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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宇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引自《挺经》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尚书》中也说“业广惟勤”，勤奋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听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名门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说：“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十三日，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后，曾国藩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把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曾国藩甚至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如果勤奋，一切无不可为，反之则不仅一事无成，还将引灾致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简洁的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四句话干练精辟，也是他自己一生勤奋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普通农家，在他之前曾氏近百年未出现高官显宦，如曾国藩所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曾国藩认为自己天资非绝顶聪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绩，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的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成我们们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我们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而后天形成的。人们常说“勤能补拙”，“天才出于勤奋”。曾国藩说，为官者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后天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显得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之始，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法，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属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之后，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如此繁重的职务，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的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 1840 年至 1871 年 32 年间，他共写了1459 封家书，约 110 万字。平均每年 73 封，最多的一年是 1861 年，共 235 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多数倍不止，只是由于战乱流离，损失太多罢了。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之后，他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 100 多万字。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做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所以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本着上述的原则，曾国藩可谓劳顿一生，以“勤”字伴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九日，在日记中他自责道：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追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前、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曾国藩办事十分勤奋，这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1869 年初，他进京见陛下，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 40191 起；从同治八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 24 个月，又结案 90155 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 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 120 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督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敝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我们可以看出，“勤”字是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其实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告诫部下时曾国藩最常用的就是“勤”字，他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则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少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曾国藩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刻刻督教，是口勤；处处察看，是脚勤；事事体恤，是心勤。有此三勤，自能与弁兵联络一气。这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归纳总结。综观曾国藩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导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汝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因此他对曾国藩更加佩服。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事必躬亲，能做到“五到”“三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有顽强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以曾国藩之善于养生，仅仅活了 60 多岁，与他一生操劳不无关系。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