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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庶民和贵族这两个阶层间的区别泾渭分明。伴随着对塔尔昆
的放逐，罗马废除了君主专制而成为共和制国家。但很快罗马贵族阶层开始垄断政治权力、宗教事务和法律特权。庶民不管有多富裕，也不准成为元老院议员或者神职人员，他们也无权起诉一个贵族。只有加入罗马军队，为罗马的荣耀而战这扇大门才向他们敞开，而这是不是一项特权尚值得怀疑。公元前494年，庶民阶层受够了这种不公待遇，他们开始积极行动，拒绝再去打仗。临时匆匆就职的独裁官伽列里乌斯向他们允诺，免除他们的债务，所以他们又回到战场，很快打败了埃奎人（Aequi）、萨宾人（Sabine）和沃尔西人（Volsci），班师回到罗马。但是，忘恩负义的元老院立刻推翻伽列里乌斯的诺言，于是盛怒的庶民阶层秩序井然地在城外的圣山（Mons Sacer）安营扎寨，形势变得一触即发。元老院派了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梅奈纽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前去对他们晓之以理，他告诉这些人一个寓言故事：
从前，身体的各个成员开始纷纷抱怨，因为它们累死累活，而肚子却在那里无所事事，不劳而获地享受它们的劳动成果。所以手啊，嘴啊，牙齿啊，它们一致同意，要好好饿一饿肚子，好让它投降就范。可是它们越是加倍地饿肚子，自己就变得越发虚弱不堪。所以道理很明显，肚子也有它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将接收到的食物好好消化后重新分配，以滋养身体的其他成员。
用这个寓言替那些腐败的政客委婉地表达道歉，阿格里帕平息了这场叛乱。换来的是从庶民中选举两位护民官（tribune），他们有权在惩罚庶民时投票参加表决，庶民因此解散军队，罗马的秩序又恢复了。
你的身体成为一个整体，全因为有精妙的机制可用来镇压反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女性体内的肝脏这个器官的视角来考虑这一问题。肝脏辛辛苦苦工作70年，默默为血液解毒，一般还会调节体内的化学成分，而不求任何回报。到最后，它只是默默坏死，腐烂，完全被忘却。而就在它的隔壁只有几英寸远的位置，卵巢安静而又耐心地坐在那里，除了释放一点没什么必要的荷尔蒙，对身体简直毫无贡献可言。它只凭产生出一个卵子，将其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就在这不朽盛业上抢先拔得头筹。卵巢简直就像是肝脏的寄生物。
借助从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中得到的裙带关系来解释，我们可以说肝脏不应该那样“介意”卵巢的寄生，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肝脏是卵巢的一个克隆品。只要同样的基因通过卵巢得以存活下去，那么肝脏中的基因消亡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这就是卵巢和肝脏寄生物之间存在的区别：卵巢和肝脏分享同样的基因。但是假设有一天一个变异的细胞出现在肝脏里，它拥有特殊的能力，能将自己输送到血液中，然后流到卵巢里，用自身细小的复制细胞替换掉卵巢中的卵子。这样一个反叛细胞将会不顾正常肝脏的死活而迅速成长，并且会逐渐扩散开来。遗传了几代以后我们就全都从妈妈的肝脏里生出来，而不是从她（原来）的卵巢里出生。这个变异的肝脏细胞并没有遭到裙带关系逻辑的阻止，因为当它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基因并没有与卵巢共享。
这个例子只是构想出来的，并非来自医学实践，但是它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接近事实。这也是对癌症的一个大致描述。癌症就是指细胞丧失了停止复制这项能力。细胞无休无止地复制自己，不惜牺牲正常细胞来获得自身的快速滋长，所以癌症肿瘤，尤其那些外表看来足以扩展到全身（即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最终注定要侵占人的整个身体。为了阻止癌细胞扩散，人体必须说服上千亿的细胞每个都要服从命令，在生长或者修复过程完成后就不要再复制自己。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在上万亿年的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这些细胞从没有做过的一件事就是停止分裂——如果它们停止分裂的话，也就称不上是遗传细胞了。你的肝脏细胞并不是来源于你母亲的肝脏，而是来源于她卵巢中的卵子。让它停止复制并且变成一个好的肝脏细胞的这个命令，在它们20亿年几近不朽的生存中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在女人一生中，她的卵细胞不会停止复制，只会在复制中暂停，受精之后又开始复制）。但是它们必须第一时间服从，否则的话身体就会被癌细胞完全侵蚀。
幸运的是，有一系列的手段确保这些细胞能够服从命令，如果癌症要爆发，它必须得突破一整套的安全制动和故障保险措施，让这些手段都失去效用。只有在生命走到尽头，或者受到极端辐射或化学损伤的侵害后，这些机制才开始失去作用（一半也是有意为之：对每一个物种来说，癌症会在不同的年龄段开始侵袭）。但是，最危险的一些癌症都是通过病毒进行传播的，这也并非出于偶然。肿瘤的叛逆的细胞找到扩散的其他途径，它们不是通过占据卵巢，而是通过进入一种病毒囊中之后再自由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