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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
——引自《曾国藩家书》
圆滑与真挚在曾国藩身上可以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确实让人颇费思量。他在处世为官上可说滑出了水平，在对待朋友上却又是至诚相待。他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的交往都体现了他交友的最高原则。
道光二十四年(1844)，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弟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授业，非常高兴。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在《致诸弟》信中曾国藩说：“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罗泽南）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门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仙（刘蓉）、欧晓岑（欧阳小岑）所推服，有杨生（杨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在给其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说：“罗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
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占领建昌府，至此，太平军占领了江西八府五十多个州县，把西征军事推向了另一个高峰。这时，曾国藩在南昌日坐危城，不断派人到湖南、湖北向骆秉章、胡林翼告急求援。如果这时翼王石达开不是奉命急于回师天京参加击破江南大营的军事斗争，完全有可能攻破南昌，活捉曾国藩。
罗泽南在武昌外围，深知曾国藩的处境愈来愈危险，也欲及早攻陷武昌，以便湘军水陆两师得以东下，与曾国藩会师。于是，罗泽南心急如焚，频频发令攻打太平军，但是，当时据守武昌的太平军却百计防御，越来越难攻打。
到了三月八日，武昌太平守军开始转入反攻，从望山门发出一支兵队大约三千人；另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八步街抄袭保安门外的胡林翼大营；还有一支约三四千人，则从正面进攻胡林翼军营。从武胜门、忠孝门冲出的约五千兵队则出击分居于小龟山、紫金山、双凤山的官军。又有一支太平军从鹰嘴角出击，直奔唐训方军营方向。此时，只有武昌城的宾阳门没有出兵。
然而，罗泽南有所不知，宾阳城门虽虚掩，寂然无声，但其门后却隐伏着精兵上万余人。
这时，罗泽南正驻军洪山，他得知武昌守军分路出击，便陆续派出李续宾、蒋益澧等分兵接战。乘各路鏖战不休时，罗泽南亲自督军从洪山出击。而此时，太平军却佯装败退，罗泽南乘“胜”穷追，直抵宾阳门，充满着攻占武昌的喜悦。刹那间，宾阳门忽然大开，数万的精兵拥出，直冲罗泽南的军队。此时的罗泽南军队退则无路，进则不能，陷入了太平军的夹击之中。
罗泽南不愧为身经百战、临危不乱的猛将，他策马躬拒，三退三进，太平军几经溃散。不幸的是，这时火枪打中他的左额，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战衣。但罗泽南仍然踞坐指挥。
四月初，罗泽南终于死于洪山军营。曾国藩在江西得到罗泽南的死讯后，不敢透露，害怕瓦解军心士气。
罗泽南死后，曾国藩悔恨万分，认为是自己五次写信督战，才至于此。两人结识早，又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并一起创制湘军，故交情很深。曾国藩常常怀念这位良师益友。据他在同治二年(1863)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记载：
“夜阅罗罗山（罗泽南）《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
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特意为他写了碑铭，称赞他为“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指罗泽南）弟子也”。
还有一位与曾国藩患难与共的朋友，此人就是刘蓉。刘蓉与曾国藩尽管后来天各一方，但书信往来不断，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早在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回籍，与刘蓉曾多次交谈。刘蓉对曾国藩之父及其儿媳贺氏的去世深表同情。他出于对这位老友的情谊和对曾纪泽的厚爱，竟主动将自己的闺女许给其继配儿媳。对此，曾国藩十分满意。
这样，与曾国藩订交最早、友谊最笃的刘蓉，又成了曾国藩的亲家。
后来，刘蓉被革职回籍后，曾国藩闻讯忧喜参半。他在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刘蓉）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大位者不幸中之万幸。”
曾国藩的挚友还有一位，就是郭嵩焘。
道光十五年(1835)，18 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后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然而，郭嵩焘正在考中举人、踌躇满志时，一同赴京会试的曾国藩高中第三十八名进士，而他却名落孙山。第二年，他再一次进京赴考，而且大有破釜沉舟之概，离别时对两弟说：“拭泪语两弟，守耕虑无烦，一顷或难谋，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忆，何为复走奔？穷年席不暖，欲挂声先吞！”可惜的是，他这一次又是不中。恰在这时，曾国藩因暑热难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病势“危剧，几不救”。作为好友，郭嵩焘虽然已一贫如洗，但还是四处奔波，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并亲自熬药护理。曾国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来。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郭嵩焘第三次赴京会试，再次住在好友曾国藩家中。当时，曾国藩正在文渊阁任职。对郭嵩焘的到来，他十分高兴，并作了一首诗《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诗中有“忆君别我东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达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对老友的同情。
为了会试，郭嵩焘与冯树堂（冯卓怀）在曾国藩的公馆共同制定了一个课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书十五页。”要求自己持之以恒。
四月八日，会试榜发，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会试恩科，他决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他的弟弟郭昆焘也从湖南抵北京赶考。四月十一日发榜，郭氏兄弟又双双落榜，只好返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从此跻身于上层社会。
在曾国藩的众多朋友中，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讲研《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曾国藩与刘蓉的交往可概以一个“挚”字，有真情，吐真言；与罗泽南的友谊在战场上历经了生与死的验证；与郭嵩焘更是有过生死至交的情谊。这些朋友在学问上是良师，私情上为益友，行军中为良谋，战斗中为股肱猛将。所以，曾国藩一生的丰功伟业，与这样一群具真才实学的朋友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交友就要交真朋友，即使他贫寒和落魄。只要有这样的朋友患难与共，人生就不会留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