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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任何其他的合作形态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类似的冲突模式。合作每个阶段都受到叛变的威胁，反叛的个人主义随时有可能毁掉集体合作的精神。
想一想从不交配的工蜂们。不像很多工蚁，工蜂并不是没能力繁殖后代，但它们几乎从来不去生育。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工蜂辛苦抚养蜂后的其他女儿却从不反抗这种专制行为，不去生育自己的后代？这并不是个无聊的问题。在昆士兰州的一个蜂巢里，恰恰发生了一例这样的事件。有一小群工蜂开始自己产卵，产在与蜂巢其他部分隔开的一个小隔间里，并安装了滤网，体格庞大的蜂后无法通过，所以被挡在外面。这些卵孵化出一些雄蜂，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工蜂没有经过交配，在蚂蚁、蜜蜂或黄蜂中，没有经过雄性授精的卵孵出的自动就是雄性——在这些昆虫当中，这就是性别决定论的简单机制。
如果你问一只蜜蜂中的工蜂，“你愿意让谁来当蜂巢里那些雄蜂的妈妈呢？”它的答案会先是它自己，其次是蜂后，然后才是另一只随机挑选的工蜂——这就是它给出的顺序，因为这是按照与它关系的亲疏远近排列的。原因在于一只蜂后会和14~20只雄蜂交配，然后将它们的精子完全混在一起。因此，大多数的工蜂相互之间其实是同母异父的姐妹，而非同父同母。一只工蜂和自己的亲生雄蜂共享一半基因，和蜂后的亲生雄蜂共享1/4的基因，和大多数其他工蜂（即那些和它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妹）所生养的雄蜂共享不到1/4的基因。因此，任何一只自己产卵的工蜂，比起不这样做的工蜂来，对繁衍后代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样推下去，经过几代以后，会生育的工蜂就会统治蜜蜂世界。那到底是什么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呢？
每一只工蜂都喜欢自己繁殖的后代，而非蜂后繁殖的后代；但同样每一只工蜂又觉得蜂后繁殖的后代要比任何一只其他工蜂繁殖的后代好。所以工蜂亲自监督的这个系统无意中服务于更大的利益。它们仔细巡查，不让彼此在蜂后的领地里产卵；它们直接将其他工蜂繁殖的后代全部杀死。任何一只没有标记蜂后那种特殊信息素的卵都会被工蜂吃掉。在那个例外的澳大利亚蜂巢里，科学家得出结论说，有一只雄蜂向蜂巢里的一些工蜂传递了一种基因能力，可以逃避其中的监督机制，产下卵来而不被其他工蜂吃掉。有一种多数主义，相当于蜜蜂群里的议会，通常会阻止工蜂产卵繁衍。
蚁后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生育的是生理上不会繁殖的工蚁。这些工蚁没有生育能力，也就不会反抗，所以蚁后根本不用和很多雄蚁交配。所有的工蚁都是同父同母的姐妹，它们倒也希望有自己的后代，好过蚁后繁殖的后代，可是它们无法生育出来。
另一个例外也证实了这一规律，那就是大黄蜂，或称胡蜂。“给我捕杀一只红屁股的大黄蜂吧，它就停在蓟花的枝头。”《仲夏夜之梦》里的博特姆对考布维博说道。“嗯，好心的先生，再帮我把蜜囊拿来吧。”博特姆的例子后面跟着的并不是一种商业主张，大黄蜂并不能生产足够的蜂蜜来满足养蜂人的需求。伊丽莎白年代的孩子们都知道当他们洗劫一个大黄蜂的蜂巢时只能找到一小块管状的蜂蜜，这是专门在下雨天供蜂后享用的，但是谁也不会养一蜂巢的大黄蜂。为什么不呢？它们和蜜蜂一样也辛勤劳作。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大黄蜂的蜂巢从来不会太大。里面至多只会有四百只工蜂和雄蜂，绝不像蜜蜂的蜂巢动辄有几千只蜜蜂。到了季末的时候，蜂后散开去自个儿冬眠，直到第二年春天开始新的生活，而没有工蜂会和她们一起去。
大黄蜂和蜜蜂之间的差异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原因是个令人好奇的新发现。大黄蜂的蜂后都是单配的，每只蜂后只和一只固定的雄蜂交配。而蜜蜂的蜂后却是一雌配多雄，和很多只雄蜂交配。结果带来的是一种奇怪的遗传算法。前面说过，各种蜂类的雄蜂都是由未受精的卵长成的，因此所有的雄蜂都是由其母亲基因的一半克隆而来。相反，工蜂有父有母，而且所有的工蜂都是雌性。大黄蜂的工蜂和它们姐妹工蜂的后代之间的联系（确切地说是37.5%），比和它们母亲的儿子之间的联系（25%）要更加紧密。因此，当蜂巢开始生产雄蜂的时候，工蜂并不是像蜜蜂那样和蜂后联手合作与它们的雌性同类为敌，而是和它们的雌性同类相互联手共同反对它们的蜂后。它们养育工蜂的雄性后代，而不是蜂后的雄性后代。正是蜂后和工蜂之间的这种抵牾才能解释大黄蜂那相对较小的蜂巢，并且蜂群在每季结束的时候就解散。
蜂巢内集体主义的和谐生活只有通过镇压单个蜂类的自私反叛行为才能实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身体、细胞、染色体和基因的集体和谐。在黏菌内部，变形虫联盟聚集到一起来建立一支茎，然后从茎中释放孢子，这里也就产生了典型的利益冲突。和那些释放出去的孢子命运不同，有超过1/3的变形虫不得不去组成那支茎，然后就此死去。所以，不想成为茎的变形虫就会不惜牺牲那些更具集体精神的同伴而让自己成长壮大，这样留下更多它那自私的基因遗传给后代。那么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说服变形虫担负起组成茎的职责并甘心赴死呢？通常集合到一起组成茎的变形虫都来自不同的无性繁殖群落，所以，裙带关系并不是唯一的解答。自私的无性繁殖群落可能还是会占优势。
这个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其实再熟悉不过。就像一条公路那样，茎是公共产品，通过税收加以提供。而孢子相当于私人盈利，可以通过使用这条公路而获得。不同的无性繁殖群体就像是各个不同的公司，它们决定使用这条公路需要支付多少的税金。“净收入均衡法则”（law of equalization of net incomes）告诉我们，只要知道有多少无性繁殖群落要为组成这支茎做贡献，每个无性繁殖群落就会得出同样的结果，算出大约多少比例要分配给孢子（净收入）。其余部分就必须要牺牲掉去做支茎（税收）。在这场游戏中作弊是被禁止的，尽管到底是如何禁止的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
人类当中也总是存在自私的个体和更大的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种矛盾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建立在这一矛盾基础上的一整套政治科学理论才得以出现。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政治家和官员并不能排除私利。尽管他们负有追求公共职责而非个人发展和报酬的职责，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总是追求自身和所属机构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为付钱给他们的客户或纳税人说话。他们利用了诱导的利他主义：先实施合作然后又开始背叛。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嘲讽的味道，但是与其相对的观点，即官员都是为公共利益做出无私奉献的公仆（布坎南所称的“经济太监”），才显得有点太过天真。
恰如诺斯科特·帕金森（Northcote Parkinson）在界定著名的“帕金森定律”（对上述同一理论的生动预言）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官员想要增加的是自己的下属，而不是自己的对手，所以当官的都会官官相卫。”帕金森运用耐人寻味的反讽口气，描述了1935~1954年英国殖民部的公务员在数量上增加了四倍这一现象，而这段时间需要他们去统治的殖民地的数量和大小却在急剧萎缩。“在帕金森定律还没有被发现之前，”他这样写道，“假设一下帝国版图发生的这些变化将会在其中央行政人员的数量上得以体现，也许还不失为合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