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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高以求是，心平以守节

“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平日必须于此二字认真体会，俾案无书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自有一种卓然自立之象。

——引自《曾国藩语录》

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绝大多数人总是希望将所有自己渴望的东西都占为己有，但最后却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们即便知道欲念的可怕，也无法避免。他们总是天真地以为，自己在不断地得到，却忘记了正在失去的。

作为朝廷命官，究竟应该怎样把握和衡量自己，应该选择金钱还是名声？还是依旧做着名利双收的白日梦，一步步沦为阶下囚？在曾国藩看来，金钱远不比名声来的重要。虽然钱财、名声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为官者宁要名留青史，也不要被阿堵物的铜臭熏臭。

曾国藩所率的湘军将领之中，也有面对金钱无法控制自己的人。他一旦发现犯了这样错误的人，就必定要严加惩处，他对有这样缺点的人，更是加以教导。曾国藩认为，一个军队是否纪律严明是由将领的所作所为决定的。如果将领贪财，克扣军饷，军心必定不齐，部队的战斗力也一定会下降，所以对于部队的整顿之道，应该惟“廉”是从。曾国藩曾告诫副将胡晖堂说：“廉，则于银钱出入，必毫无苟且，力戒扣平虚额诸弊，则勇心服矣。”

湘军中有一名猛将叫做蒋益澧，他是湖南湘乡人。最初加入湘军的时候，是王鑫的手下，王鑫战死后，罗泽南见他是个可塑之才，就让他追随自己，并收其为弟子。蒋益澧有一个毛病就是贪财，他经常为了积攒私财，克扣士兵的饷银。这件事后来被曾国藩知道了。曾国藩并没有因为他是罗泽南的弟子就高抬贵手，而是依然严办。受罚后的他，最开始并不明白。罗泽南战死后，蒋益澧回归乡里，直到次年受骆秉章之召，才重新出山。在乡里的一年中，他仔细反思了自己，重出后就一改陋习，和将士同甘共苦。明白了自己缺点的他，最后官至广东巡抚、闽浙总督。

而湘军中著名将领鲍超，则因为不听曾国藩的劝诫，最后引起将士的不满。

1853 年鲍超初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因作战骁勇、用兵得当，升迁极快。他所率领的“霆军”，虽仅数千人，却所向披靡，鲜打败仗。曾国藩多次称许，号召全军打仗要学“霆军”，对鲍超更是赏识有加。但是这个人有一个不可取之处，就是贪。其次，就是极易骄傲自满。曾国藩在他每每立下战功之时，都在一旁提醒：“贵镇懋著战功，渥邀异数。恩愈隆则责愈重，益当以‘谦’字自持，以‘廉’字自惕。谦则不骄，廉则足以服众。福泽勋名，更未有量。”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立下显赫的战功之时，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更应该要用自谦和廉洁来自我警惕，戒骄戒躁。

曾国藩更是写道：“贵军门近日叠受渥恩，尤当竭诚图报。第一戒个‘骄’字。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占些恩泽，则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但立名扬万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贵军门当牢记！牢记！”

曾国藩之所以给鲍超写这段话，就是希望后者能够明智。既然蒙受了圣上的恩泽，就应当竭诚报国。首先就是要戒骄傲。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存有骄傲，此人做营官，必然恃才傲物；做小兵，必然懒惰，打仗不尽心尽力。其次，当上司的要廉洁，不能怕穷。要经常让土兵们沾点便宜，得些银子，这样他们就能心悦诚服地跟随你。不可以处处精打细算，这样会落人话柄。得了功名就不要想着得钱，名利双收是不可能的，要扬名立万才是正当的想法，此乃金玉良言。

虽然曾国藩再三对鲍超叮咛。可惜的是，这一代名将虽对敌有功，却无法战胜自己。太平军灭亡后，“霆军”被解散。不久，在福建发生了哗变，数千士兵群起索饷，一时间舆论沸腾，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在湘军作战期间立下赫赫战功的鲍超却没得到重用，只得了一个轻车都尉的世职。

为官者凭借什么可以名垂青史？有人说是才华，有人说是心机。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廉洁。世上最让人称赞的就是清官。即便你没有治世之才，但是你为官清廉，也照样深受世人青睐。为官者即掌权者，有权的人，最容易获得的就是钱财。所以在名与利的较量中，名声好的人更胜一筹。曾国藩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教导其子说：“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但是古往今来能够做到不追名逐利的人寥寥无几，欲望之泉总是让人甘之若饴，无法摆脱。如果想摆脱欲望之牢，就要做一个简朴之人。一个不贪图奢华生活的人，可以轻易避免“腐败”腐蚀心灵。生活上的腐败是小事，内心的腐败则是大事。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智者。

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他，获此殊荣本也是当之无愧的，可钱学森却多次坚拒。他说：“导弹是大家研制出来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研制出来的，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所以不希望新闻界这样宣传我。”许多人想去采访他，写他的传记、报告文学，都被他谢绝了。就是偶尔见到一两篇颂扬他的文章，他也马上给作者和报社打招呼“到此为止”。

钱老不仅淡泊荣誉，而且还淡泊物质利益。单位要给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 万港元的巨额资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就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至于题词留念，为人写序，参加鉴定会，出席开幕式、剪彩仪式，出国考察，兼任名誉顾问、名誉教授这些可以名利双收，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更是一概推辞。这样做，一是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二是他要静下心来，争分夺秒，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专心工作。这才是他的人生乐趣所在，也是他毕生的不懈追求。

然而，钱老又并非是一个全然恬淡、与世无争的世外隐士，他更有着强烈赤诚、义无反顾的爱国热情。

为了回国参加祖国的科学建设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生活待遇，放弃了他在国外科技界正如日中天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头衔，冲破了美国反动势力的种种迫害和打击，经过5 年的不屈抗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后，他又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志高以求是，心平以守节。”名、利、权、势，都当它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得意淡然，失意泰然。世人多困于名利之争，其实也不过尔尔。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都随时间的流逝化作尘土。铭刻在人心里面的，往往是那些洒脱无所求的人。 WZX8BsXVJKIF23Qg3ariVahIzbgu2YEXjHlHD5ZwbD5wzJ9KOYWfJoQta3anLf3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