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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韦军之调法，侍专学“滑字诀”，盖无好主意，滑乎其不得不滑也。
——引自《曾国藩的做人三十六字诀》
“滑”字既有贬义，也含有积极的含义。危急之际，它可以缓和矛盾、化解危机，是办事时一种有效的润滑剂。但误解其意者往往由此走上歧路。历代由滑而奸者，几乎无人不身败名裂，实在可叹可怖。
“滑”本意是指路面光滑、滑溜，难以站稳的意思，但引申之后则有搪塞、敷衍、瞒哄之意，也就是以“圆滑”的方式进行搪塞、敷衍或瞒哄，将事情应付或蒙混过去。
明代人吕坤在《呻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迷人之迷，其觉也易；明人之迷，其觉也难。”意思是说糊涂人虽然不大明白事理，但是只要经过开导，就可以使他们恍然大悟，因此比较容易；而那些明白人一旦犯起糊涂来，要使他们清醒过来，就很难了。
仔细琢磨，此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糊涂人比较谦虚，对他人不存在成见，因此更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帮助，从而明白一些事理；而聪明人却不同，常常固执己见，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一旦误入歧途，那就只能是迷上加迷了。因此，与其做那种固执己见的明白人，还不如做那种能够接受别人建议和帮助的糊涂人。
在为人处事方面，我们有时候就不妨采取这种“难得糊涂”的“滑字诀”策略。这里的“滑”即只做表面上的敷衍，而不做认真应对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敷衍的手段是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
曾国藩一直信奉程朱理学，对“滑”字本来是十分反感的，在他的多处言谈中，都对浮滑之人表示不满。在一般人眼里，“滑”字是贬义的。但如果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考虑，“滑”字并非一无是处，在特定条件下，它反而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曾国藩的传世文献中，只有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谈到“滑”的重要作用，并总结出一“滑字诀”。
很少有人说曾国藩为人圆滑，他自己也自诩为拙实诚信之人，极少有圆滑的表现。但他在办事过程中，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他与胡林翼所谈的萧、韦二军的调动之失，是不得不滑，可算一例。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办团练时，镇压起事群众。当时在益阳发生了一姓马之人造反一案，此人已被官府杀死，他的许多亲友也遭到株连，四处逃匿。后来曾国藩亲自密访调查，发现纯属冤案。关于善后处理一事，他专门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了封信，提出建议。他说：“益阳马案，弟明查密访，实为冤狱，前此本未入奏，公亦不必故为掀簸，博平反之名，而无当于事理。但使各捕稍弛，渠家三十余口不必逃匿，亲信数十家不更株累，亦一办法。”
可以说这事做得不太光明，而且也不公平。本属冤狱，却不平反，令人愤慨。但曾国藩考虑得更多。因为此时他只是在籍侍郎，并无实权，也不宜过多干预地方事务。此案为地方官府所办，一旦平反，曾国藩的名声是大了，但地方官就难堪了，可能会加剧双方矛盾。同时，曾国藩主持团练后，奉行高压政策，残酷镇压，形成了一种恐怖气氛。一旦平反，官府的威信会大大降低，人心不服，也就达不到镇压的效果了。所以曾国藩主张在此事上可以“滑”一下。既不平反，也不追究其他人的罪过，不了了之。
上述事件曾国藩的做法不太光明，也不足为训。这是由于他初涉地方事务，还不如后来老练。以后做事，曾国藩主张不留痕迹。
同治六年(1867)，曾国荃因参劾湖广总督官文而招来满城风雨，寝食难安。偏偏此时，曾国荃的湖北巡抚衙门失了火。曾国荃疑心是哥老会或仇家干的，恼羞成怒，急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劝说道：“失火之事，只可说成是打杂人不慎造成，不可张扬是会党或仇家所为。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传播得以为快。惟处处泰然，行所无事。”在曾国藩劝说下，曾国荃才稳定心神，未大肆宣扬，此事也就过去了。
后来曾国藩的办事风格，已不是一个“滑”字所能概括的。他以“浑”“圆”“谦”“退”等字诀处世，由滑而圆，逐渐不留痕迹，手段又较之前高妙多了。在曾国藩的“滑字诀”中，“滑”字除了上面的几种引申义之外，更含有“融通”“变通”“机变”之意。在没有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前，可以暂时采取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使之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权宜之计”。曾国藩在为官之初，正直敢言，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他的几篇谏疏为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名声。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同治时期的大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变得肆无忌惮，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以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避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因此事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在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明知不对，也是少说为佳。这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外，恐怕与曾国藩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上却是一生三变。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是以儒家为，以百家为用。
在给其弟曾国荃的函中，曾国藩提到自己的“机权”之术，并对此感到后悔，决心更改。他在函中说道：“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谓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在这封信函中，曾国藩讲到了权宜机变，承认这是自己在仕途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如军事领域中，这种融通、变通和机变湿得尤为重要。
谋略的运用讲究变通，最忌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在军事领域中更是应该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的著名军事家都非常强调“随时变通，不可执一”，主张灵活运用军事理论。例如孙子就说过，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只有根据敌情变化而随机应变，才能用兵如神。
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赵国任用只知道死记军事教条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结果40 万赵军被秦军击败活埋，赵国从此再也没有力量抵抗秦国的进攻了。
而在楚汉战争之际，汉王刘邦派大将韩信伐赵。韩信不依常法，将1 万军队安扎在河边，使其无路可退。当赵军大举进攻时，这些汉军无不奋勇死战，结果赵军不胜，准备退回城内，但城已被汉军占领，赵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汉军借此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当诸将向韩信祝贺时，问韩信道：“兵法云：‘右背山陵，前左水泽。’现在您竟然将军队驻在河边，而且获胜，这是什么道理？”韩信回答道：“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的军队是由那些市井之徒组合而成，根据形势一定要将他们置之死地，使他们每个人都为了活命而奋勇作战。如果将他们驻扎在有退路的地方，他们一定会全部夺路而逃。那时又怎么能够驱使他们作战呢？”
赵括和韩信二人虽不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却都熟读兵法，但他们领军打仗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全军覆没，一个大获全胜，这就是能否灵活变通所致。赵括只知道照搬兵法而不知变通，结果丢了性命；而韩信却能将兵法活学活用，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简而言之，“滑字诀”在某些社交场合我们若能巧妙运用，以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方式，巧妙、机智地应对问题，就可以化解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可以化险为夷，使人们摆脱困境。
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汉武帝的宠臣、太中大夫东方朔，经常以其机智善辩应对汉武帝，使自己从危机中安然脱身。
有一次东方朔陪汉武帝游玩上林苑，汉武帝看到苑中有一棵树，就问东方朔：“此树叫什么名字？”“叫善哉！”东方朔随口答道。汉武帝很惊奇，暗中叫人将这棵树做了一个记号，并记下了东方朔说的树名。
几年后，汉武帝又让东方朔陪同自己去游上林苑。当到了上次那棵树前面时，汉武帝又问东方朔：“此树叫什么名字？”“叫瞿所！”东方朔又随口说道。汉武帝听了，脸色一沉，呵斥东方朔说：“你竟敢欺君？上次你说它叫善哉，这次却又说它叫瞿所。为什么同一棵树，却有两个名字？”
东方朔听了，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陛下，这棵树就好比马和鸡等动物。马长大之后我们才叫它马，但是它小的时候我们却称之为驹；鸡也是一样，大的时候我们才叫它鸡，而小的时候我们叫它雏；牛只有在长大之后我们才叫它牛，而它小的时候我们叫它犊。同样，人在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婴儿，到老了之后又称之为老人。这棵树也有一个成长过程，我以前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汉武帝明知东方朔是在诡辩，但是因为对他的灵活机智和善变多谋非常欣赏，也就没有再追究下去，反而给了东方朔奖赏。东方朔又一次凭着自己的机变之术躲过了杀身之祸。
古人如此，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我们来说，“滑”字更是显得十分必要：越是表面看起来毫无圭角，愚蠢至极，仿如庸才之人，实则他们的才华绝非普通人可比；好像都是胸无大志，其实是颇有雄才大略，不愿久居人下者。他们之所以不露声色，是因为他们知道对手强大、猎物不易取，而自己所处的境地并不利，且时机还不成熟，所以采用“滑字诀”扰乱对方的视听，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以求在斗争中一举制敌。
在如今的激烈生存环境中，人们总会为了生存下来而面对一些难以抵挡的对手。只有懂得隐藏自身实力，等待时机，才能在最后的搏击中，攻对手于不备，获得胜利，到达成功的胜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