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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引自《挺经。坚忍》
有人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功成名就的原因，就是深谙藏锋不露之道。藏锋不露，在曾国藩的智慧字典里就是一个“浑”字。“浑”字虽不能说是曾国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却是众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但曾国藩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字的妙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他才领悟到，若想成就一番事业，无论为人为己，为国为家，都应有技巧，“浑”字犹不可缺。
曾国藩由于从小受到家风的影响，生性刚硬倔强，这是一种性格优势，但也会带来消极后果。初入仕途，他本着为民请命、扭转危局的目的，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做法。
道光皇帝去世后，咸丰继位，他趁新皇帝求治心切的机会，连上四奏，极陈天下弊政，请求革旧立新。皇帝未予重视，他竟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差一点儿受到严惩。带兵以后，因无实权，为求办事速效，他又与地方官员发生了激烈矛盾，甚至他为清廷卖命的冲劲儿和惊人的能量也引起了皇帝的猜忌。最后的结果是，咸丰七年(1857)他被迫居家守丧。一年后，由于胡林翼的活动和推荐，他才得以再次出山。
经此挫折，曾国藩性格开始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也领悟了许多处世谋略。“悔字诀”就是在这期间悟出的。曾国藩也给予“浑”字极大的重视。
清人郑板桥曾经在家里题过“难得糊涂”四个字，还说“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更是难上加难”。聪明人多自以为聪明，往往乐于显露；而糊涂则要求人佯为不知。所谓的糊涂并非浑浑噩噩，而是隐藏聪明的策略，已经被人总结成了为人处世的智慧。曾国藩早年锋芒太露，为当权者所忌。曾国藩为咸丰帝所猜忌，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官员对咸丰帝说，“曾国藩不过一匹夫，一回乡举兵，应者云集，实在可怕”。再加上曾国藩气势逼人，激化了同其他官员的矛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过于显露自己都有坏处。
曾国藩自从被朝廷外放以后，深切感受到了“外吏之难，盖十倍于京辇”这句话的含义。经过几次挫折以后，他也学着糊涂了。
曾国潢脾气不是很好，他读书不如曾国华、曾国荃勤奋，学问基础也稍差。加上他惹事比办事多，曾国藩认为他不适合从军从政，便将他打发回家去了。曾国潢本想借兄长带兵之机捞个一官半职的，却被赶了回来，心中不服气。他在家主持家务、照顾老人、教育后辈，但也时常借兄长之势到处出头露面，甚至带人捉拿起义百姓，送交官府杀掉。曾国藩多次告诫他，“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让他少管地方上的事务。经多次告诫，曾国潢有所收敛，后来也未从过军，一直在当曾家的大家长，倒也井井有条。
经过咸丰年间数年的反省，曾国藩对“浑字诀”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不仅力纠此前知而不能行的毛病，还将此作为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同时谆谆告诫部下，要学会用“浑”字处理难为之事。
李鸿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华横溢，见识高远。他刚投身到曾国藩幕中时，曾国藩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百般刁难。曾国藩曾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后来李鸿章留下充当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许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赏识，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应当改正。所以他给李鸿章写了几封信，都说及此事。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正，曾国藩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练兵，独当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时写信教导。
曾国藩逐渐学会从“浑”字上看出一个人发展的潜力。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逃到热河，留恭亲王奕诉处理与洋人的关系。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是如此评价：“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惬人意。”
恭亲王是当时满人中最有见识的人物之一，他与慈禧联合发动了政变，执掌了朝政。但因他聪明太露，为群臣所忌，更为慈禧所忌，几年之后，就被撤去一切职务，居家养闲了。曾国藩此信写于三年之前，见识不可谓不明。
“浑”不是让人一味的含而不露。一个人的才能如果不显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你的才华，那恐怕只能浪费了。问题是要把握时机，知道什么时候显露，显露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因情况而异。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一般情况下不要露，也不能一次将一切和盘托出、露出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