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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点远远胜过蚂蚁，那就是劳动分工。蚂蚁之间确实也存在劳动分工——如工蚁和兵蚁各司其职，有的留守巢穴，有的外出觅食，有的负责筑造，有的专管卫生，等等。但是按照人类的标准，这只是非常低层次的劳动分工。在蚂蚁中，至多只有四种不同体力劳动类型的层级划分，但常常有40多种不同的任务等着它们去完成。虽然工蚁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会更换工作职责，这样也增加了劳动分工的类型，而有些蚂蚁，比如牢蚁以团队的形式工作，这极大扩展了它们的技能。
而在蜂巢当中，根本就没有永恒不变的劳动分工，只有蜂后和工蜂之间的劳动存在显著区别。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当中创造的蜜蜂形象有大臣、建筑工、搬运工、做生意的蜜蜂，但这终究只是想象。只有工蜂，所有工蜂都是有活儿就干，无所谓分工协作。对一只蜜蜂而言，群落存在的优势就在于蜂群是个高效的信息处理工具，引导大家将力量往回报最大的地方使。这并不需要劳动分工。
相反，在人类社会，社会的众多优势正是在劳动分工上得以体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员——通常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学习，一直到心智完全成熟，能够擅长自己选择的行业为止。这样所有分工不同的人一起努力就会带来极高成效，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样样活都会干，其效果就会小很多。只有一种专门化劳动，蚂蚁欣然采纳而人类则避之唯恐不及：那就是生殖方面的分工协作，有的专门负责繁殖后代，有的则在一旁打下手。还没有一个人类社会当中会有人理所当然且热情高涨地甘心将生育权交给自己的亲人代理。老姑婆与和尚的数量并不多。
正是这种各种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让人类社会得以运转不息，也正是这种分工将我们和其他群居动物区分开来。只有看看构成身体的细胞群落时，我们才可以找到一个各司其职的复杂结构，和人类社会差可匹敌。劳动分工是让一个躯体值得创造出来的条件。红细胞对肝细胞的价值与肝细胞对红细胞的价值一样大。它们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单个细胞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更大价值。在整个身体系统当中，每个器官、每块肌肉、每颗牙齿、每条神经、每块骨头都发挥各自的作用。没有哪一个会大包大揽，这就是我们能取得黏菌无法取得的更多成就的原因所在。确实，在生命本身的形成初期，劳动分工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不仅单个基因在维持细胞功能方面分工合作，而且基因本身也已经独有所长，可以存储信息，实现同蛋白质之间的劳动分工，让蛋白质专门去执行化学和结构方面的任务。我们知道这也是劳动分工，因为核糖核酸（RNA），也就是构成基因的更为原始、更加稀缺的材料，本身就得什么都会，既要能储存信息，又要做化学催化剂。但在存储信息方面它比不上DNA，在作为化学催化剂方面它也比不上蛋白质。
亚当·斯密最先认识到劳动分工是让人类社会比其各个组成部分效率更高的原因。在他那本伟大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第一章里，他就用一个大头钉制造商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在制造大头钉方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一天只能生产1个大头钉，即使在熟能生巧之后一天大概也只能生产20个左右。但是通过在大头钉制造商和非制造商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然后再进一步将大头钉制造的任务分配到不同的专业领域，我们极大增加了每个人能生产的大头钉的数量。斯密说，一个大头钉工厂里十个人每天就能够并且实际生产出48 000根大头钉。因此从这家工厂购买20个大头钉，只需花费1/240的工作日，而购买者至少要花上一整天来自己制造这些大头钉。
斯密说，这种优势的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带来的三个主要结果。首先，通过专门从事大头钉生产，大头钉制造者经过不断练习提高了自己的劳动熟练程度。其次，他节省了大量时间，不用不停地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再次，他去发明、购买或者使用专业化机器设备提高工作速度，可以给他带来巨大收益。斯密的著作写于工业革命的萌芽阶段，他在书里花几页篇幅颇有预见地描述了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英国和全世界的物质财富都会大量增长的唯一原因。（他同时还认识到太多的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疏离效果，他写道：“人的生命被耗费在机械地执行一些简单的工作上，因此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无知，堪称史无前例。”马克思和卓别林也都曾这样预言过。）现代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现代世界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增长，完全得益于劳动分工带来的累积效果，市场对其加以分配，新科技的发明又为之助燃加速。
如果说生物学家没有进一步发展亚当·斯密提出的这个理论，那么他们至少证明了它。斯密对社会中的劳动分工还说了两点：一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分工，二是在既定的市场规模内，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劳动分工也会不断细化。这两条准则都在细胞的简单群落中得到了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一种叫作团藻的生物，它生活在相互协作的环境当中，但主要都是些自给自足的细胞。团藻越大，就越有可能实行劳动分工，有些细胞需要专门从事繁殖工作。而细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其劳动分工的程度也就越高。在麦里斯团藻（merillisphaera）那里，细胞失去了彼此之间的私密联系，化学物质无法通过这种联系从一个细胞流向另一个细胞，而在铕团藻（euvolvox）中，这种联系则继续存在。因此铕团藻能够将更多的剩余精力投入其专门化的生殖细胞中去，这样就能让生殖细胞更快成长。
约翰·邦纳（John Bonner）从研究黏菌的劳动分工转而研究机体中和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众多事实证明亚当·斯密关于规模大小与劳动分工之间关系的说法是正确的。较大的机体一般会有更多不同种类的细胞。组织成更大集体的社会一般会有更多不同层次的职业，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现在已经消亡）15人一起生活，只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劳动分工；毛利人（Maoris）将近2000人一起生活，因此会区分60种不同的个人职责。
亚当·斯密之后，不论生物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分工几乎再没人写过什么有趣的东西。在经济学界，只有劳动分工和它最终导致的毫无效率的垄断之间的矛盾吸引了大部分研究人员的注意：如果每个人都从事不同的工作，那么没有人会受到竞争的激励。
生物学家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蚂蚁拥有几种工作分工，而其他蚂蚁却只有一种工作职责。迈克尔·盖斯林（Michael Ghiselin）写道：“看起来很奇怪，无论生物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鲜少注意到劳动分工这个问题。好像道理太过明显，根本无须加以解释就被大家当成原始事实接受了，而其功用方面的重大意义却几乎完全遭到忽视。尽管劳动有时候出现分工，有时候出现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理的解释能对其加以说明。”
盖斯林发现了一个矛盾，蚂蚁、白蚁、蜜蜂自从抛弃“渔猎”方式走向“农耕”方式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我们人类一样，它们利用劳动分工的社会群体来种植庄稼或养殖家禽——只不过它们的对象是菌类和蚜虫，而不是我们人类的麦子和牲畜，但原理都一样。另一方面，在食物的口味上，群体性的昆虫没有独立活动的昆虫那样专一和挑剔。每个甲虫或蝴蝶幼虫只吃一种类型的植物，每个单独行动的黄蜂也都精心策划，只捕杀一种类型的猎物。但是大部分蚂蚁几乎吃掉路上遇到的任何东西，蜜蜂也遍采百花之蜜，不论其形状类型，白蚁吃的虽是木头，而树木的类型却从不过问，即使专事养殖的农学家也是遍尝百物。叶刀蚂蚁就用各种树的树叶来喂养它们的菌类。
这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优势：通过个体层面的专业化，族群能够在集体层面实现普遍化。因此蚂蚁比甲虫的数量要多得多，但在种类上却远远不如甲虫，这个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再回到亚当·斯密的大头钉生产者的比喻，注意他和顾客双方都得到了好处，顾客得到了便宜的大头钉，而生产者通过制造足够多的大头钉来换取大量他需要的其他物品。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推出整个思想史上最不受人待见的观点。斯密提出一个悖论性的看法，那就是社会利益源于个体的私欲。人类社会固有的合作和进步并不是善行带来的结果，而是追求一己私利造成的。自私的欲望促人勤奋努力，憎恶阻止了进犯心理，虚荣可能正是善行的起因。斯密在书中最出名的章节里写道：
几乎在每种其他的动物中，在单独的个体长到成年以后，就会实现完全的自立，在它的自然生存状态中，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其他生物的帮助。但是人类几乎时刻需要自己的同胞鼎力相助，这样看来，仅仅期望人们大发善心提供帮助就显得不切实际。如果他能够调动人们的利己之心加以利用，向人们展示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乃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着想，那么他就更有可能畅通无阻……我们吃到美味可口的宴席，不是拜屠户、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善心所赐，而是基于他们为自身利益着想这一点。我们并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仁爱之心，而是寄希望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从来不会对他们倾诉自己的需求，而是大谈这样做带给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以外，没有人会选择依靠同胞大发善心来获得帮助。
正如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提醒过我们，斯密的话很容易遭人误解。屠户可能不是因为大发善心才提供肉食品，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同情心或者对别人有什么恶意。追求自身利益不等于追求恶意和刁难，恰如它和追求利他主义不同那样。
斯密的意思和人类的免疫系统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的免疫系统主要依赖于那些将外源蛋白团团围住的分子。它们要这样做，就必须精确命中目标，那就意味着它们必须目标明确。每一个抗体，或者说T细胞，只能攻击一种类型的入侵者。因此，要顺利工作，免疫系统就必须拥有几乎不计其数的各类防御细胞才行。它们的类别超过10亿种。每种细胞的数量都很稀少，但是在遭遇目标的时候它们随时可以繁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动机”就是出于自私自利。当一个T细胞开始繁殖时，它意识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当然也不会受到某种杀死外来入侵者这样的动机所驱使。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受到繁殖这种需求的驱动：免疫系统是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这里只有那些一有机会就努力分裂的细胞才能茁壮成长。要实现繁殖，一个“杀手”T细胞必须从一个“辅助”T细胞那里获得白介素的供应。允许这个“杀手”得到所需白介素的分子也就是那些让其辨认出外来入侵者的分子。而那些“辅助”者之所以愿意提供帮助，是因为迫使它提供帮助的分子也就是它实现自身成长所需要的那些分子。所以对于这些细胞来说，攻击外来入侵者就是它们努力生长和分裂这一正常行为带来的副产品。整个系统设计得非常完美，以便每个自私自利的细胞的野心只有在老老实实为身体尽责的时候才会得到满足。自私自利的野心服务于身体的更大利益，恰如自私自利的个体通过市场服务于社会的更大利益。仿佛我们的血液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童子军”，他们四处巡视，寻找入侵者，因为每当他们发现一个入侵者，就会得到一个巧克力作为奖赏。
斯密的洞见，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一场零和游戏是指一场有人赢就有人输的游戏，就像一场网球比赛。但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零和游戏，有时候游戏双方都是赢家，或者游戏双方都是输家。斯密看出，就贸易而言，因为存在劳动分工，所以我想通过和你做生意从中获利的这种自私心理，以及你想通过和我做生意并从中获利的私心，二者能够同时得到满足。我们彼此双方都出于私利而选择做生意，但双方最终都从中获利并且造福世界。所以事实就是如此，尽管霍布斯说我们都很邪恶，并非高尚，这个观点没有错，卢梭说没有政府也能实现和谐与进步的观点也同样正确。那只无形的手一直在引导着我们前进。
在一个自我意识更强的时代，这样愤世嫉俗的态度令人震惊。尽管如此，坏的动机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样一个微妙的主题却不容我们忽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好事不知不觉做出来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得到了实现，但这并不需要我们相信天使。追逐私利也能产生慈善。“我们不打算怀疑任何人在追逐一己私利方面会有什么缺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这本书中说。确实，斯密指出，对于在一个大型社会中建立合作关系这样的任务来说，慈善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我们只会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大发善心，我们在这方面怀有不可救药的偏见，一个建立在慈善基础上的社会将会充斥着任人唯亲的不良风气。在陌生人之间，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会在各种私心之间进行分配，它显得更加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