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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种动物将更大的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那是因为个体的命运与集体不可分割：个体与集体同呼吸，共命运。一只不育的蚂蚁要想获得不朽，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蚁后的繁殖来实现代理生育，恰如飞机乘客将最大生还希望寄托在飞行员身上，它们是一个道理。通过亲属来获取代理生殖的现象解释了细胞、珊瑚和蚂蚁种群怎样聚合成多数情况下和谐合作的队伍。恰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为了巩固单个细胞的无私奉献精神，胚胎阻止了它们的再生能力；为了增强工蚁的无私劳作精神，蚁后让它们全部失去生育能力。
动物的身体、珊瑚的无性繁殖系和蚁群都是大家庭。家庭里的利他主义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恰如我们所见，基因间的紧密联系是彼此合作的极好理由。但是人类能在家庭成员之外的层面上和其他人合作无间。哈特教派的成员并非来自同一家庭。渔猎社会的团队也不是由家庭成员组成。农耕居民的村庄同样也不是一个大家庭。此外，军队、运动队或宗教团体的成员都不属于同一个家庭。换句话说，除了19世纪西非王国里的流产企图可能算得上是个例外，还没有已知的人类社会试图将生育权限制给一对夫妻，或者给一个多妻的男人。所以无论人类社会是什么形态，它都不是一个大家庭。这就让它那慷慨大方的一面更加难以解释。确实，人类社会在生育权平等这方面显得与众不同。其他群居的哺乳动物，如狼、猴、猿等都将生育权限制给极少数的雄性，有时也限制给极少数的雌性，而人类则不管在哪里，人人都拥有生育权。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写道：“不管人类怎样实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是所有的生育活动他们一定要亲力亲为，这一点他们几乎总是人人坚持。”亚历山大还强调，最和谐的社会恰是那些给自己创造平等的生育机会的社会，比如说，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常常要比一夫多妻制的社会更有凝聚力，更具征服能力，这已得到证明。
人类不仅拒绝将生育权让渡给别人，实际上他们为了实现社会的更大利益，往往设法压制偏袒亲属的行为。裙带关系毕竟是个不干净的词。任何一个社会，除非涉及特别私密的家族事务，任用自己的亲戚而不是社会其他成员总是腐败行为的显著标志。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法国汝拉省一个村庄的村民时发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他们对裙带关系的不信任。在局部的事务上，村民当然更偏爱自己的亲人，可一旦涉及社群的集体利益，这种任人唯亲的现象就遭到强烈压制。公社和农业合作社禁止父子或兄弟同时参加竞选。防止公共资源的管理权落入以亲属为单位组成的小集团手里，这被认为和每个人的利益密切攸关。在人类社会里，由亲属关系构成的小集团总是臭名昭著：黑手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缺少裙带关系使得人类和群居昆虫间的类比显得不伦不类。人类绝对不会欢迎由别人来代替自己生育，而是不遗余力地设法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并不会影响人类和染色体之间的类比，染色体在复制繁殖上甚至更强调平均主义。染色体这样做可能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它们不会放弃自己复制繁殖的权利，但它们也不是自私自利的。它们也有“集体精神”（groupish）：为了维护整个基因组的完整而抑制单个基因的自私反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