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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引自《挺经》第六卷刚柔
曾国藩波澜壮阔的一生，随着经历见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曾国藩早年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推崇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点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可以说是一种“内圣”的功夫。他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曾国藩还充分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诲，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赂，则贯穿于他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军声势浩大难以控制时，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存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表现在“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军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猜忌。
如果我们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的时期；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仕途坎坷；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曾国藩历来不喜浮滑、圆滑，因为“滑”得过分，就会由小滑而大滑，进而趋于奸猾。这不仅是道德的堕落、人格的迷失，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换一角度看，古今大奸大滑之人，得善终者寥寥无几，足见奸猾是败身取祸之道。
“滑”本不是曾国藩的性格，只是由于身在官场办事所需，不得不“滑”。根本上说，曾国藩不是喜欢“滑”的。他自律很严，不到不得已时，基本都采取诚信、拙实的措施。他用人时更以朴实为本，不喜用浮滑之人。
彭大寿是李元度的部将，久经官场，为人圆滑。李元度没有心机，未加注意，便委以重用。曾国藩告诫李无度说，此人阅历深透，颇近于滑，不应信任。后来曾国藩又批评部将柳寿田，说他“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对于露出“滑”的苗头的将领，他不失时机地加以训诫，甚至参革。曾国藩认为，军中将领浮滑，非常危险。他给姚体备的信中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历朝历代像秦桧、贾似道这样的奸臣，虽然在世时能够采取欺瞒哄骗的手段蒙骗君王，压制同僚，但其阴谋最终还是被世人发现，结果成为千古的罪人。这就告诉世人一个道理：做事要分清事物对象，如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也一味采取“圆滑”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必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
继秦桧、贾似道之后，像明朝的严嵩，清代的和坤，由滑而奸，成为国家蛀虫，虽一时得势，终归身败名裂。这些人绝非生来就是奸猾之人，多仗着聪明，由小滑而大滑，由滑而奸，一步步走向不归之路的。由此可见，“滑”字不可常用。曾国藩在不得已时才偶尔为之，主要还在于其本诚信之心，加以约制，这才没有走上述诸人的道路。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后，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到处是敌人，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明白，所以自己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为人处世，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