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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引自《冰鉴》
大到治理国家，小到成就个人事业，选拔人才都是非常重要的，真正能够广泛选拔人才，就能为成功奠定基石。在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能干的人才辅助自己，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就很难在帮派林立的官场上取得成功。曾国藩深知，人才的选拔关系到吏治世风，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他说：“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末期，那个时候的吏治已经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想要在那样的官场中有所作为着实不易。曾国藩说：“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但是人才也并非是那么容易选择的，很多时候贤愚莫辨。曾国藩对此深有感触，他曾经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天王不识贤臣”，而曾国藩的成功则是因为“善识人才”。
在《曾国藩的识人之术》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李鸿章向曾国藩推荐 3 个年轻人，3 人一起到了曾国藩的府邸。傍晚的时候，曾国藩才回到家里。家人跑来告诉他，李大人推荐的 3 个人已经等侯多时了。曾国藩示意家人不要作声，自己悄悄地去观察那 3 个人。
曾国藩看到其中的一个人不停地观察房间里的东西，似乎在想些什么事情；另外的一个则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什么也不做；而第三个年轻人虽相貌平庸，但却器宇轩昂，他背着双手抬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过了一会，曾国藩再次去观察，他发现那个看天的年轻人依然在气定神闲地观赏风景，而另外的那两个则显得非常焦躁。看到这里，曾国藩心里已经大概有个谱了。
很快，曾国藩就召见了他们 3 个人。从和他们的谈话中，曾国藩发现那个一直打量房间里摆设的年轻人显然是花了一番工夫的，他对于自己的爱好习惯都了如指掌，他和自己侃侃而谈，非常投机。而那个一直规规矩矩的年轻人则显得相对木讷。第三个年轻人虽然话不多，但是语出惊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相当高明。
后来，曾国藩给 3 个人安排了职位，但是却出人意料。他对那个谈话最投机的人并没有委以重任，只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那个比较木讷的年轻人被曾国藩派去管理钱粮马草；第三个年轻人被他派去军前听用，并且他还特别叮嘱要重点培养。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安排很不理解，就去向他询问。曾国藩向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年轻人从开始等的时候就四处打量，而且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这样的人只会狗苟蝇营、求取功名，德行有亏，所以不能重用。第二个年轻人比较木讷，不善言谈，可以看出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沉稳有余，而灵活不足，没有魄力，也不能做大事。第三个年轻人则不一样，他在庭院中等待那么久，始终平静如水，这说明他是一个从容淡定的人，具有大将风度。再者，他面对问询的时候能够不卑不亢，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曾国藩的这番论断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第三个年轻人在战争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曾国藩用人看中的是德才兼备，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曾国藩说：“德”和“才”之间，“德”是主，“才”是次；“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好比木之本，“才”好比枝叶。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曾国藩总结出了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他认为，考察一个人首先要“考言”，一个人是否具有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至关重要。同时，还要考察一个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在“志趣”方面，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腊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至于“品行”“思想”方面，曾国藩认为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同时曾国藩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
善于“识才”是选拔人才最重要的基础。能够在众人当中选出真正的人才并予以重用，才能提高自己队伍的整体实力。若是忠奸不分、贤愚不辨，将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选拔上来，终将会坏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