他手上胡乱的包扎，还有军大衣上的血迹，在巴士底附近叫住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的岁数应该跟他差不多。他一边开车，一边带着疑惑的目光，久久地观察着他的顾客，只见他面色苍白得就如一块白布，蜷缩在座位上，身子摇晃不已，一条胳膊紧紧地捂住了肚子。当阿尔贝因车内这一封闭空间引起了一种很难遏制的不安情绪，而擅自打开车窗时，司机的担忧不由得剧烈倍增。司机甚至想到，他的顾客这是要呕吐了，就吐在那里，他的车里。
“您这不会是生病了吧？”
“不，不，没有。”阿尔贝回答道，调动起了自己仅剩的一点点紧张度。
“因为……要是您生病了，我就只能让您下车了！”
“不，不，”阿尔贝否认道，“我只是有点儿累。”
尽管如此，在司机的心中，疑虑有增无减。
“您确定您有钱吗？”
阿尔贝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展示给司机看。司机这才放下心来，但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工夫。他已经习惯这样了，他有过此类的经历，而这是他的出租车。然而，他只不过是天性有一个商业头脑而已，绝不是一个无耻小人。
“嗯，很抱歉！我说这个，因为像您这样的人，常常……”
“像我这样的人，都是一些什么人？”阿尔贝问道。
“这个嘛，我是想说，复员的军人，这个，你可别误会了……”
“因为您不是复员军人吧？”
“啊，我不是，我是在这里参的战，我有哮喘病，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
“毕竟，还有不少人参战上了前线。有些人回来的时候，一条腿比另一条显然短了好多。”
司机觉得很别扭，事情总是这样的，那些复员军人，总是不断地插嘴，拿他们的战争来说事，总是给所有人上课，现身说法，人们都已经开始受够了那些战争英雄！真正的英雄已经死去了！那些人，是的，对不起了，他们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此外，当一个家伙对你讲述太多他在战壕中经历的事，你最好还是提防他一下，小心为妙，大多数人还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度过整个战争的。
“您兴许是想说，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是不是？”他问道。
“那些复员军人，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对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对一切生活资料的剥夺？”诸如此类的句子，阿尔贝实在是听得多了，耳朵都听出了老茧，听得都能背一个滚瓜烂熟了，什么煤的价格啦，面包的价格啦，正是这一类信息，他最容易记在心上。自从他复员以来，他已经证实：想要安安静静地生活，最好还是把胜利者的军功牢牢地锁进抽屉中
。
最后，出租车把他拉到了西马尔街的拐角，司机要了他十二法郎车钱，并等着阿尔贝付一些小费，然后才走掉。
这一带居住了数量众多的俄罗斯人，但医生是个法国人，他就是马尔蒂诺大夫。
阿尔贝是在六月份认识他的，那是爱德华最初的发作期间。我们不知道爱德华住院治疗期间是如何搞到吗啡的，但是他早已习惯于依赖吗啡来止痛，对它上了瘾。阿尔贝竭力试图说服他：我的小祖宗啊，你现在已经从斜坡上往下滚了，真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啦，你得好好地治一下啦。爱德华却根本听不进去，他表现得跟当初拒绝接受假体下巴时一样固执。阿尔贝对此实在弄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双腿截肢者，他就在圣马丁郊道街上卖彩票，他曾经在夏隆的二月军营中住过院，他跟我说到了他们现在做的假肢，很好，即便小伙子们没有变得很漂亮，却毕竟让你有了一副人模狗样，但爱德华连听都不想听，坚定地连连回答一个字：不，不，不。他继续在厨房的桌子上玩他的纸牌通关游戏，用一个鼻孔吸着纸烟。他嘴里不断地散发出一种可怕的臭气，显然，他整个喉咙是完全敞开的……他用一个漏斗喝水喝饮料。阿尔贝为他寻觅到一个二手的研磨器（那玩意儿的原主人在做完假体手术之后死掉了，留下了好多东西没用上，一个真正的倒霉鬼！），这就稍稍简化了日常生活中的进食，但是，尽管如此，一切还是很复杂。
爱德华六月初从罗林医院出院，几天之后他就开始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症状，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不已，而且大汗淋漓，会把吃下的一点点东西全都吐出来……阿尔贝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缺乏吗啡而来的最初一轮打击是如此剧烈，阿尔贝不得不把他绑在床上——就如去年十一月份在医院时那样，真的该这样做，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还得把房门给堵死了，以防房东们为平息他的痛苦（还有他们自己的痛苦）而进来杀死他。
爱德华的样子看起来很可怕，像是一副精瘦精瘦的骨架中住进了一个魔鬼。
马尔蒂诺大夫就住在附近，同意过来为他打上一针，这是一个表面很冷淡的人，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说他1916年在战壕中曾经做过一百十三次截肢手术。听到这些后，爱德华找回了心中的一点点平静。正是通过大夫，阿尔贝联系上了巴希尔，后者则成为了他的吗啡供货人。此人一定是在药店里、医院里、诊所里大大地偷了一把，他对各种药品十分在行，他可以为你找到你想要的一切。不久之后，阿尔贝就撞上了大运，巴希尔为他提供了一批他亟须脱手的吗啡，以某种形式的促销价清仓处理。
阿尔贝在一张纸上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他为爱德华注射吗啡的次数以及用量，什么日子，什么时候，什么剂量，以求能帮爱德华控制他的消费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他把一道关，然而，这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效果。但是，至少，在那一时刻，爱德华在走向好转。他哭得少了，只不过，他不再画画了，尽管阿尔贝还在为他带来本子和画笔。可以说，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躺在恢复用的长沙发上度过，在那里想入非非。这之后，到了九月底，吗啡的存货所剩无几了，可爱德华却一点儿都无法断奶。六月份时，他每天要注射六十毫克，而三个月之后，剂量却增加到了每天九十毫克。阿尔贝实在看不到何时才是个头。爱德华总是独自幽居，很少说话。而阿尔贝，只有在跑去找钱付房租，买吃的食物和烧的煤的时候，才会停止跑去找钱买吗啡。至于衣服，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实在太贵了。钱花出去，就跟水哗哗地流出去一样快。阿尔贝早已把能拿去典当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了，他甚至还跟机械钟表店的胖老板娘莫奈斯提埃太太睡了觉，他就在她店里做一些包装，而她则给他一些钱，以做生活贴补（这就是阿尔贝心里想的，在这个故事中，他自愿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实际上，他对这一情景并没有什么不满，毕竟他差不多六个月里没碰女人……莫奈斯提埃太太胸部巨大，他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但是她待他很是亲切，毫不吝惜地给她丈夫戴上了绿帽子，这丈夫简直就是一个跟在身后的大傻瓜，总是在那里说，那些没有得到战争十字勋章的人全都是贪生怕死的可怜虫）。
很显然，开支中的最大部分，依然还是吗啡。物价在飞涨，因为一切都在飞涨。而这一药品的价格也跟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飞涨，它的价格指数完全取决于整个的生活指数。阿尔贝总在抱怨，政府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竟然强行推出了一种“国标上装”，卖价一百一十法郎，同时，却并没有让一种“国标吗啡”只卖五法郎。它本来完全可以同样也推行一种“国标面包”、一种“国标煤”、一种“国标鞋”，或者一种“国标房租”，甚至，一种“国标工作”，阿尔贝不禁问起自己来，带着这样的一类想法，人们是不是会变成布尔什维克？
银行没有再留用他。想当年，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曾经用手捂着心口宣告，国家“对它那些亲爱的士兵有着一笔荣誉与感激的债务”，可是，那个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阿尔贝收到过一封信，信中解释说，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允许银行重新雇用他，为此，它不得不辞退那些人员，同时感谢他们“在这场残酷战争的五十二个月期间，为我们的公司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业绩……”，等等。
对于阿尔贝，找钱已成为一种全职工作。
当吗啡供货人巴希尔被捕时，形势已经变得特别复杂了，这个巴希尔涉及一桩肮脏的案件，人们发现他不仅身上藏满了毒品，而且双手沾满了药剂师的鲜血。
朝夕之间没有了供货人，阿尔贝便去一些暧昧的酒吧，到处打听相关的地址。最终发现，要搞到吗啡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事：鉴于日常生活中物价不断地上涨，巴黎已经成为各种黑市贸易的交会点，人们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就这样，阿尔贝找到了希腊人。
马尔蒂诺大夫给他的伤口消了毒，把它包扎起来。阿尔贝疼得要命，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是一把好刀。”医生只是脱口简单说了一句，没做任何别的解释。
打开门时，一见是他，医生就让他进来，既没有讨论，也没有提问。他住在四层楼上，一个几乎空荡荡的公寓，一天到晚都拉着窗帘，房间里堆放着破了口的装书的箱子，还有一些绘画，全都面朝着墙根，角落处有一把扶手椅，进门处的走廊用来当作候诊室，另外还有两把可怜兮兮的椅子，面对面地摆放在那里。假如这位医生没有这间小小的屋子，没有屋子里的这张病床，以及那些外科手术器材，那么，他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他问阿尔贝要的费用，比出租车费还要少。
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尔贝突然就想到了塞茜尔。
他决定，剩下的路就步行走了。他得来点儿运动。塞茜尔，以往的生活，以往的希望……他觉得自己很傻，真不应该向这样一份荒唐的怀恋让步，但是，在大街上这样行走，鞋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左手缠着绷带，反复回忆着所有这些如此快就变成了往昔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了国籍的人。自今晚以来，他就成了一个流氓，兴许，甚至还是一个杀人凶手。至于这一条螺旋线怎样才能停下来，他心中连一丁点儿的概念都没有。除非还会有一个奇迹出现。因为，所谓的奇迹，自从他复员以来，也确实有过那么一两次，不过，它们全都转化为了噩梦。好吧，那就塞茜尔吧，既然阿尔贝还在想着她……不过，跟塞茜尔，最难的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奇迹，而其中的信使，则由他的准继父来充当了。他本来应该小心提防的。自从银行拒绝重新聘用他以来，他就一直在找工作，找啊找，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儿，他甚至都参加了灭鼠运动。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的奖赏，他母亲对他说过，靠做这个是根本发不了财的。此外，他所做成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被别人给牢牢地咬住，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总是那么笨拙。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他回来已经三个月了，依然穷得跟约伯一样，身无分文，你说到有一份礼物要给他的塞茜尔，马亚尔太太很明白这个。没错，她是那么漂亮、那么标致，他又能带给她什么样的未来，根本就没有保障；人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把塞茜尔换成了马亚尔太太，穷日子还是穷日子。因此，在三个月的零打碎敲，尝试了各种杂活之后，他依然还在等待人们总是说到的那笔复员费，但政府一直就没有能力支付。而就在这时，来了一个奇迹：他的继父为他找到了一份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开电梯的差事。
百货公司的领导层更愿意招聘一个复员的老兵，有很多的勋章可以展示，以期“讨好顾客”，但是，好吧，能找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吧，于是，他们雇用了阿尔贝。
他操作一部带透光栅栏门的漂亮电梯，并负责通报电梯所到达的楼层。他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他仅仅给他的战友爱德华写过信），因为他并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他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在六月的一个下午，他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天，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塞茜尔在一个肩膀很宽的年轻家伙的陪同下进来了。收到塞茜尔给他的最后那封信以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而对那封信，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同意。”
看到她的第一秒钟，他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阿尔贝假装并没有认出她来，只是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电梯。塞茜尔和她的朋友要去商店的最高一层，而电梯每一层都要停一下，这就构成了一段没完没了的上升过程。通报每一个楼层的相关柜台时，阿尔贝的嗓音变得有些嘶哑，好一段骷髅地的行程。他不由自主地呼吸着塞茜尔新牌子香水的气味，而她是那么优雅、奢华，散发出金钱的气息。那个年轻人也一样，散发出金钱的气息。他很年轻，比她还要年轻，阿尔贝觉得这一点很叫人惊讶。
对于他，受侮辱的，倒不是跟她的相遇，而是被她撞见自己身穿着剪裁得很别致的军装，如同一个微不足道的士兵，戴着有流苏的花里胡哨的肩章。
塞茜尔低下了眼睛。她真的很为他羞愧，这是显而易见的，她一个劲地搓着双手，看着自己的脚下。那个宽肩膀的年轻家伙，则一个劲地称赞着电梯，显然已经为现代科技的这一奇观所惊呆。
对于阿尔贝，除了战场上被活活埋在炮弹坑里的那一刻，从来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显得如此漫长过。此外，他觉得，这两个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言表的相似性。
塞茜尔和她的朋友在内衣柜台的那层楼出了电梯，他们甚至都没有彼此交换一下目光。电梯回到底楼后，阿尔贝一秒钟都没有等，就脱下他的制服，扭头走出了百货公司，根本就没有去讨要他的工钱。一个星期就这么白干了。
几天之后，因为看到他委曲求全地屈尊于这一仆役般的差事，塞茜尔心里大概生出了些许怜悯之情，退还给了他订婚戒指。是通过邮局寄还的。他很想把它退回去，他根本就不求别人的施舍，他看上去难道真的穷酸到了极点吗，即便是穿着他那套仆役的宽大制服？但是，时世当真非常艰难，一包下士牌香烟都卖到了一法郎五十生丁，煤的价格也已涨得极其离谱了，钱必须省着用。他就把那枚戒指送去了当铺。从停战以来，人们总是把市立信托寄售商店挂在嘴边，这听起来更有共和派的味道。
很多东西就这样被送进了当铺，而假如他没有在那上面画了一个十字的话
，那他现在恐怕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们一件一件地赎回来。
这一插曲故事之后，阿尔贝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去街上做广告三明治人，他把两块广告牌像穿衣服那样穿挂在身上，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那玩意儿，简直就跟死驴一样沉重。牌子上的招贴画吹嘘着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商品低廉的价格，或者是德迪翁-布东自行车上乘的质量。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再次碰上塞茜尔。穿一身花里胡哨的制服，对他就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而现在，要身裹着为金巴利公司做宣传的招贴画，这对他几乎就是难以克服的折磨。
真的是一个该扔进塞纳河里去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