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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引自《曾国藩语录》
在官场中与他人交往，不能不顾大局，不能争一时之气，否则将会遗患无穷。凡事以大局为重，忍受一时之气，必然求得圆满。曾国藩在初出茅庐时，权势比他大的人多如牛毛，面对这些人，曾国藩总是忍让，顾全大局。
曾国藩当年在湖南创办团练时，受到湖南巡抚的种种牵制。骆秉章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只能委曲求全。
在《中国通史》中有记载：
咸丰三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军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不肯善罢甘休，鸣号列队，准备攻击曾国藩的湘勇兵营。曾国藩听说后大为恼火，决定杀一两个绿营兵，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于是，他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此举惹恼了鲍提督。鲍提督故意将肇事者捆了送至曾国藩的住处，让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亲自处置。这么一来，绿营兵不干了，他们纷纷冲进曾国藩的住所，打伤曾国藩的护卫，就连曾国藩也惨遭毒打，差点儿一命呜呼。
曾国藩无计可施，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秉章一直都对曾国藩不满，他认为曾国藩不是官吏却办起团练，拥有军队，不合情理。所以，他一直隔岸观火，不出来调解，就是想让曾国藩受到教训。
曾国藩向骆秉章求救，他非但没有安慰曾国藩、严惩肇事者，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流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曾国藩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苎因故离开，骆秉章就趁机拉拢，准备拆曾国藩的后台。面对骆秉章一次次的挑衅，曾国藩采取了顺从的态度，没有计较，没有公然相抗，反而对骆秉章毕恭毕敬，有事情还是去向他求教。
在官场上，如果学不会隐忍，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就会在复杂的斗争中失去一切。欲成人所不能成，必先忍人所不能忍。忍是一种智慧。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成就大事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别人的诘难与为难，如果逞匹夫之勇，只能是以卵击石，最多就是玉石俱焚；如果忍过一口气，韬光养晦，则能有机会成为人上之人。曾国藩就是靠着隐忍的智慧，顾全大局，保全全局，一次次地渡过难关。
官场上为了各自利益你争我夺是很普遍的现象，没有忍让的意识，不能忍耐，就很容易导致破坏大局。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不仅有来自朝廷和满族贵冑的压迫，还有来自湘军内部的利益争夺。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总是能够看清形势，以大局为重，放弃局部利益，以换得整体的不动摇。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与太平军进行鏖战，清政府内部的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曾国藩的最大障碍。面对清廷所给予的屈辱和打击，曾国藩不得不一再退让，息事宁人，以保全大局。
咸丰八年（1858 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赴江西率领湘军作战。而这时，各种利益的冲突开始凸现，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经常被各地的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在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偏偏祸不单行，从安徽传来败讯，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所部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6000 多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朝廷的诏令朝令夕改，令曾国藩无所适从。他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没过不久又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当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自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疲于奔命。曾国藩心里清楚，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不足以和朝廷抗衡，只能委曲求全，遵照朝廷的旨意行事，否则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不只朝廷给曾国藩施加压力，就是曾国藩亲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利益面前也是不肯相让，咄咄逼人。曾国藩为了对付太平军，只能忍让，以保全大局。
咸丰五年（1855 年），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他便投靠湘军，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来，沈葆桢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清廷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 年），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率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以便解决湘军军饷之难，避免当年与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再次发生。
在大局面前，忍让是非常必要的，只要保住大局，日后自然会有翻身的机会。如果为了一时之争，破坏大局，则会授人以隙，断送自己的前程。曾国藩若不是顾全大局，哪里会有日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