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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便宜。
——引自《曾国藩语录》
明代出了名的谏臣杨继盛，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是这样写的：“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生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丟过。”这既是箴言，也是一味苦药，更是一个将死之人对人性的大悟彻悟，期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奥义。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深刻。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发卷所走各家，一半系余旧友，惟屡次扰人，心殊不安，我自从己亥年(1839)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自庚子(1840)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澄弟（曾国潢）在京年余，亦得略见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曾国藩认为，从前那些喜欢施恩于自己的人，都是另有所图的，无论银两多少，都不过是钓鱼的诱饵。将来万一自己做了总督或者学政时，就不得不回敬他们，然而这时的回敬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你施一报十也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 8 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
那些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容易出现两种毛病：一是容易骄傲，二是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做，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曾国藩就遇到过。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
还有一次，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他很震动，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我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间此心，尚觉无，隗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子不食言。”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二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不可以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身处官场的人，可能没有不同意曾国藩关于不占便宜的说法的，可能也曾有过这种亲身体会。虽然曾国藩有一种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
俗语说人情是笔债。若是你占了别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别人半分人情。而这人情是必须要有所回报的，这个回报就有可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危害自己的利益，到头来往往得不偿失！因此，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与人交际时就不能占人半点便宜，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这样才能做到无欲则刚，拒绝诱惑，头脑时刻清醒，保持住好的名声，而不会轻易失足。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曾国藩看透了其中的奥秘。正是依据“不占人半点便宜”的处世哲学，他才能做到无欲则刚，处处拒绝利的诱惑，而最终成为一代中兴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