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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采天下之善，矿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敬其有裨于吾，示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急论陈于前者，既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情也。
——引自《曾国藩语录》
在众多的朋友之中，诤友是最难能可贵的。诤友能够促使人们不断地进步。曾国藩身居高位，如果没有诤友不断地提醒他，也难免会得意忘形。曾国藩虚怀若谷，总是虚心地聆听朋友的建议，因此避免了很多的错误。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邵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率真、直截了当，锋芒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诤友不会整天给你戴高帽子，而是会不断地指出自己的朋友的不足，这对于自己的朋友的进步具有很大作用。在人生的路途中，如果没有诤友，人们就会多做很多错事，会多摔很多跟头。面对朋友的指责，曾国藩没有大发雷霆，而是虚心地接受。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有时，朋友的建议也不见得都是对的。面对朋友指出的错误意见，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对待，不能因为朋友提出错误的建议而将他划出朋友之列。在曾国藩的众多朋友之中，李鸿章算是一个真正的诤友。面对李鸿章的指责，曾国藩有时也会生气，但绝没有因此而疏远李鸿章。
咸丰十年（1860 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军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 3000 人，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10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即攻克傲州。李元度兵败后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后来，李元度回到祁门大营，不但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还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湖南。曾国藩对之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后来，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祁门，几经辗转波折，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有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曾国藩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这种诚恳对待朋友的态度，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他的朋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成功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曾国藩的朋友之中，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吴竹如。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自己平生的经历，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话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重若干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放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我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呢？这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曾国藩身份显赫，因此他的朋友很多，每天给他歌功颂德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他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被阿谀奉承之声熏得飘飘然，其重要的原因这一就是他的身边有很多诤友，他们在曾国藩飘飘然的时候会给他当头一棒，使他清醒过来。
诤友可遇而不可求，有了诤友，一定不能因为意气之争而抛弃，否则将会遗憾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