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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
——引自《曾国藩嘉言。修身篇》
没有哪一个领导者会喜欢不忠之人，不管是士兵之于将帅，还是群臣之于皇帝，不忠是最不能饶恕的品质缺陷。曾国藩是汉人，虽然朝廷在他位高权重之时一直保持警惕，对他怀有疑心，但是他以自己的忠诚赢得了朝廷信任，也就获得了平安。
曾国藩踏入仕途时，整个官场已经是暮气沉沉了。咸丰皇帝登基后，下诏求言，对很多官员来说这不过是个过场戏。但是年轻气盛、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曾国藩认为，这是革除官场积习的大好时机，于是他接连上了几个奏折，但是并无实际成效。曾国藩认为自己的一番肺腑之言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更是愤懑，于是又上了奏折，这次批评的对象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
第一条是“敬慎”，皇帝只注意细枝末节，而不顾国家大事，没有全局远大的目光，如此一来臣下也就随之着眼于琐碎之处了；第二条是“好古”，皇帝钟情典籍、读书习字，本是好事，但也会流于附庸风雅，而且不重视别人的新见解；第三条是“广大”，皇帝知识渊博，见识超远，但是若不学习就会容易刚愎自用，不听旁人之言。
这份奏折措辞激烈，曾国藩自己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他认为自己的忠心日月可鉴，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咸丰皇帝看了之后果然大怒，立刻召来军机大臣，要将曾国藩严惩不贷。曾国藩会试时的房师季芝昌恰好正在旁边，为他求情说“这是臣的门生，向来愚戆，请皇上宽恕。”尚书祁隽藻也一同叩头求情。咸丰皇帝毕竟不是一个昏君，再次阅读之后，也看出了曾国藩的一片忠心，后来不仅对他“优诏褒答”，还说“敢言必能负重”。
明白事理、懂得厉害关系的领导者，知道唯有像曾国藩那样忠心耿耿的大臣，才是真正在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因此能够信任地把关系重大的事情交给他去负责；而那些以谄媚之道待主的人，只能够得一时之欢心，而且聪明的领导者就算情感上喜欢，也未必会把重要之事交由他们处理。
曾国藩给皇帝的第一印象就是绝对的忠心。如果皇帝能够放心，那么他就可以去做事了，一展宏图也是指日可待。试想，一个人纵然才华盖世，但是如果不为朝廷信任的话，又怎能得到重视呢？而且恐怕才气越高，猜忌越盛。曾国藩的这一步，为他日后的成功作了良好的铺垫。
明朝有以骂皇帝出名的清官海瑞，他以死上书，批评嘉靖整日迷于道术，不理朝政。嘉靖虽怒，但是也知道他是个忠诚之人，只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将他投入了监狱，嘉靖死后方才出狱。海瑞的此举为自己赢得了民间和朝廷的敬仰，此后一再受到重用。
曾国藩和海瑞一样，都以对家国负责为忠，所以才敢一再上疏。在此后的仕途中，曾国藩也是以自己的忠心，一次次化解了清廷的怀疑，尽忠报国，最后达到了事业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