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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孰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引自《曾国藩语录》
在识别人才之后，还需要有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观点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能力和功效。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以称得上楷模。
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大宴群臣。酒到半酣，刘邦问众臣：“诸位爱卿，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王陵站起来回答说：“陛下虽然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陛下能够赏罚分明，不论谁有功，都会论功行赏，所以将士都愿意为陛下卖力。而项羽则不同。他虽然表面上很仁慈，待人恭敬，但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且猜忌功臣，有功不赏，得地不分，有功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后，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定国家，稳固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队，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今的豪杰奇才，我都能够悉心任用，所以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且得不到重用，这就是他败亡的原因。”
曾国藩并不是“天才论者”，他认为天下并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下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谓的“人才”，大多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因此他指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在这里，曾国藩提出了培养人才的方法：“人才以陶冶而成”，“由勉强磨砺而出”，有用的人才必须由培养、陶冶、磨炼而成。这就好比一块玉石，要想使之成为像和氏璧那样的瑰宝，就必须经过琢磨。
与这一思想相对应的，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详细列举了培养人才的各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种植禾苗。教诲，犹如种植耕耘禾苗；甄别，犹如铲除杂草；保举，犹如灌溉禾苗；超擢，犹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长。
为了论证自己的人才观，曾国藩还从古人那里寻找到了依据。例如他引《淮南子》说，“功勋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声名也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又引董仲舒的话说，“勤学好问，就会知识广博；以道德标准行事，那么德行就会日有所进”；还引用《中庸》的话说“别人花一分工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工夫；别人花十分的工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工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来获得成功。
从曾国藩引证的这些的话来看，人才的培养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勤勉”，以勤致名，即通过后天的勤奋刻苦学以成才，最终获取功名。曾国藩的人才培养思想，可以从他对李鸿章的教诲中看出来。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当他得知曾国藩在江西征剿太平军的时候，立即动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但是当他到了曾国藩的军营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即接见他。李鸿章一等就是一个月。于是李鸿章通过在曾国藩幕府任职的陈鼐探听消息。当陈鼐向曾国藩提起李鸿章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来我这里，恐怕他才高气大，容他不下呀。也许回京任职更有前途呢！”
陈鼐听出了曾国藩的话外之意，赶忙说：“大帅，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炼，已不同于往昔少年了。大帅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受李鸿章，只不过他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将不利于他的成长。既然李鸿章诚心想来，曾国藩当然十分乐意。
李鸿章进了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又借机对他进行了各种磨炼，使李鸿章消磨了部分锐气和傲气，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他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人的短处，李鸿章的长处在于聪明，有才华；短处在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他，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曾国藩在指出其优点和短处，加以告诫。
曾国藩在评价淮军名将郭松林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心腹，后带兵打仗，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曾国藩评价刘铭传时，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在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说他“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李昭庆随曾国藩围剿捻军，一直也无太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
曾国藩不仅了解手下的长处和短处，对敌人也了如指掌。太平军中，他最怕李秀成和陈玉成。他认为陈玉成最为凶悍，惯用“回马枪”，令清军防不胜防，但为人严酷，因此其他部将多不亲附，并且“性情轻躁，不能耐久”，所以可以“坚忍胜之”；李秀成智谋最深，但他打仗不是很凶，手下人虽多，战斗力却不强。杨辅清也是太平军名将，外号“杨七麻子”。曾国藩说他“七麻所最擅长芬，在不先扑人，上半日不交仗，直至日暮人倦之际，该逆率悍贼二千余人，多摇龙旗，始出酣战”。还尊称他为“七麻先生”，并告诫左宗棠，要遍告营哨，晚上收兵之时，要格外小心。林绍璋是洪秀全倚信之人，曾国藩却说他“资格老而好摆架子，不足畏也”。
对于捻军，曾国藩也是熟知。在奉命镇压捻军时，他首先分析了捻军的长处：一是步兵善用长竿枪，于枪林弹雨中猛冲直进；二是善用骑兵迅速严密合围；三是善战而不轻战，不主动求战；四是行走迅疾，数日千里。捻军也有短处：一是没有火器，不善攻坚；二是夜不扎营，散住村庄，难于应敌；三是辎重太多。针对捻军的优缺点，曾国藩制定了以“河防”为中心的围攻之法，终奏功效。
对捻军的主要将领，曾国藩也知之甚详。他说：“赖文光乃发逆余党，百战悍寇，殊有智计。任柱亦最称善战。”因此告诫部下，要谨慎对待，不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