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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无数有机体四处走动，每个有机体都痴迷于一个简单的道理，所有这些道理都大同小异，它们在逻辑上都互不相容：“我的基因物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物质，只要它能生存下去，哪怕你遭遇挫折、痛苦甚至死亡都是值得的。”而你就是这些有机体中的一员，在这荒谬逻辑的支配下生活。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道德动物》，1994
比起大部分教派而言，哈特教派的信徒可谓锲而不舍并能如愿以偿。哈特教派16世纪发源于欧洲，他们在19世纪全体移民到了美洲，在整个北美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农业公社。较高的人口出生率、普遍的社区繁荣和自给自足的生活，证明了他们特别出色的生存准则，即使在加拿大的边荒地区，其他农民根本无法垦荒播种，他们也一样可以繁衍生息。这个生存准则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集体主义。他们最主要的美德就是“泰然处之”，大意是不管上帝给什么，哪怕苦难和死亡，他们都心怀感激地接受，不惜牺牲所有的自由意志、所有的自私自利和所有对私人财产的关切。他们的教派领袖埃伦普赖斯（Ehrenpreis）1650年时曾经说过，真爱意味着整个有机体的茁壮成长，这个有机体的所有成员都互相依存，相互服务。
简单说来，哈特派信徒就像蜜蜂那样，是由各个俯首听命的部分组成的较大整体。其实，他们很喜欢这个类比，并且随时随地加以利用。他们有意识地重建了同样类型的保障措施来对付集体内部自私的反叛，这种反叛是由基因、细胞和蜜蜂的各种聚合体从上百万年前进化而来。比如，如果一个哈特派组织壮大到必须要分裂的程度，那么它首先要为新的团体挑选住址，然后根据年龄、性别和技能将人员加以配对，直到一切完全准备妥当，到分家那天，人们开始抓阄决定哪些人去新的地方居住，哪些人留在原来的老地方。这种成熟分裂、洗牌分牌的过程，好比将幸运的基因挑出来进入卵子，而运气不好的基因则加以抛弃，再没有哪个类比能和这一过程同样确切了。
所有这些措施都必不可少，包括表现出自私自利的哈特教徒要受到严厉惩处，这一事实证明了一个现实，那就是颠覆性的自私行为一直都是潜在的危险。同样，成熟分裂也证明了基因叛变无所不在的可能性。有些观察者指出，这一现象根本不能证明哈特教派是人类当中的蜜蜂一族，而是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在评论戴维·威尔逊（David Wilson）和埃利奥特·索伯（Eliot Sober）对哈特派教徒的分析时，李·克朗克（Lee Cronk）说道：“哈特教派的例子真正证明的情况是，想让人们像哈特教徒那样行事非常、非常地困难，很多这样做的企图最终都归于失败。”
然而所有人都和哈特派教徒一样迷恋着一个忌讳，即对自私的忌讳。自私几乎就是邪恶的同义词。谋杀、偷窃、强奸和欺诈之所以被认为罪大恶极，因为它们都是自私且令人不齿的行为，都是以损害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犯罪者的一己之私。与此相反，美德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就是为了实现集体的更广大利益。那些从其动机上来说并不是直接对他人有利的美德，如节俭和节欲等，是极为少见且难以界定的。而那些明显体现出美德并让我们都赞赏有加的事情——如合作精神、利他主义、慷慨、同情、善良和无私等——都清清楚楚地与他人的幸福有关。这并不是狭隘的西方传统，而是全体人类共有的倾向。只有像荣耀这样的东西，通常通过自私，有时是暴力行为来获得，才属于例外，而这种例外情况恰恰证明了规则的存在，因为像荣耀这样模棱两可的美德，很容易就演变成极度的虚荣心。
我想说的是，我们所有人从本质上来说都和哈特派教徒一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有追求更广大的集体利益的信念。我们都颂扬无私精神而谴责自私自利。而克鲁泡特金把这个道理弄反了。人类这种本质上的高尚行为并不是通过动物界中的同样行为加以证明的，而恰恰因为在动物界缺少令人可信的同样行为，所以才凸显了人性的高尚。对人类需要加以解释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经常出现的恶行，而是他们偶尔为之的善行。乔治·威廉姆斯这样表述上述问题：“最大程度的自私又怎么能产生这样一个有机体，能经常提倡并偶尔实施慈善行为，不仅针对陌生人行善，甚至对动物表达爱心？”
人类对美德的迷恋对我们和真正的社会性动物而言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属于一个聚合的种族呢？我们是否已开始失去自己的特性，变成被称为“社会”的这个包罗万象的进化物中的一个个部分？这是不是体现人类独特性的一种特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方面显得与众不同：我们自己繁殖后代。
尽管我们没有将生育权交给一个女王，我们人类却确实和任何一只蚂蚁或蜜蜂一样极度依靠自己的同类。在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我使用的这个软件并不是自己开发出来的，电脑我也根本造不了，电脑使用的电力是我永远无法发明的，我也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下一餐饭从何处来，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走到店里买东西吃。所以一句话，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劳动的分工。正是专业化的分工让人类社会的功用比起个体加起来的总和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