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让–克洛德·特里谢离开一群欧洲领导人去打电话时，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马里奥，定了！”他大声说，声音里不仅显露出骄傲和兴奋，还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其他欧洲国家首脑刚刚签署了马里奥·德拉吉担任欧洲央行第三任行长的任命。特里谢正是这一人事决定的发布人。德拉吉是意大利人，在意大利政府、学术界、央行和投资银行业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他曾面临各种挑战，但总是游刃有余。

2011年6月，欧洲正深深陷于危机之中。3年前开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银行体系之外，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打击足以载入史册，并与历史上著名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各国为提振经济采取了代价高昂的刺激措施，并对财政部门的超支视而不见，使主权债务的偿付能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希腊就是这样一个遭受重创的国家。于2001年才加入欧元区的希腊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预算赤字，投资者已经完全对其失去了信心。由于无法进入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希腊只能靠它欧洲邻居们的救助贷款维持生计，还必须满足进行痛苦的改革以及削减开支等条件。

欧元区对具备这一性质、规模和后果的危机完全没有准备。欧元区由17个国家组成，拥有一种共同货币，受欧洲央行的监管。但是，对维持欧元区统一和帮助其繁荣的关键权力仍保留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政府中，欧元区也没有建立起维护其金融体系的关键机构，如统一的银行监管机构、针对陷入困境的国家和贷款人的救助基金。政治人士似乎更热衷于指责雅典的失误，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采取行动。

在金融市场上，人们普遍认为希腊主权债务将要违约。这使得希腊主权债务违约保险的价格达到全球最高。将在2011年到期的希腊10年期国债，其收益率仅略低于35% 。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地区的街道上，危机就表现得更为具体了：工厂和商店关门，失业率迅速上升，经常爆发的数万人规模的暴力抗议使国家陷入瘫痪。在世界各地，大多数投资者和权威专家都认为，希腊能够留在欧元区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更让人担忧的是欧洲央行。欧元区越来越不像一个真正的货币联盟，越来越不像一个共享单一货币的经济联合体。银行只愿意持有本国债券，而抛售其他国家的资产。银行间的跨境融资正在枯竭。在德国和意大利，家庭和公司所负担的贷款利差开始迅速扩大。这表明，投资者和银行家不是认为某一个国家将要离开欧元区，而是根本不相信欧元还有未来。他们正在做最坏的打算。

在欧洲人中，特里谢对欧元绝对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正是他帮助创造了欧元，并从2003年开始负责维护欧元。他在2011年夏天警告说：“如今，‘欧洲’及其带来的好处被视为理所当然。”他呼吁“量子跃迁”式地加强欧元区的规则和机制，以及“欧盟公民容易理解和分享的愿景”。

欧洲需要一位真正的领袖，一位能够弥合地域差异、确保欧洲和欧元能够长治久安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6年后，国际社会将目光投向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她在铁幕下长大，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女儿，也是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支持者，并将有可能成为欧洲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但实际上，是德拉吉这位从未担任过民选职位的意大利技术官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拯救欧元的功臣。

他对加强和维持货币联盟的愿景，以及推动其政治领导地位的决心，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在2011年6月初，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听证会之前，德拉吉就告诉欧洲议会，债务危机“在真正考验欧洲是否具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成就的政治意愿” 。这当然是德拉吉希望立法机构表达政治决心的诉求，但他所选择的措辞很有趣。大约13个月后，德拉吉承诺，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以度过最严重的危急时刻。

欧元是世界第二大货币，其历史并不长。1999年，欧元作为记账货币被引入欧洲11个国家。2002年，欧元的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在德拉吉任期结束前，欧元作为19个成员国的共同货币，可以说成了一种维持和平的机制。人们认为，只有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体化，才能对抗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破坏力。1946年，带领英国度过战火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曾经宣布：“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在几年后让整个欧洲……自由和幸福。这就是重建欧洲大家庭，或尽可能地重建欧洲大家庭，以提供一个和平、安全和自由的生活空间。我们必须建立起这样的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

现在的欧盟与丘吉尔设想的大不相同。作为一个国家联盟，欧盟不可能像美国一样以单一国家的模式发挥作用。但欧盟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起步，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1992年，欧盟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正式成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规定了共同货币的框架。1995年，这一共同货币被正式命名为欧元。尽管危机引发了人们对欧元未来的诸多投机行为，尽管欧洲货币联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和挑战，但无论成员国决定退出甚至整个欧元项目被解体的可能性有多大，包括德拉吉在内的欧元建设者们都坚信欧元将继续存在。德拉吉经常说，欧元是“不可逆的”，退出欧元区的说法既不现实，也不负责任。

2011年6月24日上午11时52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欧洲领导人峰会后，德拉吉被任命为欧洲央行行长。他是继荷兰政治人物兼经济学家德伊森贝赫和法国政府官员特里谢之后的第三任欧洲央行行长。在这一决定发布前历时两年的政治博弈中，人们普遍认为将是一位德国人而绝不是意大利人占据这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职位，但欧洲债务危机阻碍了这一进程。德国候选人、德国央行行长阿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在特里谢任期结束前约9个月辞职，以抗议欧洲央行的非常规政策。此后，留下的这位仅有的竞争者前景已然明朗。顺便提一句，德拉吉也是这一职位第一个被提名的候选人。

2009年9月底，意大利开始为德拉吉展开公开游说。尽管贝卢斯科尼的第四届内阁和德拉吉之间仍存在许多分歧，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佛朗哥·弗拉蒂尼（Franco Frattini）表示，如果德拉吉成为欧洲央行行长，他的国家将“感到荣幸”。

历数德拉吉所具有的优势，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希望的竞选。人们普遍认为，应该轮到德国来管理这个已经建立了13年的货币联盟，这是因为欧洲央行被认为是建立在德国央行蓝图之上的，它致力于稳定价格，并独立于政府行政控制。当时，默克尔已经赢得了萨科齐对德国候选人的支持。2010年3月，葡萄牙的维托尔·康斯坦西奥（Vítor Constâncio）被提名为欧洲央行副行长，进一步为韦伯铺平了当选之路。当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央行行长和副行长这两个职位应该在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较大经济体和较小经济体、政治背景候选人和经济背景候选人之间找到平衡。 而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自1958～1967年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领导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以来，德国就再也没有在欧洲机构把持过重要职位。1998年，欧洲央行选出了第一任行长并签下一名法国人作为继任者，德国没有提出候选人，而是换取了将欧洲央行总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机会。

到2010年春天，德国人的打算逐步落空。当时，希腊债务危机愈发严重，欧元区陷入了困境，更难以组织力量来挽回几年来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金融危机的迹象首先于2007年出现在美国。当时次级房贷的增长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恶化。危机在同年8月波及欧洲，起初是法国巴黎银行因无法对其持有的资产进行估值，叫停了其三只对冲基金对客户的支付。危机持续发酵了一年，到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全线崩溃、国际贸易的急剧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率飙升，使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迫使各国政府和央行大规模干预以支撑经济。在欧洲，财政刺激使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家预算加剧恶化。希腊无力偿还债务，各国领导人正在筹备一次紧急峰会，欧洲央行官员也在里斯本举行了例行会议。到2010年5月6日下午，特里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欧洲央行是否准备购买希腊的债券。“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选项。”他回答说。 几个小时后，美国股市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近1000点，创下1987年股市崩盘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决策者们普遍猜测是不是因为欧洲央行拒绝参与直接救助引发了股市崩盘。晚饭后，他们在私下里讨论了可能的选项。

欧盟的创始原则之一是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严格分开，也就是将税收的征收和支出决定权与利率的决定权分离。这就是在欧元区，欧洲央行被禁止为各国政府融资的原因。政治家们不能指望欧洲央行在经济困难时刺激经济或购买主权债务。作为非民选而直接任命的技术官僚，央行决策者的唯一任务是保持物价稳定。这一原则在德国尤其受到推崇，德国央行就曾长期按照这一标准运行。

因此，韦伯在2010年5月的提议不同寻常。他在当晚第一个发言，建议欧洲央行购买政府债券。尽管韦伯几乎在提议的同时“退了几步”，声称这只是面临棘手问题时理论的、纯学术的解决办法，但这想法本身已经被提了出来。

特里谢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布鲁塞尔，第二天领导人会议将在那里举行。磋商进行了一整晚，到5月8日（星期六）的凌晨，各国元首准备宣布欧洲将设立一个紧急基金，以防止希腊的财政困境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各国财长将继续在周日进行详细讨论，那时亚洲金融市场即将开盘。

会谈的时间安排本就极为紧凑，但一开始就被大大延迟。磋商原定于周日下午3点开始，但德国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在抵达比利时首都后就被紧急送往医院。朔伊布勒在担任内政部部长期间，于1990年被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从背后开枪击中，此后一直依靠轮椅行动，健康状况最近一直不太好。年初，他接受的背部手术在伤口愈合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导致他在医院卧床数周，而服用的新药物又使他的呼吸出现了问题。由于朔伊布勒无法领导此次磋商，德国方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朔伊布勒的副手是约尔格·阿斯穆森（Jörg Asmussen），作为默克尔上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时期财政部留下的官员，他没有得到总理的授权。而接任的经济部部长赖纳·布吕德勒（Rainer Brüderle）也无法到达。默克尔紧急派出内政部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前往，他是1990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民选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ère）的亲信和表亲。之后，默克尔在当天晚上9点召集了政府主要部门的部长到总理府，讨论如何在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来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各国央行行长正前往巴塞尔，参加由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举行的双月例会。会议地址就在火车站附近、国际清算银行总部对面的希尔顿酒店。这座酒店是瑞士建筑师马丁·布尔克哈特（Martin Burckhardt）在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塔楼。国际清算银行于1930年成立，其当时的任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负责结清德国的赔款，可以说是“央行的央行”。会议的气氛非常沉重。政策制定者们通常会愿意与等候在希尔顿酒店大堂的记者们交流几句话，此时却忙于进出大楼去参加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的电话会议。他们默默地向在外面等候的记者们摇头，示意他们不会接受采访。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财长会议已经持续到深夜，央行行长们在焦急地等待消息。当时的法国财政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每半小时就会打一次电话，汇报进度。

最初关于欧洲救援计划规模的数字是在晚上10点30分左右泄露给媒体的。这些数字可靠吗？在幕后推动协议达成的特里谢对长时间的谈判感到焦躁。午夜过后，在没有达成协议的状态下，惠灵顿的证券交易所开盘了。悉尼和东京市场开盘的时间也在凌晨2点默默地到来。欧洲央行准备宣布实施救援计划的消息，但并不想做第一个宣布消息的机构。到凌晨2点08分，各国财长终于握手达成一致，主持会议的西班牙经济和财政大臣埃莱娜·萨尔加多（Elena Salgado）领头冲到一间挤满记者的房间，紧随其后的是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Olli Rehn）。欧洲决定拿出50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外提供2200亿欧元，来应对危机。1小时后，欧洲央行承诺将购买政府和私人债务，提供长期银行融资，通过与美联储的互换交易向市场提供美元。随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赞成这一决定。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一通私人电话中表示了祝贺，并提出愿意给予可能的任何援助。上午，默克尔将救援计划称作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对这一揽子（至少是暂时性地）有助于遏制危机的计划，德国媒体在社论中做出了明显偏于负面的判断。德国《世界报》（ Die Welt ）当天就写道：“在能想到的措施中，购买政府债券是对欧洲央行独立性最严重的侵犯。” 这些负面的反馈让特里谢大吃一惊，他在下午早些时候面对记者时进行了辩护。他强调，欧洲央行没有购买政府债券的压力，实际上欧洲央行在2009年7月就已经开始购买担保债券（covered bonds）了，而且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 然而不久之后，当特里谢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追问当晚的细节时，传出了爆炸性消息。欧洲央行理事会做出的购买主权债务的决定并不是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 这条消息只对那些密切关注央行的人有价值，他们知道理事会作为欧洲央行的决策机构通常不会对货币政策进行投票，而一旦做出共同决策，它就会希望每个理事会成员都能给予支持。

特里谢拒绝指认是哪位理事会成员特立独行，但这很快就不是什么秘密了。阿克塞尔·韦伯对德国《证券报》（ Börsen Zeitung ）表示：“购买政府债券会带来重大的稳定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欧洲央行理事会的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即使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许多央行官员都喜欢这家报纸。

就在2010年5月10日下午巴塞尔的一个阴霾天里，德国官员在欧洲处于危机之时扰动了天平，而德拉吉开始真正迈向欧洲央行一把手的位置。

意大利领导人不断加大公开支持德拉吉的力度，而德国总理府却保持着沉默，使得关于特里谢继任者的猜测在2010年年底开始升温。11月，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坚称，德拉吉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诚实”的人。“我只想告诉你，德拉吉是最优秀的。” 时任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2011年1月加入了支持者的队伍。当时，他在记者面前有些难为情地告诉默克尔，如果德拉吉得到这份工作，意大利“将感到荣幸”。 这本是默克尔提出自己候选人的最佳时机，但默克尔做了她最擅长的事—等待时机。而在法兰克福，韦伯正在考虑他的选择。

在幕后，德拉吉逐渐成为欧元的有力捍卫者。2010年年底，在国际清算银行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这位一贯沉着冷静的意大利央行行长几乎失去了耐心，因为他听到了新任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对欧元最新的批评。

即便是今天，耶伦也坦承自己从来没有“对欧元抱有热情”。在央行行长们于巴塞尔举行的晚餐会上的坦诚对话中，她比媒体报道的更少有外交辞令。据当晚的两位在场人士称，她对欧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再加上当时国际清算银行批评欧洲央行的非常规政策正在为未来的危机埋下隐患，德拉吉这位候任欧洲央行行长已经难以容忍了。他厉声说道：“嘿，你的意见没什么帮助。”他的回答大致意思是：“我们意识到风险了，但很明显我们必须为经济运行提供货币政策支持。作为评论者，不应该轻易地开口喊‘狼来了’，并在2年甚至10年后说‘看！早就说过会有问题’。应该以分析的方式提供意见。”

韦伯将辞去德国央行职务的传闻出现在2011年2月9日上午，而韦伯此前也曾在内部暗示无意连任。这对默克尔来说是一个警钟。默克尔坚持认为，只有在他们面对面交谈之后，韦伯才会发表正式声明。在两天后的一次会议上，韦伯“表达了辞职的愿望”，默克尔接受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默克尔第二任期选举中成为反对党，要求默克尔对这次政治博弈的失败负责。德国外交部前部长、2017年就任德国总统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当时表示：“默克尔让德国候选人悬而不决，现在韦伯就要承担后果。” 默克尔的犹豫不决可能是韦伯选择另谋他职的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在于韦伯拒绝接受欧洲央行自2010年5月以来开展的政府债券购买计划。而如果韦伯真的成为欧洲央行的负责人，他将不得不继续捍卫这一政策。韦伯在一次采访中解释道：“欧洲央行行长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不过，如果他在关键问题上持少数意见，那对整个团队的信誉就会产生负面影响。”

欧洲政界人士对这一出乎意料的转变感到惊讶。拉加德告诉记者，她对韦伯的退出感到“目瞪口呆”。德拉吉当时也不太确定是否会选择德国人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当时曾与他交流过这一问题的人回忆说，德拉吉非常清楚，成功的关键将是接受德国对执行价格稳定政策的强硬态度，同时向欧元区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表明他意识到了各国的担忧。

在韦伯辞职后的一周内，爱尔兰博彩公司帕迪·鲍尔（Paddy Power）给出了德拉吉接替特里谢的赔率，为4∶9，对应的德拉吉被任命的概率为69%。 两个月后，德国开始提供支持。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维尔纳·霍耶（Werner Hoyer）认为，德拉吉将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欧洲央行行长，尽管他仍仅将德拉吉视为可能的人选之一。 5月中旬，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上任两周后，默克尔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对这位意大利人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但她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她毫不含糊地表示，德国始终牢记着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希望德拉吉接受这个国家所珍视的谨慎的货币传统。“我认识德拉吉。他非常有趣，也很有经验。他非常接近我们重视稳定的文化和立足实际的经济政策。德国将支持他作为欧洲央行行长的候选人。” 在被正式提名前，德拉吉回答了欧洲议会的提问，承诺奉行“渐进主义”政策，并会与前任一样“按实际需要调整政策”。

德国部分公众和媒体贬低德拉吉，担心他可能按照意大利传统推行低利率政策，来支持南欧部分财政纪律不佳的国家。而默克尔对德拉吉可能采取的举措并不担心。两人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当欧元临近深渊时，德国的怀疑态度有可能削弱欧洲央行的行动能力，这使得德拉吉从中受益；默克尔努力制定出一个摆脱危机的战略，这也让她受益匪浅。

5月11日，意大利财政部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证实，德拉吉是意大利推选的正式候选人。 六天后，由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部长组成的欧元集团（Eurogroup）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对德拉吉表示背书支持。随后，欧洲议会在6月23日表示支持这一任命。

当德拉吉踏入法兰克福欧元塔35层转角处的新办公室时，对1998年成立的欧洲央行而言，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

自德拉吉成为行长候选人以来的两年内，欧元区已经从与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做斗争，转变为面临更多的本土问题。突然间，投资者开始意识到，希腊、意大利和德国这些国家只是共享了一种货币，它们的政府和银行可不一定会以同样谨慎的水平运作。银行（尤其是欧洲外围国家的银行）发放的大量不良贷款是家庭和企业无法偿还的，而且这些贷款往往根本就是不应发放的。随着各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以替代私营部门快速缩减的需求，主权债务在整个欧元区呈急剧上升态势，金融市场最薄弱的环节将要受到考验。继2010年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后，现在是西班牙和德拉吉所在的意大利。部分问题在于，投资者正把欧洲决定处理希腊债务的方式当作处理其他国家问题的模板。2011年7月，各国政府迫使债券持有人接受超过50%的损失。同时，被希腊媒体称为“三驾马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联合起来，监督希腊按照要求实施改革，以使希腊的债务负担处于可接受范围。

在被正式提名为欧洲央行行长大概三周后，德拉吉警告称，欧洲危机已进入“新阶段”，他敦促政界人士拿出“清晰的”应对措施以阻止危机蔓延。金融市场的资金已经枯竭，私人和公共票据的再融资已经停滞，欧洲央行正在幕后研究如何将资金直接注入该体系以保持经济运行。在罗马，德拉吉在演讲时对听众说：“现在，如果要管理好主权债务危机，就必须给出确定的方案，明确界定政治目标、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和可用资源的数量。主权国家的偿付能力不能停留在过去具备的条件上，而是要通过未来高速和可持续的增长来获得。今天的信贷成本就反映了这一新的现实。” 就在这之前，意大利债券和股票市场因担心本国难以削减债务而暴跌，将10年期债券收益率推至1997年以来的最高。造成德拉吉竞争对手退出的资产购买计划已经等待了大约15个星期，欧元区的央行官员们在缺少政府再次承诺完成相关职责的情况下，根本不愿意启动购买计划。

一封由德拉吉和特里谢联署的信函在8月初被送抵罗马。信中写道：“意大利当局采取紧急行动对恢复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信中要求采取“重大措施”以支持经济增长、促进服务业自由化和恢复就业，同时建议意大利在此之前应平衡预算。 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在马德里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此时，欧洲央行没有做出干预的承诺。大棒之下，没有胡萝卜作为补充，这是为了避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行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但其给予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

要说这封信没有得到基吉宫的认真对待，肯定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在信函抵达意大利的当天（星期五），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他的财政部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就宣布，意大利将加快实施改革并减少赤字。周一，欧洲央行开始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特里谢说：“欧洲央行理事会欢迎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所宣布的，在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领域的新措施和改革……正是基于上述评估，欧洲央行将积极实施其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me，SMP）。”

对欧洲央行来说，如果要使债券购买产生实际效果，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但对贝卢斯科尼来说，这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承诺。几周后，他就降低了对高收入者的附加税，减少了对地区支出的削减幅度，并取消了降低养老金支出的措施。这又给央行官员们和投资者们上了一课：在形成法律之前，政治人物的承诺毫无意义。

秋季，在德拉吉赴任前不久，欧元区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在当时已经是欧元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衰退），意大利也陷入了政治瘫痪。考虑到有证据表明贝卢斯科尼政府将可能下台，标准普尔和穆迪两大评级公司下调了意大利的债务评级。欧洲央行官员正在为降息和为欧元区银行提供新的紧急融资做准备。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当年早些时候开始加息以来，经济前景已经明显恶化。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购买国债的行动使另一名德国官员从欧洲央行辞职。欧洲央行六名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首席经济学家于尔根·斯塔克（Jürgen Stark）宣布，他将于当年年底离开欧洲央行。

希腊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它。在美国，政府刚刚通过了就业法案，以应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联储宣布将采取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以保持刺激措施流入经济。美国的决策者担心，欧洲不能阻止危机，并将把世界其他地区拖入灾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盖特纳9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的一次会议上对欧洲同行表示，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并与欧洲央行合作，避免危机的蔓延和长期低迷。“从外面看，最具破坏性的不是关于更广泛的辩论和战略的分歧，而是各国政府和央行之间的冲突正在持续。”如果欧元崩溃的威胁不能被明确地消除，“届时，市场将不得不大量对冲不可能发生的低概率事件的风险，这将大大削弱正面建设的力量。”

到2011年年底，从芬兰到马耳他，从爱尔兰到塞浦路斯，17个受益于稳定欧元汇率和快捷跨境贸易的经济体，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希腊正踯躅于退出欧元区。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在同意了历史上最大的主权债务违约（2000亿欧元的债务重组将使希腊债务减半）4天后，宣布就希腊面临的最新救助方案举行全民公投。如果这一方案被否决，将意味着希腊与单一货币的决裂。萨科齐和默克尔就像被自己人打蒙了一样，赶紧把希腊领导人请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戛纳峰会。而正是在戛纳，马里奥·德拉吉首次以欧洲央行行长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0EAWwBEoyjqtkN/OgkZo5yuA6Er/K6YmEP4HYjhOXMAv8gXDNrXehf+zplrXS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