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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奋造就天才

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宇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引自《挺经》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尚书》中也说“业广惟勤”,勤奋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听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名门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三日,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后,曾国藩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把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曾国藩甚至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如果勤奋,一切无不可为,反之则不仅一事无成,还将引灾致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简洁的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四句话干练精辟,也是他自己一生勤奋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普通农家,在他之前曾氏近百年未出现高官显宦,如曾国藩所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曾国藩认为自己天资非绝顶聪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绩,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的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成我们们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我们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而后天形成的。人们常说“勤能补拙”,“天才出于勤奋”。曾国藩说,为官者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后天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显得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之始,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法,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属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之后,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如此繁重的职务,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的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 1840 年至 1871 年 32 年间,他共写了1459 封家书,约 110 万字。平均每年 73 封,最多的一年是 1861 年,共 235 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多数倍不止,只是由于战乱流离,损失太多罢了。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之后,他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 100 多万字。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做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所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本着上述的原则,曾国藩可谓劳顿一生,以“勤”字伴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九日,在日记中他自责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追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前、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曾国藩办事十分勤奋,这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1869 年初,他进京见陛下,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 40191 起;从同治八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 24 个月,又结案 90155 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 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 120 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督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敝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我们可以看出,“勤”字是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其实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告诫部下时曾国藩最常用的就是“勤”字,他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则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少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曾国藩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刻刻督教,是口勤;处处察看,是脚勤;事事体恤,是心勤。有此三勤,自能与弁兵联络一气。这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归纳总结。综观曾国藩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导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汝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对曾国藩更加佩服。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事必躬亲,能做到“五到”“三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有顽强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以曾国藩之善于养生,仅仅活了 60 多岁,与他一生操劳不无关系。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 4I5WP44xfPOyIEVXhC6TpTGhs4WWWARd0IqyfhevHkcQ3D389pxWnc3I9zMviy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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