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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引自《曾国藩文集》
在我们一般人眼中，“忠”与“愚忠”是同样的意思。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使我们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让我们交到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径，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古往今来，又有谁会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自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曾玉屏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卧床不起，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没有半点怨言。正是这种家学渊源的基础，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特别强调以孝悌为本，这也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杜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成员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牺牲个人权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最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
曾国藩在家庭中极力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所治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入则孝”“出则忠”，是当时社会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规范，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紧逼。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依靠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的曾国藩，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曾国藩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当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众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六日，曾国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在家书中恭贺弟弟的同时，告诫他“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他在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信中说：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嫉鬼瞰，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夕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
曾国藩在其一生中始终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发现和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这其中，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劳累过度。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而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势力不断扩大，成为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曾国藩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曾氏兄弟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的湘军秘闻：
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 11 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回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送上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二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来到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当时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想法，这可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等都属于劝进派。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送过一张小纸条，悄悄放在曾国藩的桌几上，上边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冀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韵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口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曾国藩不敢乘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的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称帝的事，尤能反映其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