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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从曾国藩每日三省、内外兼修的过程已经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着眼的已经不只是改掉缺点了，他要做到的是整个改变自己的气质。后者比前者深入了一个层次，带有根本改变的性质，无疑要比前者困难得多。一个人的气质主要来自先天，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曾国藩为了实现“做天地完人的志愿”，还是主动提升自己的气质，以提高精神境界，乃至重塑自我。
曾国藩改变气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改变气质则是读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并非单纯的读书，而且还包括“养气”的过程在内。所以他说：
古时那些精通相术的人，说读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这说得也许有点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读书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有人愚鲁，因读书而明达。为什么读书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气质无不与他所喜欢的书发生联系。也许有的人读了某—本书就会受到影响，也许有的人读了某几本书才会受到影响，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他真正喜欢某一本书，那么他就可能真正喜欢某一类书，并会成为某一类型的人。有的人开始是这一类型的人，但读了另一类型的书以后，他却成了另一类型的人。
曾国藩通过读书最终改变气质的过程，综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的学说，把“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说总结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也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都在于在大难折磨的时候，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意境。这样，身体虽有外感，却一定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在物欲的引诱下，要想“静”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如果能大彻大悟，能登临高山，已获已得，就不容易动心了。曾国藩这样总结，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也可以叫做洗涤心灵，退藏到极隐密处，叫极静中的真乐了。我们这些人求静，要区别于禅家的入定那种冥然无觉的旨意，必须使这颗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的气象，这才可以说达到了静极，可以说是“未发之中”和“寂然不动”之体。不然，深深地闭藏、坚决地拒绝外物，使心如死灰，虽然自以为静，而生机或许就要息灭了。况且这样并不能静，一有什么扰乱，不又幢幢往来了吗？深观道体，阴先于阳，确实啊。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赞叹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孟子的养气说，是人生自我修养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即所说的“吾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指的是充溢着阳刚的性质的“气”，绝非源于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体的强壮和权势的显赫虽然也有某种威慑力量，但是如果没有道义作为精神支柱，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罢了，因为它们只能使人口服而无法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阳刚性质，源于我们对自我与天道相统一的体认，源于我们对自己道义行为的充分肯定。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品质和人格之美。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为了它而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曾经说过：“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在亲身感受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同时，曾国藩对庄子的学说也极感兴趣。他通过书信，与胡林翼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境界，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因而想到古来的圣哲胸怀极广，可以达到天德的境界，他们的方法约有几种。如笃实恭敬地修养自己而生睿智，这是程子的说法；以至诚之道感应万物，以致于预先知道未来的事物，这是子思的训诫；安贫乐道而使身体滋润、面部荣粹，这是孔、颜、曾、孟的旨意；观照万物，闲适地吟咏，使心意舒适，精神康宁，陶、白、苏、陆的趣味。自恨少壮时不肯努力，老年时常多懊悔和恐惧，对古人的心境不能领会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止。
庄子的人生哲学在当时看来是最达观的。他虽然家境贫寒，居住在穷闾陋巷里面，在穷困中织屦为生，但是不为富贵所打动，相反，他笑辞千金的重利、卿相的尊位，宁可像泥中玩耍的龟一样游戏于社会的低层，而自得其乐。一般人求生畏死，希求长生，庄子却超脱于生死之外，不为生而喜悦，也不为死而悲伤，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而且主张自己死后实行天葬，让自己的尸体作为鸟类、蝼蚁的食粮。
通过对庄子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的理解，曾国藩从中汲取了许多人生的智慧。反观自己中年以前的胸中多抑郁，怨天尤人，中年以后，肝肾都受到这种情绪的侵害，从此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荞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茫无主乎？
这封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其内容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写照？他还写道：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本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邰尧无、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来虏之意、养生之道千方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异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通过读书来改变自身气质的实践，使曾国藩的胸怀开阔了很多，身体健康了许多，有时甚至有飘然欲仙之感。由此，他说过一句极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这句话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较深的人，面色自然荣粹而且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要有深切的体验，并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才说得出来。
那些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而洁净，一切人世间的烦杂琐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至少不为这些事所搅扰和纠缠，惟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书中的境界，这样他才得以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静心陶冶和修炼。由于他的精气神没有丝毫的涣散，而是一天天充实、丰沛和完善，久而久之，使他们超拔于普通人庸常琐屑的生活之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世间的荣利轻如鸿毛，处理一切事务都有理、有序、有节，而身体也自然日益强健起来。这样，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犹如天仙一般。这就是曾国藩通过读书来改变气质的原因。
那么读书使曾国藩的气质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曾国藩早年时期爱好诗文，行为浪漫，态度乐观，举止行为非常活泼，甚至不免有些轻浮，大概是和多血质有关；学习宋明理学，用心检束身心以后，言行举止都逐渐规矩起来，感情上虽然沉静而缺少变化，理智却异常丰富，大概和抑郁质有些相近；出山统率军队以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战斗，这一时期的个性，又与胆汁质相类似；到了晚年，经历了许多忧患与挫折，对世界上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弊，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这又与粘液质极为相近。虽然因为身体的先天素质较差，没能达到“面自粹润”的程度，但是气质和精神境界的改变却有目共睹，所以也是卓有成效的，可见读书的确是改变精神气质的一个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