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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引自《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历来疾恶如仇，行事鲁莽。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不久，就向朝廷写了一封指责湖广总督官文的信，在其中罗列了一大堆官文的罪状。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深为九弟的莽撞而痛心，但出于保护弟弟的自尊心，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他认为官文虽有过错，但也不像弟弟所说的那么严重，何况官文身为满人，是朝廷的亲信，如此一参，也会让朝廷难堪。
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只能从自家人的工作做起。于是，曾国藩反复给九弟讲“明”与“强”的道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能够担当大事的人，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强”字固然重要，但必须以明智为前提。个有智慧的人是不会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的，结合“智”的强才是真的强，否则就是瞎闹。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还很容易把自己绊倒。
曾国藩说的“柔必强”，也是在告诫弟弟不要一味蛮干逞强，而是要学以柔克刚的智慧，以四两来拨千斤，事半功倍。身教胜于言传，曾国藩不仅这样说，他还一直这样做。他将以柔克刚的方法一直运用于用兵打仗之中，融汇于待人接物之时。
最开始时，湘军不知摸透安营扎寨的要领，被太平军一再打败。后来曾国藩吸取了古代兵法的教训：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然后他依次改变了作战方案，此后不再进行蛮攻，而是安营扎寨，坚守要地。既然是太平军必然要争夺的地方，他们就一定会来进攻，那时湘军还是坚守原地不和他们作战，等到他们筋疲力尽了再一举出动，这样打赢的把握就很大了。
古人的智慧是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不可小觑，曾国藩留下的许多智慧宝典都是在古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得来的。他的成功同懂得以柔克刚之法是分不开的。就在曾国藩之前，明朝有个兵部尚书叫乔宇，他也懂得以巧妙之法制敌。在《明史》当中记载着乔宇这样一则事件：
有一次，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提督江彬随行护驾。江彬素有谋反之心，他率领的将士都是西北地区的壮汉，虎背熊腰，力大如牛。兵部尚书乔宇看出他想图谋不轨，便从江南挑选了一百多个矮小精悍的武林高手随行。
乔宇和江彬相约，让这批江南拳师与西北壮汉比武。江彬从京都南下，原本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因手下与江南拳师较量，屡战屡败，气焰顿时消减，蓄谋篡位的企图也打了折扣。乔宇所用的就是以柔克刚的策略。
乔宇并没有和江彬直接面对面，硬碰硬，而是敲山震虎，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把江彬的谋反之心给浇灭了。乔宇的克敌方法和曾国藩后来总结的战斗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旁敲侧击，曲线经营也可以取胜，何必你死我活，针锋相对呢？
其实人们常说的“智勇双全”中，“智”就接近于“明”，“勇”则接近于“强”，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中，项羽就是因为缺乏“明智”的头脑，才会最终败给了刘邦。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背关怀楚，就是说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其二是放逐并杀害义帝，因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三是动辄以武力相向，而不学古代圣君以德感人。由于项羽尚力不尚德，欠缺明智的思考，所以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但“明”并不非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曾国藩之前说过：“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一个‘明’字。故‘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
只要我们平日细心地从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学习领会，做个生活的有心人，渐渐地就会明白何为“明”了。就像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写的那样：“初极狭，才通人，复行六七步，豁然开朗。”
我们做事要学会曾国藩的“明”、“强”二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懂得理性的思考，不以力量上的强大来赢得尊重，要尽量用柔的一面去对待别人的咄咄逼人，这样才能在将来胜任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