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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
——引自《曾胡治兵语录》
那些接触过曾国藩的人，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使曾国藩身边会聚了大量人才，使他的事业越做越大，终于剿灭了数十万太平军，成为一位中兴名臣。推究起来，这人格魅力产生于他极力倡导并亲自实践的“诚”字，即“待人以诚”、“以诚知天下”。
关于“诚”字，曾国藩曾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相见，不贵使用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者的一项基本品德。
因为曾国藩为人处世讲求“诚”字，倡导在人际关系中“去伪而崇拙”。他认为人若精明虽然占得不少便宜，但精明可以一次，也可以两次，却很少有人能过三次的。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加以防范，而多数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看不到这一点。
人们在交往中，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心地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用心防范，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苟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曾国藩还认为，只有天下之至诚，才可以破天下之至巧。咸丰九年(1859)九月，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信，引用了一个老僧的话：“惟忘机可以鹅众机。”曾国藩特意在日记中引用了此句，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惭愧自己未能身体力行。
机，在这里指的是机心，即巧诈的心。《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曾国藩教导曾国荃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也应该以真心相待，不可以智谋和权术相往来。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这样久了，就连伪者也共同趋于诚了。”
咸丰八年正元初四，曾在《与沅弟书》中写道：“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曾国藩最反感那种心口不一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弟兄，有了这种行为，他也直言相告，令其改正，不要做口是心非的人。
1864 年攻打金陵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出现了心口不一的毛病。
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费尽心思，就是为了独占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知道，因此他们都按兵不动。可是李泰国却打算把轮船开进长江里，这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书皇上，说轮船不能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说了这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相告？……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目的就是不让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也是心怀内疚的。现在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才出此下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你上书却言不由衷。这会让朝廷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认为你善用权术的。
经过曾国藩的谆谆教导，这以后，曾国荃明白了玩弄机巧的后果，再也不敢心口不一了。
精明的曾国藩担心的是朝廷怀疑，而这是曾国荃从未想到过的。他多次告诫弟弟“天道忌巧”，不要使心眼，玩阴谋，耍诡计，要以诚相待。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在上者倡导诚，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他说，只有柔可以克制刚狠的事，只有诚可以感化顽梗的百姓。他告诫曾国荃说：见到善行就大力地称誉他，见到不善则浑藏而不露一字，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善者相劝，而不善者也潜移默化的局面了。所谓“浑藏而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等令人难堪的态度，而是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使不善者潜移默化。
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官署里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见官署内外的情景。有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仆人作出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摇手拒绝他，举止十分傲慢，那个人只好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上亭子，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几乎一模一样。第三天，又看见那个人袖中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包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产生了疑虑。
三天后，曾国藩在签押房，看见那个仆从拿着手版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请进来，原来就是那个连日来向仆从苦苦哀求的人。问他哪天来这里的，答说已经来了三天；问为什么不来进见，他支支吾吾地不能对答。曾国藩对他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办法纪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只因这个仆从实在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奉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表示谢意，退出去后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清朝贡生在取得知县的官位之后，以到省里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
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个人是杨毓棉，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怀疑杨毓棉是个奸巧的官吏，但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是另外那一位，于是感叹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原来杨毓棉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诚的体现。”
后来，曾国藩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棉的贤良。杨毓棉又到曾国藩那里时，曾国藩便间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棉答说：“上官待属吏皆很好，待毓棉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
杨毓棉后来做官做到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毓棉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官归隐。于是曾国藩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间。”
一般人总以为人待我以伪，就应该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就应该还之以诚。反思曾国藩处世的冷静，待人的有序，可知这是不恰当的作法，只有待人以诚，才能找到最佳的立足点，缔造正常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就正大而光明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