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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人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萎然自馁也。
——引自《曾胡治兵语录》
一个人能否经受住磨砺，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成才。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多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曾国藩特别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他们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旧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也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一天，李鸿章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竞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也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师，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另外，曾国藩在注重培养人才方面，值得赞颂的就是派遣出国留学人员这件事情上。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13 岁至20 岁的人30 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让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15 年后学成回国。但是，留学生去之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 20 年计算，约需库银120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分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萄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翔的反思。
因此，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作挽联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联，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真实景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