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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引自《曾国藩语录》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原则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仅因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还因为他不同于常人的文学成就。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同他善于通古博今分不开，更同他择友择师的观念分不开。这一点可从他的家信中略见一斑。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他的先辈曾参（约前 505——前435 年）排下来，他是第七十代。24 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28 岁及第，也只不过在翰林院谋了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这时的他位卑言轻，官运远未腾达，就连生活上也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求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而且还担心人走茶凉，怕饭碗没了。但曾国藩是个有心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这些都令他终生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
曾国藩从翰林院小小的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两年零两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级。当然，这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他在翰林七年中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提拔。这些对曾国藩之后的成功影响当然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乡，怎会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湘士人的领袖呢？
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不光与他不懈地钻研学问有关，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广交朋友，建立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次反省，自责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深深的了解，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生平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
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南宋朱熹著）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做了比较与论述，认为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他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谒唐鉴之前，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
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
曾国藩的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在他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感慨万千，在他给贺长龄的信中这样描述：“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宋代的理学家们，一直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说。这种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为让自己能成为理学大师，曾国藩严格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曾国藩的“修己”所用的真旨和方法，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土、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曾国藩同倭仁认识后，与其相处的时间比与唐鉴相处的时间还多。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一样，只是在谈内省时注重实践，而且比唐鉴更严格。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
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功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及时写。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了升华。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
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用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他也没有再请倭仁藏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是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备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论史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从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曾国藩的励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励志方法，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曾国藩认为：“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他告诫他的弟弟们择友需慎之又慎，因为一生的成败，都要看所结交的朋友贤与不贤，所以不能不慎、不可不慎。曾国藩认为何人可以为师呢？他所推崇的人是范仲淹、韩愈、司马迁、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曾国藩的大志由此可见。
曾国藩把自己考评过的那些认为学问、人品较好的人才推荐给各位弟弟。他对诸弟说：“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意思是说此等人千万不可为友，这些人虽贵为官宦，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人。
曾国藩认为，好学之友，愈多愈好，但无论与人为师为友，都要长存敬畏之心，因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产生轻慢别人的行为，而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或学到有益的东西。
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最终会成功还是失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沾一点儿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治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